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資本時代的反文化運動基因(上):矽谷如何自我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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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公司或者說數碼資本,已經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只是一個媒介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文化建構問題,一個社會文化當中主要的問題。怎麼看待新媒介與互聯網技術帶來的現代社會經濟變化,主流社會對於這些變化的認知脈絡是什麼?對資訊技術和資訊社會生成背後的社會史重新梳理,才能發現哪些因素被刻意強調,而哪些因素被遮蔽了。

 

「區塊鏈與控制論背後的技術邏輯都是對人/社會關係的不信任,而烏托邦要求積極的政治介入。」

 

數碼(資訊)資本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

 

首先要明確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個是數碼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這個概念和資訊資本主義、或者資訊社會,大概是一套概念體系裡的。資本主義是一個基礎概念,但是最為核心的是,「新資本主義」是什麼?我們是通過某種技術來定義的。從卡斯特爾、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開始,有人將新資本主義定義為一種新型的社會發展模式。後工業社會的定義,即基於知識和資訊而非基於生產的一種社會形態。

 

在今天的國際經濟界和新聞界,有一個重要話題,那就是美國認為自己後工業了。在有些人看來這是負面的,至少特朗普(Donald Trump)認為需要重新把美國工業化。這可以被視為新資本主義的一個反轉。

 

然而,數碼資本主義總的來說是一個正面概念,它可以被看做是資本主義自我拯救、自我創新的發展階段。從二十世紀末至今,雖然有1997年和2008年的兩次經濟或金融危機(這兩次危機,尤其是2008年那場,都和新媒介經濟、數碼經濟與金融資本有關聯),但是在這三十年裡,資訊資本主義基本模式已經基本被認可,認為它帶來了經濟增長、社會繁榮,是對傳統資本主義的改造。

 

大衛哈維,左翼社會學家,其中一位最早專論新自由主義的學者。

第二個關鍵概念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這個概念主流經濟學領域通常是不提的,經濟學還認為自己是古典的、用古典市場自由主義的觀念來描述市場應該是怎樣的。但左翼的很多對於當下資本主義的批判分析都使用新自由主義(概念)。這個概念被用來描述資本主義的一種全新的狀態,是冷戰後資本主義的自我改造及改革。在這個框架下,這個概念是負面的,它強化了資本主義一些固有的矛盾,又暫時掩蓋了一些遲早要爆發的矛盾。

 

有意思的是,不管數碼資本主義被正面地看待為替代了傳統資本主義的新資本主義形式,還是新自由主義被認為是保守、反動的新資本主義形式,我們在評價這兩者時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認為:推動新資本主義的核心是矽谷新經濟,或者說是數碼新技術、電子資訊技術。

 

矽谷新經濟的兩副面孔

一、創造性與無目的性

 

我們社會應該怎麼看待這種以數碼技術為核心的新經濟模式及新社會模式呢? 這裡出現了兩種價值判斷,或者說兩種對新經濟的文化期待。一種判斷認為,這種新經濟裡面的主體,即人,是有創造性的,經濟是基於創意的,即最重要的價值的創造者是知識,是資訊的重新組織和包裝,而不是傳統的農業或工業生產。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創意、創造性。

 

Creativity這個概念,自然聯繫到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 Movement),因為這個概念源於藝術領域。藝術家是creative的,藝術家的生產要同他人不同,是非常個性化的、創造性的。今天,創意概念逐漸轉移到了科技領域,我們對科技人員、科技生產過程的一個正面描述會是有活力的、creative的,它克服了傳統資本主義基於大工業生產、流水線,重複的、對工人有著馴服和守紀一致要求的模式,或者說對中產階級也要求一致、同化的模式。

 

反文化運動始於60年代初,運動者在人類性行為、婦女權利、精神藥物實驗、對傳統權威的態度以及對美國夢的詮釋,與政府持不同態度;並衍生出後來的嬉皮士、波西米亞文化。

大眾傳媒中的矽谷成功者形象是關於創新、個性、自由的,例如喬布斯(Steve Jobs)、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不拘一格的形象。大眾傳媒還會傳頌一些成功企業家的神話故事,比如比爾·蓋茨(Bill Gates)退學、在車庫裡敲敲打打搞出電腦。(實際上這是不是事實?)我們對新經濟產生另一種認識或期待:它是合作共用、非盈利的,科技人員、碼農是和其他人分享資訊的,比如開發源代碼運動、中國字幕組、蘋果碼農社區的共用模式,這和早期科研機構、大學有關,是科研人員相互協作、交換資訊的一種產物,我們因而會認為互聯網是合作、共用的。

 

這裡面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悖論。我們會認為互聯網是非營利、無目的性的,但是互聯網實際上是最大的經濟或市場主體。比如喬布斯的「stay foolish, stay hungry」,讓人覺得他們是無目的的,不是有意找投資、找老闆,(推動成功的)是天才的靈光乍現,是如藝術家一般的創造。與新資本主義經濟相關聯的人群,除了高科技公司的CEO、管理群體、科技人員,還有藝術家、高校知識份子、科研人員、大學生,我們會認為他們是推動平權環保等進步主義運動的主體,他們的文化傳統是和六十年代反文化運動關聯在一起的,一直到現在。像(臨近矽谷的)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機構還是重要的反文化運動的集結運作中心。

 

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常以一身簡單T-shirt出席發布會,是反文化、自由奔放的一大特徵。

二、新自由主義人格:過度消費與經濟理性

 

