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大屠殺時,為何不能僅視其為一樁孤立的歷史事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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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輝編按】在《罪與罰的彼岸》一書中,讓·埃默里談及了怨恨——這樣一種情感面向的是那些著急與歷史事件撇清關係、「理直氣壯地確認他們的無辜」的青年一代。

埃默里認為,集體罪責作為一種道德事件,是無法從自然的時間維度出發來審視的。這裡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是每一個個體的罪責行為構成了一個政體的罪行。那些「冷漠、惡毒、輕蔑、兇殘的大眾」,「謀殺和任由謀殺發生的人」,都需要為一個民族的整體罪責負責。

因此,「保留在怨恨的狀態中」有其必要性,它能夠喚起組成整個民族的每個個體對自我的懷疑和反思,繼而使一個民族敏感地延續下去。

沿著埃默里的思考路徑,我們可以反觀自身在對待一系列歷史事件時的態度——這些歷史事實並非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有著更為深層、寬泛的內在連續性。一個民族共同體是如何敘述和理解歷史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會通往怎樣的未來。

當我們談論大屠殺時,為何不能僅視其為一樁孤立的歷史事件(上)

 

文 | 讓·埃默里

譯 | 楊小剛

節選自《罪與罰的彼岸》

標題為編者所取

當我處於德國民眾之中時,每一刻都面對著成為大規模儀式性屠殺的受害者的危險,那時候我就不得不弄清楚,一方面是好夥伴的數量,另一方面是惡棍和麻木之人的數量。無論我願不願意,我都必須假定統計上的集體罪責,並背負起這一認知,在一個德國人否認集體罪責的世界和時代。

 

背負著這一集體罪責的,是我而不是他們。這個寬恕和遺忘的世界已經判決了我,而不是那些謀殺和任由謀殺發生的人。我和我的同伴們是夏洛克,對於大眾來說道德上要被譴責,為了一磅肉極盡壓榨。時代完成了它的作品,寂靜無聲。毀滅者一代、毒氣室工程師一代、每時每刻都簽字同意的一代、對他們的領袖盡責的野戰軍一代,帶著尊嚴老去了,而去控訴年輕人太無人性,依常理看也違反歷史事實。一個二十歲的學生,在風平浪靜的德國新民主時代長大,和他父親、祖父做的事有甚麼關係?只有變質了的《舊約》中那種野蠻的仇恨會想將重負壓在無罪的德國青年一代肩上。青年中的一部分,幸運的是並非全部,憑藉奠基於自然時間感的牢固根基上的良好權利意識提出抗議。在一份德國週報中我讀到一封來自巴塞爾,明顯出自青年之手的讀者來信,他能言善辯地表達出德國新一代對可惡的、任何一方面來說都不合時宜的仇恨者和滿懷怨恨者的惱怒。信中說道:「……畢竟我們很遺憾地一再聽到,我們的父輩殺死了六百萬猶太人。美國人用他們的炸彈殺死了多少無辜的婦孺?英國人在布林戰爭時又殺死了多少布林人?」這一抗議帶著一個自信不疑的人的道德主張沖到我們面前。少有人敢反駁他,敢指出把奧斯維辛和布林人集中營等同起來是錯誤的道德計算。因為整個世界都理解年輕的德國人對抱怨不停的仇恨先知們的憤怒,並堅定地站在未來所屬於的一邊。未來明顯是一個價值概念:明天會有甚麼比昨天曾經發生甚麼更有價值。自然的時間感就想要這樣。

德國正在面對新的反猶主義的問題。圖為2018年初親巴勒斯坦陣營在柏林的抗議示威活動。

當我問自己,我是不是把上一代人強加在我身上的東西記在德國青年身上,我發現答案並不那麼簡單。年青一代與個體的責任和由個體累積起來的集體罪責無關,這一點顯而易見。我必須,也願意給予他們信任,這信任屬於先前生活的人。人們最多只能向這些青年要求,不要像剛剛引用的那位來信者一樣那麼理直氣壯地要求確認他們的無辜。只要包括年輕和更幼小一代在內的德意志民族沒有決定完全擺脫歷史去生活——也沒有預兆顯示出,這個世界上具有最深刻歷史意識的民族共同體忽然會採取這樣的態度——只要這樣,它就必須擔負對那並非自己終結的十二年的責任。德國青年不能只依靠歌德、莫里克這些已成化石的自由先生,而把布倫克、威廉·沙弗和希姆萊排除在外。不是要在有著光榮民族傳統的地方對其不滿,而在民族傳統遺忘了自身的榮耀,要將空想出的、手無寸鐵的對手從人的共同體中剔除出去的地方將其否認。如果做德國人意味著做馬提阿斯·克勞迪烏斯的後代,那麼也就意味著,要把納粹党的御用詩人赫爾曼·克勞迪烏斯(Hermann Claudius)算在祖先牌位裡。湯瑪斯·曼寫《德國和德國人》(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時知道這一點:

