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樂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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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哲學編按:加拿大政治經濟學教授伊尼斯(Harold Innis, 1894-1952),是研究傳播媒介與傳播理論的先驅,對於提出「媒介即是訊息」的加拿大傳媒理論家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影響甚深。本文選自《傳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中的同名章節,他提出任何記錄與傳播媒介都可以區分為倚重時間或倚重空間兩種,並以此為主軸,疏理西元前至十九世紀的西方媒介及文化史。

作者|哈樂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譯者|何道寬

 

文章上篇:哈樂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上)

 

西元前五世紀和西元前四世紀,羅馬文化與希臘文化彼此相對隔絕。此後卻是希臘影響的又一輪入侵。此時,豐富的希臘文化阻礙了羅馬文化的發展,使之把精力集中在它力所能及的方面,尤其是集中在法律上。口頭傳統固有的靈活性,在平民地位上升的過程中是顯而易見的。在制度變遷中,在律師的活動中,在機制創新以便適應調整的需要中,都可以看到口頭傳統固有的靈活性。西元前242年,第二號執政官的席位設定給一位外省人。這說明與外族日益擴大的貿易是何等重要。雖然文字更加普及,但是執政的形式還是更加靈活。執政官上台伊始,就根據已經變化的需要來發佈自己的政令。父權制的崩潰,為個人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合同這種「最貪婪的法律文書」形成了。財產的觀念被分離出來。個體觀念的出現,使人關心共和國,使人對國家這樣一個法律觀念產生興趣。到了西元前一世紀中期,文字的影響顯然反映在對法典的需求中了。到了西塞羅(Cicero)的時代,人們滿腦子想的,已經是法律和口頭傳統中的先例。西元前54年,元老院(Senatus)辦了一份官方的公報。它迫使議員講話時考慮廣泛的公眾,這就形成了一種樸實的文風。西元前52年,法院限定法庭陳述的時間,又加強了這個趨勢。適應公眾要求的拉丁散文,是在格拉古兄弟(Gracchi brothers)、加圖兄弟(Cato brothers)和西塞羅的講演中形成的。這個口頭傳統吸收了東方斯多葛學派(Stoic School)創始人的哲學,羅馬法受到普世主義要求的影響。羅馬風俗受到批評,法律的宗教和儀式性質受到削弱,平等得到提倡,嚴刑峻法有所減輕,主觀意圖受到強調。

羅馬法適應口頭傳統,羅馬軍團又攻無不克,羅馬帝國自然能夠擴張。和迦太基的戰爭使羅馬和希臘化(Hellenistic)的國家產生接觸。在馬其頓,繼亞歷山大而起的安提柯王朝(Antigonids)把希臘城邦變成自治市。但是,希臘城邦麻煩不斷,這就使羅馬人能夠在西元前168年摧毀亞該亞同盟(Achaean League)。於是羅馬人就控制了希臘和馬其頓。在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在亞歷山大港建立了新的都城。他們還修建了一座大型圖書館,創造了一個新的地下神塞拉比斯(Serapis)。這一切措施,都是為了抵消舊都底比斯僧侶階級的影響。俗語系統和硬管筆受到鼓勵,從而損害了僧侶書寫體和軟管筆。羅馬人控制埃及之後,他們採用了托勒密王朝的政策。阿塔羅斯王朝(Attalid dynasty)在帕加馬(Pergamon)修了一座圖書館,以便抵消托勒密王朝的威望。托勒密王朝禁止向他們出口莎草紙,所以他們不得不大規模使用羊皮紙。阿塔羅斯王朝與羅馬保持友好關係,西元前204年,他們把《偉大的母親》(Magna Mater)的抄本轉送給羅馬人,這是他們友好關係的見證。塞琉西王朝(Seleucid Empire)繼承了波斯王朝的問題。波斯王朝的統治,遇到了波斯、巴比倫和希伯來等地宗教不同的麻煩。塞琉西人試圖引進城邦制,把它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終於失敗。這個王朝崩潰了。羅馬也成為這個不幸遺產的繼承者。

 

