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資本時代的反文化運動基因(下):「機器」文化意義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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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資本時代的反文化運動基因(上):矽谷如何自我營銷?

反文化運動的訴求

 

反核與系統論、控制論

 

上篇提到新自由主義文化,這兩者如何融合在一起?我們先看反文化運動訴求:

 

反文化運動首先要求反戰、反核,一個認識它的最重要的歷史背景就是冷戰。

 

今天回溯反文化運動蘇聯好像一下子消失了,展示的往往是一種資本主義內部自我更新的反文化運動,這是片面的。反文化運動不完全是代際的反叛,或者說資本主義的更新,這些元素都有,但是二戰後的冷戰格局代表了兩種社會發展道路的競爭,這個競爭有很多維度,大家都希望找到一個和平的機制,在資本主義社會從一戰到二戰的過程中,很明顯,一戰後社會產生了一些反思,但沒有找到阻止戰爭爆發的機制;而蘇聯的加入,帶來了阻止戰爭的新的可能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加入。

 

一戰後的國際體系並沒有討論第三世界國家問題,國際體系還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國際體系,但是二戰後已經不再如此了。蘇聯的加入使得以帝國主義為核心的國際秩序顯得不合理了,民族國家成為了基本元素,也就是中國所宣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所以其實新興第三世界國家、真正受到戰爭摧殘的民族才是反戰的力量。

 

但是,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元素加入了,這就是核武器。整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技術是一種非常規性的社會力量。總的來說,技術外在於人,取決於我們怎麼利用。但是,核武器的規模、威力決定了任何戰爭——無論對外戰爭,還是對內推翻統治階級的革命——都不再可能。二戰後的長期和平,並不是因為人類有了更好的價值觀、反戰觀念,而是因為我們自己把自己陷入到了只要打仗,就會互相毀滅的恐怖平衡狀態。

 

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電影《奇愛博士》,描述冷戰時期有位獨斷的美國軍官擅自將轟炸機調派到蘇聯轟炸核設施,蘇聯隨即還擊,結果世界末日的黑色政治諷刺電影。

這種戰略會去思考:我們的武器(儲備)達到什麼程度是合理的?它不是追求單方面優勢,因為越有優勢越容易發動戰爭——朝鮮戰爭就是一個例子:美國認為自己有絕對優勢,而當時,向第三世界發射核武器也還沒有那麼大的道德負擔,就想動用核武器;這樣的例子還包括冷戰後的海灣戰爭,美國自認為能很快結束戰爭,認為自己的傷亡將很小,就會輕易地發動戰爭。

 

冷戰時美國的戰略,也是要保證蘇聯有對美國足夠的制衡能力。發展武器會消耗巨大的國民財力,所以只有實現MAD,雙方才能都保持謹慎。

 

這種核威脅、核冬天的宣傳,從美國50年代文化史看來,將當時的美國人置於了一種謹慎、壓抑的恐核狀態裡,日常生活都處於核威脅中,家家戶戶都在挖防空洞。

 

所以反文化運動最重要的訴求,是反核、反戰。它要求雙方徹底消除核武器,不相信這種機制能保護他們的安全,拒絕這種以導致全人類滅亡的方式來保障安全的機制。這是反文化運動的核心推動力。

 

(講者補充:在70年代,蘇美核武器已經可以摧毀地球好幾次,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和列根(Ronald Reagan)談判後,核削減才開始,但核武的庫存依然龐大。)

 

從核武器到大政府與軍工聯合體

 

那麼,怎麼反對?就是要反對軍事工業科研聯合體,這個共同體不把工人、科學家以及對方國家的國民當作人,而把他們視作棋子,以博弈論、控制論方式進行沙盤推演。核武器使得這些大企業、軍事企業發展蓬勃,與政府、大學、科研機構關係密切,發展這些武器和產業,也是需要通過大規模機構聯合動員與跨界合作才能實現。

 

發起反文化運動的主要是年輕人,尤其是來自于精英大學的年輕人,如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史丹佛大學、柏克萊大學,尤其史丹佛大學的學生。他們會認為,自己就是這個體系裡面的一員,他們被訓練出來,就是為了成為這個大的軍工體系中的一個齒輪。於是,他們的路徑就是反對大政府和軍事工業複合體。這裡有一個概念需要釐清:我們認為冷戰時期的蘇聯是大政府,但其實美國也是高效的大政府,不然無法開發那些龐雜的軍事科研專案。

 

種族與性別平等

 