 

「一個德國出身的精神個體不可能去解釋:我是穿著白衣的善良、公正、高貴的德意志……我對您說的關於德國的東西裡沒有甚麼來自陌生的、冰冷的、未曾聽聞的知識,這些東西就在我自身中,我在我自己的身體裡經歷了一切。」

 

 

湯瑪斯·曼(Thomas Mann),德國作家,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我引用的文集的版本叫作「現代作家學生版」。我不知道湯瑪斯·曼的文章是不是真的在德國學校裡被閱讀,老師們又如何評論。我只能希望,與湯瑪斯·曼的聯繫對於德國青年來說不會太過沉重,青年中的多數不會有上面提到的那位來信者的憤怒。一再重複的是:屬於德國歷史和德國傳統的還有希特拉和他的所作所為。

 

如果我繼續述說受害者的怨恨的話,就要轉入德國歷史和德國歷史性的問題領域。不過我也有義務明確它客觀上的任務是甚麼。也許這只是個人淨化的需要,但我希望,我的怨恨是對敵視道德、自然的時間蔓延的抗議,在怨恨中我實際上提出的是時間倒轉的、荒謬卻人道的要求—而我想,我的怨恨也能發揮一種歷史功能。倘若它能完成我賦予它的這一任務,它也許就會作為世界的道德進步的一個歷史階段,彌補失敗了的德國革命。這一要求和想要不可倒轉的過程倒轉的個人訴求一樣荒謬,但也一樣道德。

 

要解釋和簡化我所說的這些,就必須聯繫我已經提過的一個看法:當被施暴者和施暴者都能夠克服他們之間極端對立卻又共同的過去時,受害者和屠夫之間不可解決的衝突就必須被外化和更新。外化和更新——在按照受害者的比例執行的復仇中肯定無法存在。我不能證明,但我相信,沒有受害者只想將柏格爾本人從奧斯維辛審判席拖出來掛到柏格架上。我們中任何一個理智健全的人也都不敢提出這一道德上想都不能想的不可能的要求:消滅四百萬到六百萬德國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復在任何別的地方都不會比在這種情況下更缺乏歷史和道德的理性。一方面它無關復仇,另一方面也無關有問題的,只在神學上有意義,並因此與我毫無關係的罪責,自然而然它考慮的是那種歷史上並非不可想像的、用殘忍手段實現的淨化。既然我明確主張的是一種在歷史實踐領域內的解決,那麼與之相關的究竟是甚麼?

 

 

 

奧斯維辛集中營內的毒氣室

也許可以這樣來解決:保留在怨恨的狀態中,這樣就可以在他人那裡喚醒對自我的懷疑。僅僅被我們的怨恨之刺刺傷,而不是極為微弱地被一種主觀上幾乎一直不可靠和客觀上違背歷史的寬恕所刺激,德意志民族將這樣敏感地延續下去:它的民族歷史中的一小塊不允許被時間中性化,而是必須將其吸納進去。「奧斯維辛是德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漢斯·恩森思貝格曾這樣寫過,只可惜這由不得他,因為他和他的道德上的同僚並非民眾。但如果我們的怨恨在世界的沉默中豎起了手指,那麼全德國以及它未來的後代都將保存這一認識:並非德國人自己清除了那可恥的主宰。我有時希望,德國能學會去理解,它過去對第三帝國的認可不僅是對被戰爭和死亡逼迫的世界的徹底否定,也是對自己更好的傳統的徹底否定,那樣就不會排斥、掩蓋那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真是如千年般漫長的十二年,而是將其作為自己一手造成的世界和自我否定,作為負資產來承接。

 

原載於: 三輝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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