帕加馬國王阿塔羅斯一世(Attalus I)的頭像

 

羅馬帝國向東方擴張的結果,使它充分感受到希臘的文化成就。它把大量的希臘藏書搬運回國。莎草紙從埃及流傳進來。書籍貿易發展了,公共圖書館和私人圖書館建立起來。文字的流布引起了編制法典的興趣。官僚行政機構冒出來。帝國取代了共和國。皇帝不得不面對過去那些文明帝國曾經遭遇的問題,他也不得不依靠東方帝國使用過的解決辦法。對皇帝的崇拜越來越重要。過去擁有絕對王權的君主,都遭遇過改朝換代的問題。他們企圖確保對時間的控制,但是改朝換代的問題,對他們始終是一個威脅。這個威脅加強了軍隊和官僚行政機構的力量。

由於法律的影響,個人從家庭中分離出來。因為帝國內部的法典越來越嚴厲,個人就轉向東方宗教。排斥異教的努力逐漸土崩瓦解。波利比阿(Polybius)說,過去羅馬帝國結為一體的原因是人們對神的敬畏,可是這種敬畏已經無法承擔統一的重任。貴族企圖維持國家的傳統宗教,對抗新的宗教傾向。可是這意味著一個階級要向廣大的民眾宣戰,要和「那些沒有社會威望的人的宗教感情」(韋伯語)發生衝突。東方的軍事戰役之後,密特拉教興起了。西元前274年,奧勒良(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皇帝修建了一座神廟,獻給「無敵神」。他認識到東方宗教是獲得政治擁護的基礎,但是這又使泛希臘主義的敵視態度死灰復燃。於是皇帝不得不接受一種更加適合希臘人要求的宗教。羅馬帝國不能給希臘和波斯架設聯繫的橋樑,因為希臘人拒絕接受一位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羅馬被迫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個接近波斯模式的政權。後來,帝國分裂為操拉丁語的西羅馬帝國和操希臘語的東羅馬帝國。這反映了官僚機構的要求。伊利里亞山脈妨礙建立一個能夠聯繫帝國東西兩部的首都,就像後來的阿爾卑斯山阻擋了建立一個把神聖羅馬帝國的德國和義大利聯繫起來的首都一樣。

 

羅馬帝國皇帝奧勒良(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頭像

 

羅馬帝國官僚機構的發展,以及它對廣袤國土進行管理的成功,都有賴於莎草紙的供應。這種媒介的偏向是顯而易見的。莎草紙被官僚機構壟斷,它不能找到解決帝國第三種問題即時間問題的辦法。一種新的媒介浮出水面,以解決莎草紙的局限問題。耐久的羊皮紙抄本彌補了容易破損的莎草紙卷的缺陷。有了羊皮紙之後,基督徒就可以有效地利用希伯來經文,就可以積累大量的基督教文獻了。亞歷山大城的學者們把希伯來文的《聖經》翻譯成希臘文。西元前231年之後,在凱撒治理的地區建立了基督教學術中心。這些因素都鉗制了巴比倫僧侶的影響。塞琉西王朝曾經鼓勵巴比倫僧侶的影響,以鉗制波斯宗教的影響。西元前125年,巴比倫陷落之後,巴比倫宗教曾經和波斯宗教妥協。228年之後,波斯薩桑王朝(Sassanid Empire)支持這些東方宗教,阻止了羅馬帝國的擴張。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挑選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的首都,以便在這裡照顧基督徒的利益。由於得到基督教會的支持,羅馬帝國在時間上的延續問題,終於解決了。在和官僚機構的關係中,長期積累的莎草紙的偏向,由於轉向使用羊皮紙而被抵消了。羊皮紙成為一個力量強大的宗教組織的傳播媒介。帝國承認基督教之後,接著就出現了對異教的嚴厲鎮壓。