黑人民權運動代表領袖馬丁路德金

當時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南北戰爭後尚未解決的平權議題。有色人種在美國、尤其在美國南部沒有得到全部的公民權。獨立戰爭後,大多數黑人留在南部,他們並沒有獲得土地——雖然奴隸制被廢除,但因為沒有土地重新分配的過程,所以黑人就成為了自由勞動力,這在某種程度上完成了與英國圈地運動很相似的過程:釋放自由勞動力。

 

此後,直到美國北部工業化非常發達的時期,種族問題都還沒有特別嚴重,因為黑人可以通過進入工廠來獲得基本保障,特別是美國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整體處於優勢地位,所以整體的福利水準提高減緩了內部衝突。

 

但是,在後工業化後,黑人在大城市裡成為無產階級勞動力,而中產階級逐漸通過「不要輸在起跑線」的一系列教育,整體發展起來,獲得了社會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見民權運動的導火索是蒙哥馬利公車事件(Montgomery Bus Boycott),最激烈事件則是甘迺迪(John F. Kennedy)政府派了空降師,收繳了州政府的國民警衛隊,保護一名黑人學生,進入小石城一所白人大學。

 

這其實和美國憲法矛盾,一些州會認為對於一個種族態度也是州自主性的一部分,平權反而也是大中央政府對州自治權壓制的一種表現。

 

白人大學生、資產階級出身的年輕人開始在這樣的過程中反思自己的身份和優勢地位,開始對「什麼是美國」做出新的解釋,構建更大的美國共同體的想像。他們還在社會運動中發展國內平權、女性主義運動、個性運動,這和國際反戰(包括越戰的激發)以及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壓迫都聯繫在了一起。他們想要尋找一種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系統性反思美式中產價值觀

其中,價值觀改變方面的訴求開始變得核心。這與「革命政黨直接推翻資本主義」式的方法產生了差異。雖然美國的年輕人在理念上,認為社會結構、社會組織需要改造,但是受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們認為社會最大的問題是精神層面、價值觀層面的異化。即使社會組織形式改變了,如果人把他人當作他者,當作地獄,當作利用工具,人和人的關係不發生根本的改變,那麼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是不可能改變的。所以,才有了要從打破最基本社會機器開始,來改造社會的想法。

 

當時最明顯的社會機器,就是軍事工業複合體,支撐複合體的是大型電腦等工具。我們會發現,和解放運動聯繫起來的高科技,其實和當時的運動是對立的。當時的運動者強調不工作、反對工業倫理、反對工作紀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被訓練成綿羊,要去找華爾街的工作等等,這是要被反對的。

 

美國的年輕人認為他們需要新的實驗,反對家庭關係、反對一對一的關係,是為了不被各種意義上的institution(「機制」、「制度」——編者注)馴服。比如嬉皮士購買土地,做「公社」實驗,是要切割掉自己和商業社會的基本聯繫。這或許有種上山下鄉的味道。他們的實驗還包括親自種地、製作工具、公社家庭等。

 

後來,公社解體,有很多很好的電影描述了這個解體過程,這和他們內部無法自我維繫有關:有人可能最終受不了家裡壓力,年紀大了,不能一直玩下去,要去考法學院,回歸主流社會。這是一個從嬉皮士到雅皮士的過程。

 

在運動高潮時期,有很多人通過搖滾樂、先鋒藝術、有意識的進行性實驗(來進行性解放運動)。後來,80年代,愛滋病大規模盛行,產生了一系列社會恐慌。也是在80年代,保守主義有所回潮,大眾傳媒對此也做出渲染,說性解放運動迎來低潮。其實這和開放的性生活帶來的傳染病、和吸毒的副作用都有關,但是會被保守主義完全歸咎于反文化運動或民權運動開闢的社會空間。

 

很多激進的文化,比如現代派詩歌、身體迷幻劑實驗、東方宗教探索(藏傳佛教也是那個時候開始流行,雖然80年代開始被消費主義收編、包裝),比如以瑜伽冥想等方式來等改造自己身體,以精神的方式來超越那種壓抑的、從小就處於競爭的遊戲……這一切探索,在60年代,還是非常熱烈的。

 

潛流與嬗變:科技如何加入

 

反文化運動中的科技流派

 

《數字烏托邦:從反主流文化到賽博文化》,作者佛瑞德.特納(Fred Turner)

我給大家推薦的第一本書是《數字烏托邦:從反主流文化到賽博文化》,作者佛瑞德.特納(Fred Turner)非常詳細地梳理了反文化運動中不同的流派。這三個流派,一個積極反戰、反核,參與改造社會的民權運動;另一個主要進行嬉皮運動和公社運動,開展自我身體的改造。

