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二戰後的表達試驗:三個虛構的談話 | 孫周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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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書名《鄉間路上的談話》(Feldweg-Gespräche),或也可以徑直譯為《鄉間路談話》,是德國思想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於1944-1945年間完成的三個談話(1944年冬季至1945年上半年,大約花了半年多時間),後被編輯為《海德格全集》第77卷,由德國維多裡奧・克勞斯特曼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

 

海德格兄弟在梅斯基爾希附近的鄉間路上

 

本書雖名為「談話」,其實並不是真實發生的,而是海德格虛構(寫作)的三個談話。在第一個談話中,海德格構造了三個人物,分別是「研究者」、「學者」和「嚮導」,讓他們三者展開一次談話(其中「嚮導」顯然可視為海德格本人),對話場景是鄉間路上。第二個談話在一個「老師」與一個「敲鐘人」之間展開(其中「敲鐘人」可視為海德格本人),對話場景也在鄉間路上。第三個談話則是在一位「年輕人」與一位「年長者」之間進行的對話(其中「年輕人」可視為海德格本人),談話場景改為俄羅斯戰俘營。海德格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寫了這三個「談話」,是何意思呢?

 

1945年,海德格與法國記者 Towarnicki

 

眾所周知,1944—1945年間,正是德國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急劇敗退、第二次世界大戰塵埃落定的時期。海德格曾經於1930年代初當了近一年的弗萊堡大學校長——海氏1933年4月被選舉為校長,1934年4月被免,就此而言任職一年;但海氏1933年10月才被正式任命為校長,就此而言只有半年;海氏1934年2月主動辭職,就此而言任期則是4個月或者10個月。辭職以後,海德格回歸「思想的事業」,展開了與哲人尼采、詩人荷爾德林長達十幾年的真正「對話」,此間形成的思想成果實際上已經成書(但生前未予公佈),即1930年代中後期成稿的《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後被輯為《海德格全集》第65卷,在海氏誕辰100周年(1989年)公開出版之後,很快被視為海德格除《存在與時間》之外最重要的著作。不過我們仍舊要問,海德格在戰爭晚期動盪而艱難的歲月裡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虛構出三個「談話」,是何意思呢?其動機何在?


據我猜度,海德格此時的心境倒顯得異常的平靜,平靜得有點可怕。1930年代初,海德格經歷了納粹時期的政治狂熱(雖然只是短命的校長職務,但其所作所為至今仍廣受批評),冷卻後他花了十幾年時間來改變前期《存在與時間》的此在實存論或基礎存在學立場,糾正了自己前期哲學中隱含的極端主體主義傾向,借助於哲人尼采和詩人荷爾德林,形成了自己後期思想的基本定位和基本框架,即所謂「存在歷史」(Seinsgeschichte)觀。戰爭的紛亂、狂躁和危險反襯出思想家此時達到的成竹在胸和大功告成的沉著泰然之境。走出形而上學的努力伴隨著向開端性的非形而上學思想的「返回步伐」,同時也意味著對後形而上學的思與言的可能性的探索,後者後來也被明確地表達為:一種非物件性(非客觀化)的思與言的可能性。此時此際,海德格自然會嘗試有別於傳統哲學的表達方式,比如詩性話語方式(詩性之思),以及在本書中所嘗試的「對話/談話」方式。詩人荷爾德林也早有啟示:語言是一種「對話」。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認為,「對話/談話」是海德格此時所做的一次表達試驗。

 

海德格重視對話/談話。這當然不只限於他在本書中虛構出來的三個對話,各式研討班本身也是對話。即便在戰後被禁授課以後,海德格也經常以「討論班」(Seminar)形式組織討論;即便在他榮休(先退休後榮休)之後,他也還經常搞一些「討論班」或者「高研班」(Kolloquium)。思想的「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實行的是「古—今對話」,與詩人相遇則是「詩—思對話」。就在戰後不久,也即在本書三個對話/談話完成之際,海德格還開始與中國學者蕭師毅合作翻譯老子的《道德經》(雖然未見多麼成功),此可謂「中—西對話」,只可惜未得深入。

 

海德格夫婦與他們的兩個兒子 Jörg 和 Hermann(1928年)

 

在血雨腥風的戰爭快要結束時,我們本可期待思想家海德格此時做一點戰爭反思。然而這一點恐怕是要讓人失望了。儘管海德格的兩個兒子也在戰時當了俘虜,彼時仍被蘇軍囚禁(當時對海德格來說是「下落不明」),儘管海德格也在本書中設計了一次在俄羅斯戰俘營裡的談話,但他似乎無意於做現實反思和戰爭批判,更沒有想對自己在納粹時期的政治劣跡做出自我批判——國際學術界對「海德格與納粹事件」發起的一次次爭論和激辯,原因也在於此。我們看到,海德格在本書第三個談話的結尾處寫道:

 

「多瑙河谷的豪森宮,1945年5月8日。這一天,世界在慶祝自己的勝利,而尚未認識到,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就已經是它自己的起義(Aufstand)的戰敗者。」

 

——此話何意?有點莫名其妙。此時此刻,全世界人民都在慶祝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卻在反戰勝利日不陰不陽地說道:幾百年來世界都是自己的起義的戰敗者!