歷代皇帝都企圖把君士坦丁堡建成為文明世界的中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情況尤其如此。他們修建了一座大型圖書館,制定了一部民法典。這使他們和羅馬及亞歷山大城產生摩擦。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us I)在《法規匯要》(Digest)的序言裡,對法律的描繪和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描繪是一致的。這些一致之處有:神的發明和天才,理性人的意見,有意無意做錯事的賠償,再加一個總體的契約。全體國民共同生活,都遵守這個契約,以此決定恰當的言行。然而,地理的隔絕加重了宗教的分歧,使東羅馬帝國受到波斯人和以後的阿拉伯人的攻擊。

 

1581年重印的《法規匯要》(Digest)

 

伊斯蘭教的傳播切斷了莎草紙向東西兩個方向的出口。西方用羊皮紙取代莎草紙的時間,大約是從法蘭克王國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的興起到墨洛溫王朝衰落的時間。莎草紙的生產局限在一個很小的地區,它適合一個集權政府的需要。相反,羊皮紙適合非集中化的農業經濟。羊皮紙耐久,用它抄的書查檢方便,所以它特別適合大部頭的書,尤其是《聖經》和法律書。反過來,抄寫大部頭的書又很困難,所以其產量很受限制。大部頭書籍不多的小型圖書館可以修建在很多地區。因為主要靠莎草紙卷保存的文明的材料,必須要用羊皮紙重新抄寫,因此就興起了一個徹底的審查制度。異教的著作受到忽視,基督教的著作則受到重視。「世界上從來還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數量龐大的文獻遭到如此徹底的毀滅。」「凡是《聖經》之外的知識,只要它有害,就宣判死刑,凡是它有益,就加以收錄。」「世俗學問被禁,神學研究優先,羅馬取得支配地位。」圍繞羊皮紙的知識壟斷重視宗教,損害了法律。

羊皮紙這種媒介適合修道制度從埃及向歐洲的傳播。大約在520年,聖本尼狄克在卡西諾山創建了修道院。他強調規章制度,把保存書籍作為修道院的神聖使命。他追隨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給「西方的修道制度賦予學術的傾向」。儘管做了種種努力,學術在西方還是衰落了。學術復興的到來發生在西方的邊緣,發生在愛爾蘭獨立自治的修道院中。傳教的熱情開花結果,修道院在蘇格蘭和北英格蘭相繼建立,七世紀初期,歐洲大陸也建立了修道院。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的支持使復興的勢頭更加迅猛,阿爾昆(Alcuin)修士應召從北英格蘭的約克郡到查理曼麾下效命。英格蘭和法蘭西北部受到丹麥人入侵,但是歐洲大陸的修道院已經抄寫了英格蘭的羊皮紙抄卷,而且用羅馬的抄本補足其不足。耐久的羊皮紙抄本可以長途運輸,可以從危險區域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拜占庭帝國試圖阻止伊斯蘭教的影響。它訴諸基督一性論,禁止偶像崇拜,抨擊修道制度對經濟生活的消耗。東方對伊斯蘭教的抵抗,加大了伊斯蘭教在西方的壓力。但是,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在732年成功地堵住了伊斯蘭教在西部的擴張。其終極的效果表現在東方和西方的割裂。在西部成功阻止伊斯蘭教擴張的鼓舞之下,羅馬教廷與卡洛林王朝結盟,強烈譴責東方的偶像崇拜反對者。為了奪回西部,拜占庭皇帝在775年放棄了關於搗毀偶像的爭論。後來,查理曼大帝也禁止偶像崇拜。797年女皇愛琳(Irene)在拜占庭帝國登基,可是查理曼和羅馬教廷根據薩利法(Salic law)認為,皇位仍然空缺,於是查理曼就加冕為拜占庭皇帝。查理曼關心政府的效率,表現在他努力改善教會控制的教育機構,表現在他推出了高效而統一的文字,即小寫字體。但查理曼實現歐洲統一的努力,受到挫敗,因為他實行日爾曼人的一種制度:繼承人平分財產。在阻止丹麥人的影響的過程中,巴黎出現了一個權力核心。在打敗馬扎爾人(Hungarians)的過程中,德國也出現了一個權力核心。神聖羅馬帝國蠶食羅馬教廷的勢力,接著出現了宗教改革,形成了強大的傳教士組織。羊皮紙成為通用的媒介。憑藉這個媒介,基督教逐漸建立起了對知識的壟斷。

