男人出走時:是什麼讓他棄絕家中的軟玉與溫香? | 黎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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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子元,01哲學主編。主編文章總編集

 

警察在住家安裝竊聽器監控一個基進社運分子,防範他發動炸彈襲擊。隨後數日,每夜卻只聽見男人和兩個女人顛鸞倒鳳的聲響…… 

 

若松孝二的電影《現代好色傳:慾望的季節》(1969)、《性賊》(1970)、《天使的恍惚》(1972)都製作於上個世紀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初,正是日本社會運動邁向極端、即將步入衰退之際。這三部社運題材的電影除了都牽涉到炸彈與性,還有一個共通點:並沒有讓劇情在烽火連天的社運場景上發展,反而用鏡頭對準室內空間(欠缺製作預算?),聚焦社運青年的居家日常,描繪他們每日生活的細枝末節,從諸如吃喝拉撒到性行為,由此角度揭示社運青年與社會運動的重要問題。而「復歸政治化的日常性」、「重新探索生活方式」正是支撐一九六〇年代後期日本社會運動的核心思想。 

 

《現代好色傳:慾望的季節》原本很可能是一部日本昭和時代的「竊聽風雲」:在日本首相即將訪問美國前夕,兩個警察為了監控一位曾幕後策劃了美國大使館縱火案的社運分子,將竊聽器安裝到了他從運動隱退後匿藏的住家,只待他暴露出打算發動下一波襲擊的跡象便可立即逮捕,並有望藉此領獎升職。電影藉助這兩個警察的竊聽活動,出乎意料地將隱藏在千篇一律的居民樓裡,那些在日常空間中重復出現的慾望時段(季節,恆常、循環出現的時段)曝光於幕前。 

 

兩個警察將監控對象視為「難對付的傢伙」,小心謹慎地檢視竊聽器傳回來的每處聲響,生怕錯過了任何細節便無法解讀聲響當中隱藏的關於襲擊計劃的重要訊息。然而竊聽到的情況卻讓他們疑惑不解、難辨真假:監控對象「彥彌」(吉澤健飾演)和兩個女人美代子、千惠子居住在同一間狹小的公寓內,每天夜裡她們下班回家照顧男人吃飯,然後三人一起做愛,幫男人清潔,待男人欲求滿足便相擁入睡,第二天一早她們準備早餐、收拾床鋪,然後匆忙去上班,周而復始、日復一日。 

 

不是襲擊計劃,而是一男兩女在小公寓裡的日常生活成了警察思索的焦點。被女人們稱為「懶鬼」的男人待她們上班後終日無所事事:在家呼喊著「我們都會死的,所以要盡全力享樂」,哼唱著「我想放聲大哭,我想被一隻狗撞暈,我想被關進最近的監獄」,要麼看看漫畫,倒頭睡覺,要麼就到樓下公園稍坐片刻。待女人們回家,他便耍嘴皮子,說一個諧音食字的色情笑話,把手和腳伸到女人裙下摸索。而女人們不但甘願肩負生活的開銷,勤儉持家,更從餐桌到廁所全方位照顧他的生活,在情愛上毫不爭風吃醋,三人行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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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代子、千惠子和彥彌達成某種奇妙平衡的「三人之日常」究竟是如何變成可能的呢?親身經歷過反對現存制度的社會運動,年青人多少見證過大他者(律法)的無能,對於固有權威便不再無緣無故地乖乖臣服了。男人曾嚴肅地批評,夫妻結合的唯一原因就是為了免費性交,所以在他看來,符合道德的做法反而是不要婚姻,不要兩個人的性愛,那樣太正常太沒趣,要不然就徹底禁慾好了。而每當兩個女人提出想要孩子的時候,都被男人拒絕了。男人的剛愎與虛偽?在這個錯誤的時代,孩子都不應出生?三人逾越出一夫一妻、延綿子嗣等正統觀念的生活方式,是否能探索出新的性關係?上述問題大概可被歸入一九六〇年代後期日本「新左運動」所關切的問題中去吧。 

 

六〇年代後期日本社運之所以被稱為「新左運動」,它與此前左翼運動的主要區別在於,新左運動不再著力改變日本國家政策或政治制度,不再迷信議會政治或代議民主,而是關注經濟迅速成長下日益富裕的日常生活所帶來的種種問題,提倡通過個人身體力行的直接行動來促進社會變革,即力圖通過自我解放、自我反省而達成自我變革,以改變自我生活方式來實現改變社會的願景。為此,新左猛烈批判日本共產黨,不滿老左毫不反省自身的日常生活就貿然參與到社運動中,因而僅關心提升工資這樣的問題。 

 