 

第三個流派與另兩個不同,發展出更多與新科技結合的趨勢,也與新矽谷文化合流。這個流派發現了新科技,其中的代表,是《連線》(WIRED)雜誌的主編。他出生於航太家庭,是斯坦福高材生,參與了公社運動,組織了《全球概覽》雜誌運動。這個運動給公社參與者提供包括帳篷、手電筒、登山工具、防雨雪雨衣、指南針在內的產品,這些產品來自航太科技,和我們今天很多廣告很相似,比如說航太技術雨衣。廣告會說,使用者如何得以在野外不依賴大型發電廠,而是使用小型發電機電池;時興設計師設計出穹頂,溝通宇宙靈氣與人類能量,這與阿波羅登月計畫是聯繫在一起的。

 

這種消費活動有一個很重要的形式,就是小型化、個人化。特納認為,這是反文化運動與軍工學複合體研發成果結合的重要機制,使得原來被認為是負面的(集權象徵的)高科技、計算器,出現了正面形象。

 

機器作為創造性的對立面

必須要說明,電腦最早的隱喻是負面的、集權的。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言論自由(Freedom Speech)運動中,運動者有這樣一個宣稱,就是拒絕成為數字,拒絕成為「打孔機」(operator)的紙條。這個打孔機的來源是這樣的: IBM在早期只是為軍工企業、電力行業、銀行和石油公司計算所使用的機器,不是個人消費品,沒有交互介面。當時實現計算功能,都需要一個operator,把命令轉換成二進位碼,一個打孔機就是一個任務,輸入到IBM完成後再給你,一個打孔機一天能做多少任務是有限的,任務單交給專職人員,還要排隊。

 

那個時候,IBM還在幫著納粹德國計算集中營屠殺效率。(學生們激烈地反對這些與納粹的合作。)IBM其實一直沒有在戰爭期間切斷與納粹德國的經濟往來。

 

摘一段來自書裡的描述,學生說 「We are a bunch of raw materials that don’t mean to be ...We are human beings!」 他們說,我們是一堆沒有意義的原材料,大學就是把我們招進來,訓練成成品,再賣出去,我們都是原材料,組織化的勞動力,但是我們其實是人!機器的運作已經讓人非常厭惡了。所以我們必須反抗。

 

... But we're a bunch of raw materials that don't mean to be - have any process upon us. Don't mean to be made into any product! Don't mean - Don't mean to end up being bought by some clients of the University, be they the government, be they industry, be they organized labor, be they anyone! We're human beings!... There's a time when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hine becomes so odious - makes you so sick at heart - that you can't take part. You can't even passively take part. And you've got to put your bodies upon the gears and upon the wheels, upon the levers, upon all the apparatus, and you've got to make it stop. And you've got to indicate to the people who run it, to the people who own it, that unless you're free, the machine will be prevented from working at all.

 

可見,在反文化運動的初期及高潮期,機器絕對是人、人性,和創造性的對立面。直到計算器的小型化之後,隱喻才發生轉變。這些小型電腦説明個人的發展,成為個人的辦公工具,幫助個人脫離主流沉悶社會,這是一個商業文化逐漸顯示出來的過程,也是矽谷新經濟崛起的過程。矽谷新經濟發現,原來大型計算能力除了軍事作用,還有其他商業價值。

 

那個時候,IBM還在幫著納粹德國計算集中營屠殺效率。(學生們激烈地反對這些與納粹的合作。)IBM其實一直沒有在戰爭期間切斷與納粹德國的經濟往來。

合流的實現:個人自由的工具

 

與此同時,新興中產階級在反文化運動中,個體早已形成了新的一套價值體系。他們聽搖滾樂、進行性解放、打迷幻劑,他們擁抱象徵著自由、個性、創意、獨立、反建制的價值-符號體系,而電腦公司的行銷部門開始把電腦塑造為自由、個人、創意有關的商品。

 

1984年1月22日,在美國的「春晚」——超級碗(Super Bowl)上,蘋果推出其PC(Personal Computer)產品Macintosh最早的廣告:「1984」。「Personal」 computer這個詞本身也非常有意思,個人電腦最早的代表是IBM,蘋果是之後才推出的,這個廣告也就定義了它的文化標誌,它和其他電腦的差異。

 

這個廣告非常巧妙地運用了當時反文化的一系列元素:藍色背景是當時主流社會所想像的集權社會。背景的big brother很像奧威爾(George Orwell)描述的,但其實是不太相關的,奧威爾說的是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是用camera(攝像機),而廣告中是使用screen(螢幕),廣告是在強調你被洗腦了,觀者都是群盲、沒有個性,不需要被馴服,這更接近於美國想像的蘇聯模式。