 

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

 

知識壟斷激起了一種新媒介的競爭。這個新媒介就是中國傳到歐洲的紙。中國人發明了用碎布造紙,用毛筆寫字,完善了一套象形文字,歷史悠久,約四、五千個字,用以滿足一般的需要。「使彼此不能通話的人能夠交流,用筆,而不是用舌頭。」用漢字通話的效果,使中國人不用再去開發字母表。

精妙的文字,為仕宦階級在管理帝國中的地位提供了強大的支援。反過來,少數的治人者和廣大人民之間的鴻溝,又導致了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印度,婆羅門對知識的壟斷建立在口頭傳統之上。這種傳播的局限,又導致了佛教的流布,因為它強調的是文字,這對下層階級有吸引力。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入侵印度之後,佛教受到鼓勵。但是,馬其頓帝國(Macedonia)衰落之後,婆羅門的勢力在印度復興,佛教勢力被迫出走中國。紙在中國的大量供應,使佛教徒能夠大規模發展雕版印刷。由於國家的影響和儒家經典的大量刊佈,儒家勢力壯大。中國的文字給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礎,它強調的是按照空間來組織帝國,卻不足以滿足時間的要求,因此中國總是暴露出改朝換代的問題,因此從1280年到1368年,它受到蒙古人統治。

伊斯蘭教向東傳播之後,造紙術傳入西方。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在巴格達建都以後,造紙業大發展,給強烈的學術興趣提供了基礎。被逐出教門的聶斯脫利教(Nestorius)興辦學校,把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著作翻譯成古敘利亞文。529年,查士丁尼在雅典關閉了聶斯脫利教興辦的學校,其中的學者被迫遷居波斯。在這個學術背景下,巴格達成為翻譯中心,大量的希臘文、古敘利亞文和波斯文著作被翻譯成了阿拉伯文。

在九世紀,巴格達的威望刺激了希臘學問在君士坦丁堡的復活,也激發了拉丁學問在西部的復活。希臘學問在君士坦丁堡復活以後,西羅馬對東羅馬抱敵視的態度。東西兩個教會產生競爭。與此同時,東部教會的傳教活動使東正教傳入保加利亞。一方面,東正教把《聖經》翻譯成斯拉夫俗語。另一方面,西部的教會把《聖經》從拉丁文翻譯成俗語。書寫斯拉夫語的西瑞爾字母和格拉哥裡字母發明了,這個基礎使斯拉夫語具有更加豐富的表現力。拜占庭帝國的教育強調世俗的學問。1054年,東西教會終於分道揚鑣。阿拔斯王朝衰落,塞爾柱突厥人開始活躍。1070年,耶路撒冷陷落。羅馬教廷拒絕給拜占庭皇帝提供説明,並組織十字軍東征。東征最終失敗,十字軍無法維持對耶路撒冷的控制,被迫退回君士坦丁堡。自1204年到1261年,君士坦丁堡臣服於拉丁國家。1261年,希臘人又把它從十字軍的手裡奪回來。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造紙術從巴格達流傳到西方。1258年,蒙古人攻佔巴格達以後,造紙業只集中在西部一些中心。十三世紀後期,義大利開發了造紙術的新工藝,紙的品質大大改善。十四世紀,造紙術又傳入法國。因為碎布是造紙的主要原料,大城市是主要市場,於是紙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靠近城市,是否有充足的水和動力。1275年前後,商業革命興起,紙的產量隨之增加。義大利商業都市的活動削弱了拜占庭帝國。對阿拉伯人傳來的紙張的宗教偏見,也隨之瓦解。隨著城市、大教堂和大學的發展,鄉村地區修道院的知識壟斷,也受到削弱。