矽谷新經濟的另一幅面孔,和許多對當下社會價值觀的批評是聯繫在一起的。當代心理學家有很多前沿觀察,可能因為他們處在第一線,(遇到)出現心理問題的大量案例。當下心理諮詢的產品非常多,人們可能非常需要心理服務。這樣的文化環境下發展出對當下經濟體制下主流價值觀的一些總結,也就是新自由主義人格:消費文化、經濟理性、自利個人主義、從眾、恐慌、財務自由、自我改造、階級與性別權力的重新等級化、排斥「他者」、拒絕團結。

 

我們總說數碼原住民,其實還有消費文化原住民,在中國他們幾乎是一代人,是重疊的,我們(這一代)有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可以很清楚地觀察到這種變化、代際差異。年輕一代對消費文化的回應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但在我們這一代看來,(這種現象)是過度消費文化的。比如年輕人對品牌的挑剔、品牌和他們自身的身份認同建構間的關係……很多細節的知識,對於我們而言,是龐大而複雜的。

 

從二十世紀末以來,主流文化推崇的對個人成長的建議,是經濟理性的,對主流社會的建議也是經濟理性的,即人要通過經濟成功來對社會做貢獻。在家庭教育、校園教育中,對自利的個人主義的考量越來越多。我小孩在小學,在家長群就會感受到很多恐慌,孩子如果進不了這個學校就不行了,要學英語、數學,還要學機器人,即所謂的STEM〔STEM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四門學科英文首字母的縮寫——編者注〕,不學就不行了。所以我只能選擇性地遮罩家長群。現在很多公眾號文章很會激發恐慌感,別人的孩子、別的學校都在做什麼,你不做就不能在社會上立足了。

整體上,我們進入了一種歇斯底里的文化。個人不斷受到這樣的壓力和刺激,我們追求財務自由,為了得到認可,為了找到合適工作,經過比較而不斷自我改造。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權力的規訓,已經成為被內化的權力,而不是外在的強權告訴我們應該怎樣,新的社會文化是我們不斷要提升自己,否則就要落後於社會。

 

反文化運動遺產與新自由主義的吊詭結合

 

矽谷近期也開始出現一些負面報導:矽谷的厭女症、女性在矽谷遇到的麻煩、互聯網經濟基礎中的色情產業等,這些陰暗面也開始被討論。還有,在矽谷和加州意識形態中重新建構出來的一套新的人種、人口的等級制度,一些是更酷、更前衛的人,另一些是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所說的沒希望的人,他們把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

 

我的問題是,前面說的是反文化運動的遺產為互聯網經濟帶來的一些文化光環,後面說的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當代文化的一些特徵。它們集中在矽谷新經濟,或者說參與矽谷新經濟的人身上。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奇怪的結合?這種結合是如何發生的?

 

反文化運動通過呼喚社會主義的某些價值觀,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西方進行批判。在西歐和美國發生的青年反文化運動借用了一些激進的文藝思想、社會思想,來重新規劃社會關係。反文化運動的核心是一整套核心價值觀和社會關係的改變。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社會關係是讓人不滿、令人壓抑的。

 

所以說,反文化運動是有社會主義的內容的,但是它為什麼隨著冷戰結束逐漸減弱、消失?新自由主義的內容又是如何潛入的?二者如何巧妙結合在一起?

 

在傅柯《規訓與懲罰》當中提及的環形監獄,最重要的部分是主體已經以為被長期監視,即使沒有人真正在監視他們,他們仍自覺內化了這種視線。

補充——新自由主義的文化維度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研究,在當代已經擴展到了文化層面。這一個表格總結的是(文化研究學科)關於新自由主義人格的共識。

 

文化研究在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流行文化 (popular culture)、真人秀等大眾文化中尋找新自由主義人格的建構。它的第一個核心的特徵,就是個體與所有社會關係的契約化,包括親密關係層面的。如果用哈貝馬斯的說法,就是說,這種系統、這種工具理性的運作領域已經從生產領域到達了人的生活與內心領域。

 

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這是一個過程:在資本主義把所有可以商品化的東西都商品化後,它就會進入個人生活,來商品化我們的精神和我們的人格。最終的商品化形式是,人與人的關係除了契約關係沒有別的關係。比如,家長對孩子(的養育)是不是一種投資,我的學生會抱怨,說小時候家長會斥責孩子,說我白養你了,我的投資虧了之類。把親子養育當做商品看待。不過這只是口頭上的說辭,親子關係是不可能真正用商品化(思維)做決策的。但是婚姻(領域)是愈發商品化的,比如門當戶對、婚姻規劃等都和契約式的思維方式有關係。勞動變得流動化、不穩定,有各種不安全感,會覺得世界和自己是一個陌生的關係,處處要提防陷阱,這種不安全感會轉移為對他人過度的警惕和競爭,以及對自己的苛刻,比如改變自己的身材等各種狀態。這種不安全感又轉化到對消費社會的依賴:比如怎麼解決心理問題、語言溝通問題,總之都需要新的醫藥、美容、教育商品和服務。

 

新的文化還培育了民眾要不斷自我包裝、自我行銷的文化習慣,這也滲透到了學校。我們現在的教育,更多強調自我展示的維度。我們那時候,反而認為過多的自我展示是不好的。這是很明顯的社會文化心理的變遷。在這個環境下,人的一個基本訴求是去尋找基本的認同:我是誰,我屬於誰,我的群體認同從哪裡來?就會有大量的消費品幫助我們獲得這種暫時的穩定感。

 

未完待續:數碼資本時代的反文化運動基因(下):「機器」文化意義的轉變

 

轉載自視角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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