 

為什麼說這個廣告和IBM相關呢?IBM也被稱為一個藍色的公司——深藍,可能和它的logo有關。所以廣告裡的藍灰背景可以被美國人認出來是指代IBM的。而這個廣告使用了一個colorful的女性革命者、使用了平權運動的個性形象,砸碎了沉悶的大螢幕。就仿佛你買了我們的Macintosh,1984(雙關)就不會成為「1984」了。

 

歷史上,廣告公司的專家一開始並不認為這個廣告很有效,這就是一個噱頭。但是蘋果Macintosh的銷量之後遽增:100天,銷售額超過1.5億美元。也帶來一種文化規範:科技商品如何成功?只要告訴你,這是一種自由的工具,這個概念就深入人心、耳熟能詳。幾乎所有的科技公司、數碼產品公司、互聯網公司都宣稱自己是反文化運動精神的繼承人,並以此塑造自己的公司文化、廣告宣傳。大規模的媒介機器開動起來,告訴人們只要消費電子產品,就可以讓社會更美好、人們更自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進入科技時代我們就可以告別意識形態對抗與動盪的社會運動。

 

〔聽眾補充:Steve Jobs loves it, 甚至提議自掏腰包投放這則廣告,但蘋果董事會還是很不喜歡這個方案,甚至要求Chiat\Day賣掉他們已經買下的90秒鐘「超級碗」廣告時段。Chiat\Day聯合創始人傑伊·恰特(Jay Chiat)下令該公司的所有人故意放慢速度,因此,他們最終只賣掉了30秒鐘時段,使得60秒鐘的版本仍然得以在「超級碗」比賽期間對外播出。〕

 

多年前,我經歷過一次和矽谷的文化碰撞。上大學的時候,因為專業是英語,有一次我勤工儉學去機場接微軟的比爾·蓋茨和另外一個同事。同行的人和我說,你看他們就是穿著牛仔褲就來了,一點沒有架子!這很明顯就是針對IBM等傳統企業,IBM是一個等級觀念比較強的公司。在八九十年代北京東邊CBD的外企,基本是西裝革履、一本正經的樣子,它們就是反文化運動所要反對的模式。而我們如今的新科技企業是「扁平化管理」、員工和領導之間「call first name」,而非實施等級制。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節點。實際上是廣告公司、時尚產業推動,非常聰明地把科技包裝出先鋒文化性,吸引新一代的消費者。

 

通過上述社會史分析,我想要說明,這段歷史是有非常豐富的細節的,並不是很單一的過程,它充滿了矛盾和內部的博弈。我們會看到,無論在歷史的哪個時期,在科技內部,社會主義和反消費主義的遺產仍舊存在,並不是被科技公司的行銷和包裝完全收編。我相信科技不僅僅能夠和資本主義的力量結合,也可以和人民的力量結合,這在於我們怎麼樣去理解科技和推動科技,也取決於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公司在設計產品的時候,設計思路是什麼,服務物件是誰,是為了集體福利還是個人問題暫時性解決方案。

 

 

交流環節(含彩蛋)

 

提問:通過您對社會史的梳理,是否希望對未來進行一個預判?如果技術不可控,未來是否也是不可預測的?

 

吳靖:我恰恰想要批判、質疑這種觀點。主流文化就是把科技發展歸結於少數站在前臺的科技英雄,歸結於靈光乍現和天才的結果,而忽視了科技背後有人類意圖的推動。我們需要挖掘這些人類意圖,並把它們推動到對人類有益的方向,我從來不覺得科技是自己發展的,其背後有著非常複雜的人的因素。

 

還有一本書我希望推薦一下:《網路效應:浪漫主義、資本主義與互聯網》(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已經翻譯了,很快會出版。這本書比前一本要複雜。作者斯特里特(Streeter)認為,每一個科技的發展背後,都有浪漫主義的推動者,不能把科技背後的人都理解為想讓公司上市、股票升值、想把公司賣掉的人,他們背後是有理念的。只不過這種理念在實際過程中會有一些的變化。

 

這本書說,我們認為軍事工業複合體是多麼的邪惡,但是實際上,相互協作、知識份子間分享資料的方式,反而是在這個聯合體當中發展出來的。比如,聯合體的運轉需要學科交叉。怎麼攔截導彈?這是他們之前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再比如發展AI(人工智慧),涉及很多語言學討論,像討論人類語言是不是一種複雜編碼能力。如果確實是,那麼電腦就可以實現類比。

 

機器學習,到現在都是一個多學科的發展領域。科學家不可能是個人主義的,如果沿用新自由主義觀念,真正的科技是不可能發展的。這些理念背後的邏輯,可以推動不同的社會發展方向,就看我們怎麼挖掘它。

 

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

提問:感謝吳老師的演講,我的問題針對「1984」這個廣告。當時廣告公司的物件應該是男性,但是為什麼選擇一個女性來實現「打破」?