紙張的傳入使巴格達興起,西西里和西班牙的伊斯蘭教徒對學問的關注,也是造紙術傳入的結果。西班牙有許多圖書館。奪回摩爾人佔領的西班牙城市之後,歐洲人就可以利用書裡的哲學、數學和醫學內容了。接觸亞里士多德以後,阿奎那(Thomas Aquinas)試圖調和希臘古典與基督教教義。形式邏輯的創造者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被吸收進正統的觀念。教會企圖控制大學裡的學問,又試圖控制俗語本《聖經》的傳播。起初,教會迫害韋爾多派(Valdesi)等異教和阿爾比派的十字軍(Albigensian Crusade),接著又組織了多明我會和聖方濟各會,然後又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十二世紀,研究羅馬法的興趣復興,這就加強了羅馬皇帝的地位,但是宗教法的制度化又抵消了他的影響。儘管教會企圖控制學問,但紙張的增加和貿易的增長還是有利於城市的發展,有利於鞏固君主的地位。通俗語日益重要,律師的地位上升,這就加強了政治組織的力量,而不是基督教組織的力量。羅馬教廷被迫遷居法國阿維尼翁的時期(1308-1378),法國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英格蘭的敵視也是顯而易見的。在英格蘭,羅馬法沒有留下甚麼印記,普通法卻表現在陪審團制度和議會制度之中。再者,英法戰爭之後,法庭更加鼓勵人們用通俗語。在知識壟斷的情況下,基督教組織強調的是對時間的控制,而知識壟斷是以羊皮紙為基礎的。後來,紙張和羊皮紙唱起了對台戲。貿易和城市的發展,俗語地位的上升,律師地位的日益重要,都要依靠紙張的支持。紙張加強的是民族主義的空間觀念。

先是修道院壟斷知識,接著是大城市的抄書匠行會壟斷知識。大部頭書籍的價格不菲,於是就有人企圖用機器來對書籍進行再生產,結果就是德國人發明印刷機。當時的德國處在抄書匠行會把持地區的邊緣位置。法國的集中控制方針使之不善於逃避行會的壟斷,政治上分裂的德國卻比較能夠逃避行會的控制。手抄本哥特字體美觀,適合印刷,這些因素使人們對與印刷術相關的發明感興趣:油墨、大規模生產的統一字釘、快速運作的印刷機。義大利的紙張供應充足,政治上的分割又和德國類似,所以許多印刷工人遷居義大利的城市,於是羅馬字體和義大利字體就出現了。巴黎的印刷業遲至1469年才出現,英國的印刷業還要晚一些。幾千年積累的手稿印製出來。到了十五世紀末,印刷人開始考慮能否開闢新的市場。出版商的商業主義取代了印刷人的技藝。通俗語給新作者和新讀者提供了機會。小開本的書和小冊子開始取代大開本的書。在英格蘭,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避開了與歐洲大陸印製的拉丁文書籍的競爭,努力拓寬自己的市場。他在《百科全書》的序言裡說:「那種正在形成的英語,在說話的時候,在各個郡的表現是不一樣的⋯⋯我把這本書的規模壓縮一下,翻譯成我們的英語,不是用我們粗俗的語言,也不是用奇特的語言,而是用我們大家都能夠理解的語言⋯⋯」在德國,德語抵制了巴黎法語形成的那種經院氣息,這就突出了對神秘思想和通俗語言的傳授。坎普滕的湯瑪斯(Thomas à Kempis)的話反映了當時的人對經院哲學的攻擊:「但是,如果沒有對上帝的敬畏,智慧還有甚麼用呢?」「由於缺乏訓練,腦子才轉向理性。」(亨利・亞當斯語)在德國,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抵制教會的侵蝕,保護了音樂。社會對通俗語感興趣,羅伊希林(Reuchlin)和伊拉斯謨(Erasmus)之類的學者又關注希伯來語和希臘語的研究,於是就出現了路德和廷代爾翻譯的德文版和英文版《聖經》。俗語版《聖經》之後,又出現了新的注經和爭論。注經和爭論用的是小冊子和傳單。對《聖經》的直解成為異端和宗派之爭的根源。

 

1534年的路德德文版《聖經》

 