 

這裡涉及政治與哲學/思想的關係問題。戰時對海德格影響極大的尼采曾經說,我們別指望通過政治變革一勞永逸地解決人生終極問題,他由此來反對法國式的啟蒙運動和社會革命(尼采這個想法也曾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作家魯迅)。海德格在政治姿態上是否受到了尼采的影響,我們在此可以不予討論。不過我們仍舊要追問的是,自詡為深刻的哲思,哪怕它可能真的是深邃無比,是否可以乾脆替代政治上的主張和表態?一個思想家因為哲思深邃就可以放棄現實的政治責任麼?

 

海德格黑皮本

 

2014年,因為海德格納粹時期黑色筆記本(黑皮本)的出版(《全集》第94、95、96卷),「海德格與納粹問題」又一次引發了國際學界的熱議和爭論,特別在德國與法國之間,德國本土學界對海德格的批判性態度,與法國學界對海德格的捍衛立場構成強烈的對照;在中國哲學界,此事同樣成為熱點話題之一。我個人無意參加相關爭辯,不過在一個特定的場合也表達了我的基本態度:一個思想家曾經的政治上的反動性當然值得我們警惕,但恐怕並不能因此輕鬆地蔑視和簡單地否定該思想家的思想價值,畢竟,簡單地、單向度地評價一個人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對一個思想家來說重要的永遠是思想。在本書中,海德格以三個談話/對話(特別是第一個對話),為我們展現了他此時已經成形的存在歷史之思,其關鍵問題在於一種非形而上學—後哲學的思想的規定和使命。甚麼叫思想?海德格以「思想」區別於哲學和科學思維,區別於表像性思維、物件性思維、技術—計算性思維。哲學並不「思」,科學並不「思」。海德格為一種非形而上學的—後哲學的「思想」做了雙重的規定:「鎮靜」(Gelassenheit)和「虛懷」(Offenheit)——兩者也被譯為「泰然任之」和「虛懷敞開」。

 

海德格在他的花園前 (約1964年)

 

對「思想」與「哲學/科學」的這樣一種分辨至為重要。它本身構成對思想的辯護,也構成對技術時代的人類此在的非技術維度的保護——除非我們認為,如今正在不斷加速的人類生活的全面技術化是完全可以接受和可以不加反思的。

 

本書譯事最後完成於雲南騰沖,這裡是「大眾哲學」家艾思奇的故鄉,哲學界同仁在此開會討論「哲學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創新」,而我躲在房間裡做本書最後幾頁文字的翻譯。我心裡想,其一,我們這裡自從有了「大眾哲學」,基本上就沒有了哲學,要有,也是面目猙獰的樣子;其二,哲學固然有「大眾性」和「平凡性」,甚至人人都可能是哲學家,都是可能的哲學家,但「哲學」卻是人人都具有的「大眾性」中力求脫離「大眾性」的那個因素和那個方面——也可以說是「大眾性」中的「非大眾性」。大眾身上的「非大眾性」,也才是海德格的「思」的要義。

 

鄉間路上兩個人 (梵高,1885年)

 

本書雖為談話,但譯事未必就簡單好做。書名《鄉間路上的談話》(Feldweg-Gespräche)就不好譯。其中「鄉間路」(Fledweg)原先經常被中文學界譯作「田間路」,我自己也曾采此譯,也不能算錯;不過,至少在中國南方人的印象裡,「田間路」指的是「田埂」,而就海德格本人的生活空間來說,無論是海德格在弗萊堡-查林根(Zähringen)的住所(現由他的孫女兒一家居住著),還是他在托特瑙堡山上的木屋,都是鄉間或山間風光。海德格另有一篇短文〈鄉間路〉(Feldweg),曾單獨印出一個小冊子,配有家鄉梅斯基爾希的一條鄉間小路的風景照片,顯然也並不是我們通常設想的「田間路」。本書英譯本把 Feldweg 譯為 country path(鄉間小路),應該是適合的。再從語感上講,「鄉間」要比「田間」更廣義些。因此我們在此把 Feldweg 改譯為「鄉間路」。至於德語的 Gespräch(英譯本譯為 conversation),通常被譯為「對話」,我們譯之為「談話」,已經失掉了首碼「集中」(Ge-)這個字面意義,所以也是未必適恰的。我曾經考慮把它譯為「會話」,譯為《鄉間路上的會話》,但又覺得太正式了些,最後仍然保持為「談話」。

 

 

 

 

《鄉間路上的談話》

著 |【德】馬丁.海德格

譯 | 孫周興

商務印書館2018年5月出版

* 本文為《鄉間路上的談話》(Feldweg-Gespräche)之譯後記,【德】馬丁.海德格著,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5月。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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