 

吳靖:解讀是可以有很多方式的。80年代初期,女性主義已經在美國生根發芽,即已經從精英知識群體擴散到了大眾。擴散如何實現?靠大眾傳媒,大眾傳媒覺得這已經是值得推動的理念了。消費文化是保守的,需要迎合大多數人的品味。但是它也可以先鋒,因為到了一定程度後,消費文化要細分市場,在大都會,面對職業女性,要建構進步女性形象,所以,消費文化在一些自認為前衛的公司裡面,是可以被建構出來的。這一點很有意思,「1984」之中的那個女性,不是我們傳統的女性形象,或者我們說是新保守主義回潮的、中國現在BAT企業所呈現的纖細女性形象,「1984」呈現的形象是粗壯的,穿著短褲、拿著錘子,不是男性凝視下的女性,而是以一個革命者、一個先鋒的形象出現。

 

這個背後有一個reference:在蘇聯和中國的宣傳畫裡,女性是很突出的,如在農業場景、工業場景裡,她們不是被有意識地安排一下,而是經常作為宣傳畫的核心形象。比如,在中國打敗美帝國主義、在民兵、在農民隊伍裡,都不缺乏女性,而且是很勞動者的女性形象。

 

提問:您會把反文化運動與新自由主義、現在商業化思潮對立。作為經濟學學生,流行的西方經濟學對此的解釋和其他社會學科越來越水火不容,不同的話語體系間隔閡很大。您認為這個可否解決?是否源自價值觀的差異?

 

吳靖:我覺得是這樣的:經濟學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現在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是自我科學主義的一套論述,邏輯自成體系。這種邏輯已與現實無關,不是一個經驗主義的學科。但是之前的經濟學是有經驗成分的。

 

追問: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比較傳統的經濟學,和現在的數理實證不一樣,但可能得出比芝加哥學派,或者說左派的理論更加明確的結論。

 

吳靖:你不覺得他們也是倫理驅動的嗎?也是在反對了左派的倫理上建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認為存在社會,個人是邏輯和利益的出發點。人文學科就不是這樣的了,人不是一個本質的存在,人對利益的追求就是建構,人的存在首先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這兩個前提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覺得如果爭論誰更科學,是爭論不出來的,還是會進入倫理的爭論也就是價值觀的爭論。

 

追問:在倫理協調之前,是否技術層面的交流是很困難的?

 

吳靖:在技術層面,其實是要尋找證據,而前者是在做自成體系的推理。舉一個例子,2008年之後,《鏘鏘三人行》的竇文濤找了茅于軾聊金融危機。竇文濤提問說,西方媒體都在問:資本主義經濟發生了什麼問題?我們之前認為每個人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終達成集體的善是OK的,現在卻出了問題;我們原來認為資本家是不會故意破壞自己的企業的,認為唯一目的是讓企業變得更好。金融危機裡我們卻發現了騙局,包括安然(一個美國能源企業)的破產。這說明了什麼?它勾結審計公司、會計公司做假賬,虛搞股票,導致公司破產,當時造成很多優質投資者縮水一半。針對這些矛盾,竇文濤說,這些預設前提是不是就不成立?當破壞工廠的私利大於維繫的利益,資本家是不是就會去搞垮企業?他也就是在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不是出了問題。

 

結果,茅于軾不回應這些具體案例。從一開始,他就說,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最大的差異在於市場很複雜,你不可能知道所有資訊,生產最重要的是生產和消費鏈條的平順……一個個人、一個組織是不可能全部收集清楚的,計劃經濟一定是會混亂的……又回到「只有自發市場才能健康運行」,論述還是在這個層面上開展。所以我認為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對話的。不討論具體為什麼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討論無法開展。

 

或者是說,對於真正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來說,這個對他們而言不構成問題。進化論,市場嘛,有起有伏,企業會破產,市場是一個體系,是生態系統。左翼在意工人失業了怎麼辦,但是新的工廠也會興建,新的產業產生了,所以對於他(古典自由主義)來說這就是健康的。大家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價值判斷也是不一樣的。

轉載自視角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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