德國的宗教改革和印刷業的活躍之間有一定的關係。與此同時,法國卻出現了對異端出版物的鎮壓。巴黎大學的權威和法蘭克福書展,與萊比錫出版中心的興起,形成鮮明的對比。印刷工人從法國移居到鄰國瑞士與荷蘭,把圖書印好後又走私運回法國。在十六世紀的法國,學問走下坡路。但是,俗語得到了蒙田(Montaigne)和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支持。1539年之後,法語成為官方語言。法語的影響,在圍繞胡格諾教派(Huguenot)的爭論中表現出來,關於胡格諾教派的爭論見諸南特敕令。法國成為第一個允許異端者享受民權的羅馬天主教國家。法國的政策是限制本土的出版物,同時卻鼓勵紙張的出口。那些鼓勵出版自由的國家,從法國紙張出口的重商政策中得到了經濟「補貼」。禁止出版物走私越來越困難。在神聖羅馬帝國,比利時的安特衛普(Antwerpen)鎮壓走私出版物的活動。隨後,許多印刷工人就湧入荷蘭,普朗坦(Plantin)即為其中之一。荷蘭的印刷業取得長足進展,它建立了大型的鑄字工業。印刷業發展的同時,郵票印製和郵政業也發展起來,安特衛普成為金融中心。1576年,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被摧毀,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隨之上升。1579年的烏德勒支聯盟(Union of Utrecht)擁有充足的財力,所以它能夠抗衡神聖羅馬帝國和法國的要求。

在英格蘭,都鐸王朝(House of Tudor)推行專制主義,壓制印刷業,但鼓勵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修道院遭到廢除,神職人員的獨身現象不復存在,接著進行了廣泛的教育改革。印刷機成為「攻城槌,把教堂和城堡夷為平地」。擺脫薩利法而獲得的自由,使婦女可以問鼎御座,鼓勵了宮廷文學。對印刷的限制促進了人們對戲劇的興趣,促進了莎士比亞戲劇中口頭傳統的繁榮。

到了十六世紀末,字母表的靈活性和印刷術的發展,使不同種類的俗語文學發展起來,這就給產生歐洲分裂的民族主義提供了基礎。十八世紀的法國繼續奉行重商主義的政策,壓制出版物,鼓勵出口紙。1685年,法王撤銷南特敕令,熟練的造紙工人被迫移居國外,英國與荷蘭的造紙工業因此而得到發展。法國的國家干預,使紙張供不應求。與此同時,荷蘭卻引進更為有效的造紙術。法國的難民推出了批判的文學和哲學,貝爾(Pierre Bayle)和笛卡兒即在其中。這些學說對十八世紀後期的批評產生強烈的影響。在荷蘭,鑄字成為一種產業,埃爾擇菲爾家族(Elzevirs)這樣的公司開拓了歐洲的印刷品市場。在英國,對印刷業的壓制對內戰的爆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書商人數增加,他們使用更多的印刷機,以求降低成本。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煽動叛亂的讀物,於是又引起新一輪的鎮壓,以至於在內戰期間產生了大量引起爭論的出版物。強調《聖經》的同時,出現了對印刷業的限制,出現了對亞里士多德思想和經院哲學的攻擊。人們對當代人感興趣,科學和自然神論隨之興起。1662年建立的皇家學會,關注科學的發展,推動英語的改良,以使之成為散文的載體。皇家學會要求「像數學一樣簡潔明快的語言」,它拒絕「一切放大、離題和臃腫的文風」。