新左運動的直接行動打破了社運的悶局,在自我變革與社會變革之間看到了關聯,探索一條由向外轉而向內的革命路徑。《天使的恍惚》中「十月」(同樣是由吉澤健飾演)的女性領導「秋」就是這樣看待運動路線的:只有不斷地自我歸正才能讓一個人去組織革命政黨,我不需要武裝火力,防衛好自己就是最好的進攻。然而,這種向內的變革路徑卻催生出「向內的暴力」,而向內的暴力既發生在個人內心,也發生在組織內部:一方面,個人不斷地自我批判產生了無休止的內心折磨與苦惱,另一方面,隨著對組織內同志的批判越發激烈而最終形成對同志的逼迫乃至殘害,就像赤軍在「淺間山莊事件」的所做所為那樣。 

 

新左運動試圖超越1960年安保鬥爭的局限,因而訴諸日常性變革與重新探索生活方式的思想,其實是企圖向外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後不得不轉向內在革命、自我革命,以尋求運動出路。而自我解放、自我反省以達成自我變革的方法論則是對毛主義「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概念挪用,不過這種挪用是抽象的或者說字面的挪用,而完全脫離了毛澤東提出這個概念時(1957年反右運動)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歷史條件。事實上一九六〇年代後期日本社會運動以自我變革實現社會變革的運動路線失敗告終。 

 

也許並非因為暴力,所以運動失敗了,反倒是因為運動和理想失敗了,才不得不暴力吧?緩解內心失落的暴力手段,除了炸彈,還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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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動」和「武裝革命」有待另作檢討,這裡集中思索的是,年青人採取不斷自我批判的方法,是否真的能促進自我變革?如果把自我變革視作一種主體化,即自主地對決定著自己命運的環境作出決定的進程,這種進程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完成的? 

 

首先要問,美代子、千惠子和彥彌的三人之日常是值得過的生活嗎?作為男人,說真的,對這樣的生活感到羨慕嗎?兩個警察在竊聽期間討論起如出一轍的居民樓裡的日常生活。年輕的警察對每日重複出現的性愛表示不解,年紀較大的那位則解釋道:「在這些墻的包圍下,性是他們唯一的樂趣,這樣的事情每晚都發生,如果你被困在這種地方,除了性交,真的沒什麼別的可做了」。也許彥彌每天左擁右抱,溫香軟玉,的確是很多男人的夢想。然而,對於一位曾經不惜拼命,使用暴力也要變革社會的青年而言,循規蹈矩的居家日常,永無止境地沉湎淫逸,畢竟是將生命吸乾的無底洞。三人之日常,也許是男人的色慾天堂,卻成了革命者的無間地獄。 

 

彥彌自知是個沒有意義的人。是什麼讓他無法脫離這個無間地獄?也許這正是自我批判的結果?突然有一日,彥彌的舊日同志上門拜訪,原本的同志情誼卻在觸及核心問題時瞬間破裂。舊日同志希望彥彌能盡快復出,卻遭到彥彌以一番決絕的話語拒絕:「武裝部隊,別做夢了!革命反抗是一派胡言!我已經決定不再做白日夢。你們能得到什麼:疲勞、厭倦、空虛,還有被安全部門所憎恨,我已經厭倦了,根本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無法改變未來,我寧可和我的兩個女人住在這裡。」男人能說出這樣的話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徹底的自我批判,其結果恰恰是對以往社運經歷以及參與社運的自我的徹底否定。 

 

《現代好色傳:慾望的季節》雖然不是昭和時代的「竊聽風雲」,卻自有峰迴路轉、精彩絕倫之處。電影劇情完成了雙重翻轉。第一重翻轉發生在兩個警察身上:他們原以為成功定位了一位基進社運分子,有可能親手偵破一次炸彈襲擊,然而卻發覺這個人完全靠女人養活,不得不承認他只是一個徹底退出社運的自憐自艾者——警察自忖,無論他是不是嫌犯都已經打敗我們,真是白費功夫!第二重翻轉則發生在彥彌身上,大家原以為這個男人是社會運動的叛逃者,已經深陷無間地獄而絕沒有解脫的希望,然而就在電影的尾聲,男人突然裝備好炸彈,從美代子的家出走,在日本首相即將訪問美國前夕,一聲不響地來到機場,匯入人流,電影隨即以爆炸聲作結。 

 

彥彌在家裡遊手好閒,念叨著:我是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人,她們為何不放過我?他產生迅速復出、重操故技的念頭,大概是在馬桶上翻看報紙的時候。難道一個人成為主體,成為決定者,並不是在理性反省、自我批判的時候,而毋寧是在那些每日生活的細枝末節處,在自己尚不知覺的無意識慾望的推動下,在不可理喻的偶然機遇當中?如果要總結六〇年代日本新左運動的失敗,或許要歸結於運動的核心思想是一種推導出向內暴力的否定的哲學,它所欠缺的恰恰是一種肯定的、向外連結的、生產性的哲學,一種不同於黑格爾辯證法的思想與實踐的運動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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