對印刷業的壓制使英國人不像法蘭西那樣重視語言。固然,英語詞典逐漸編輯出版了,但英語不足以準確表達歐洲大陸的法典。印刷業和得到改進的傳播加強了國會的代議制。對壓制政策的回應,是短小的通訊和咖啡館的興起。國會的絕對權力抵制國王的絕對權威,並摧毀殖民地根深蒂固的普通法。國會的權威成為公共信譽的基礎。1689年革命之後,1694年建立了英格蘭銀行。同年廢除了執照法。隨即出現了大量的報紙,第一份日報於1701年問世。在極盛期,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斯蒂爾在才智與美德的長期災難性的分裂之後,終於使之互相妥協。「在才智與美德分家的時期,放蕩使才智誤入歧途,瘋狂使美德步入旁門」。手搖印刷機的局限導致了政治小冊子的混戰。1712年的印花稅也隨之而起。低價售出的印刷品不堪重稅,印刷商被迫印製短小精悍的週刊和月刊。1728年,錢伯斯(Ephraim Chambers)的《藝術與科學大詞典》(Cyclopæ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問世。對政治作品的限制,加速了其他作品比如小說和兒童讀物的發展,也加速了圖書館的建立。1710年的版權法保護出版商的利益。但是,1774年的法庭裁決,又根據普通法否決了永恆的版權。這個裁決摧毀了對出版物的壟斷,鼓勵大批小本經營的出版商重印圖書,這就支持了龐大的舊書業,迫使大型出版社集中印製昂貴的出版物。相比而言,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蘇格蘭作家沒有像英格蘭那樣受到格拉布街的牽制,而是得到大學和羅馬法背景的支持。他們集中精力寫哲學思辨性的著作,比如休謨(David Hume)的哲學著作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經濟學著作。蘇格蘭王室關心的是出版司各特的小說和《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

 

錢伯斯(Ephraim Chambers)《藝術與科學大詞典》(Cyclopæ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

 

在英國,沃爾波爾(Robert Walpole)首相下台以後,政治審查制度也逐漸消解。紙的產量增加。卡斯隆(William Caslon)之後,英國擺脫了荷蘭鑄字業的壟斷。反對張貼的立法出台以後,對廣告的依賴日益增加,所以報紙的版面也日益加大。倫敦城抵制國會的絕對支配地位,這是對威爾克斯(John Wilkes)和朱尼厄斯(Junius)的支持,他們爭取到了出版國會辯論稿的權利。國會議員奧利維爾(Alderman Oliver)說:「每當國王、上院和下院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時,我就要反對這種權力。」報界抨擊「國王、上院和下院三位一體,攜手反對英格蘭」。新聞報導取代了社論和朱尼厄斯的文章。作者之所以要用筆名朱尼厄斯,那是「因為沒有必要遭到全國最壞最有權勢的人的嫉恨」。雖然有這樣一些進步,沉重的賦稅、誹謗罪官司的威脅還是束縛了報紙的發展,促進了人們對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趣。教會在革命期間存在的問題加強了自然神論的立場。休謨對自然神論的抨擊又弱化了教會的地位。浪漫主義的大門洞開。衛斯理(Methodism)和懷特菲爾德(Whitefield)兩個教派的對台戲隨即開場。

與英國本土對文學的興趣伴生的,是殖民地對文學的壓制,所以殖民地被迫在報紙上下工夫。殖民地需要印刷商出版州議會制定的法律,隨之而起的是印刷商對報紙和郵政的興趣,他們尤其關心的是鼓動人們反抗對出版業限制。他們緊追從英格蘭進口的議會辯論稿。1765年,政府對低價書報徵收印花稅,遭到民眾反對,他們要求廢除印花稅,而且取得成功。威爾克斯和朱尼厄斯對議會絕對權威的抗議,在殖民地得到了充分的傳揚。報紙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權利法案》中得到承認,這個法案保障新聞自由。對普通法的依賴意味著拒絕議會的絕對權威。由於不能在絕對依賴和絕對自由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大不列顛帝國開始分裂。在具有絕對權威的英國議會裡,羅馬法的影響顯而易見。其結果是,英國與強調普通法的殖民地,可能會發生衝突。

在法國,日益加強的集中化對君主的行政能力構成了沉重的包袱。出口紙張和限制本土出版物的雙重努力,越來越不平衡。這就促進了荷蘭和瑞士印刷業的發展,使書籍走私禁而不絕。法國作家伏爾泰(Voltaire)、狄德羅(Denis Diderot)、孟德斯鳩(Montesquieu)、盧梭(Rousseau)等人,越來越激烈地抨擊對出版業的限制。以英格蘭錢伯斯的《藝術與科學大詞典》為藍本的《百科全書》,成為抨擊君主制的彈藥庫。革命爆發之時,報紙就成為思想的大炮。革命之後,拿破崙建立了一套審查制度。整個十九世紀,為新聞自由的鬥爭持續不斷,既有進展,也有倒退,進展的結局是1830年的革命,倒退發生在路易·拿破崙的手中,進展發生在共和國期間。新聞記者和政治人物一樣,扮演積極的角色,結果造成法蘭西政治史中的動盪。

 

狄德羅:現代《百科全書》之父 (10/05)

 

英國對法蘭西革命的恐懼,在對報紙徵收的重稅之中顯而易見。造紙用上了機器,印刷也用上了機器,對報紙卻實行限制的政策。結果使媒體側重于素材,而不是新聞本身。期刊、雜誌和書籍日益重要,於是就出現了減少納稅和郵費的要求。1830年的法國革命比較溫和,接著是英國議會的幾次選舉法修正案。十九世紀下半葉,受到優惠稅收保護的《泰晤士報》(The Times)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了,倫敦和殖民地的報紙在數量和發行量上,都迅速增加。電報的發明,打破了倫敦受到鐵路強化的壟斷地位。1868年之後,電報促進了邊緣地區和倫敦的競爭。人們認為,德國人在教育上的成功是他們1866年打敗奧地利的原因,也是他們1870戰勝法國的原因。這促成了英國人1879年制定的教育法案,新的讀者群隨之產生。紐尼斯和諾思克利夫探索新新聞的新市場。在新期刊、廉價小說和文學經紀人的面前,巡迴圖書館的壟斷銷聲匿跡。

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倚重文學,與此相關的是報紙對知識的壟斷。這個壟斷地位受到優惠賦稅的保護。與此同時,美國卻沒有版權的立法,這就迫使美國作家倚重新聞業。紐約的出版商比如哈潑(Harper)使用蒸汽船的運輸線,依靠英國文學的巨量寶藏,將英國文學作品送到廣大的讀者手中。1852年,出版商和書商如塞路斯・菲爾德公司反對搞國際版權公約。美國人對新聞的倚重成為美國新聞業的特徵,美國新聞業受美國《人權法案》的保護。這就給技術發明提供了有力的支援。這些技術發明有:快速印刷機、鉛版澆鑄法、整行鑄排機、木漿造紙術。正如在英格蘭一樣,電報摧毀了政治中心的壟斷地位,摧毀了政治權力,這對內戰的產生,不無作用。技術發展對英格蘭和歐洲大陸的新新聞產生了影響。從美國傳來的技術摧毀了歐洲的統一,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無影響。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說,英國之所以不能加入歐洲外交的核心圈子,那是因為它要對議會負責。新新聞的出現使它在這個方面更加無能為力。俾斯麥的態度表現在這句話中:「決不要相信任何一句話,除非你看到它受到詰難。」這句話和盎格魯-撒克遜的新新聞形成鮮明的對比。德國早期思想生活的先驅們,留下了一筆領導藝術的遺產。1832年之後,國家繼承了這筆遺產,最終形成了沒有生氣的官僚階層。在尋找新聞的過程中,諾思克利夫(Alfred Northcliffe)使用前所未有的電報和私營線路,把巴黎作為龐大而廉價的新聞源泉,結果使法國的影響更加有力。在報業、電氣通訊、普及識字和普選權的環境中,法國王朝內閣政治的外交機構和手腕,運轉不靈。印刷業倚重的是自決,自決產生分割,《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把分割的影響記錄在案。以印刷機為中心的知識壟斷結束了人們對空間的執著,結束了對連續性和時間問題的忽視。報紙壟斷時間,但是它對空間的影響力非常有限,因為它有地方特點。報紙壟斷具有不穩定和危機的特徵。廣播電台使西方文明史進入一個新階段,它倚重的是集中化,它需要關注的是連續性。紙張和印刷業傳播的偏向,註定要被廣播的偏向抵消。用基佐(François Guizot)的話來說,民主以犧牲過去和未來為代價,它為當前開路,它註定要被規劃和官僚主義抵消。

 

《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

 

選自《傳播的偏向》,哈羅德.伊尼斯著,何道寬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年。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暴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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