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性暴力以外,更可怕的是系統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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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雅雯、唐晉濱

 

在2018年蔓延全球的社會運動之中,#MeToo 以其聲勢浩大的影響力引發全球關注。#MeToo 運動首先產生於網絡世界,是一個旨在揭露性犯罪的 hashtag(主題標籤,在社交媒體上以「#」開首來表示)。事緣2017年10月爆出荷里活金牌製作人 Harvey Weinstein 性侵數十位女性(電影業內佔多),之後女演員 Alyssa Milano 在 Twitter 寫下:「如果所有被性騷擾或性侵過的女性都能發一條『Me too』的狀態,人們也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了。」Milano 發文當天,這一標籤在 Twitter 平台的使用次數就超過了20萬次;而在 Facebook,24小時內就有470萬人、在1200萬條狀態中用了這標籤。

其後,不單愈來愈多女性在網絡上使用這一 hashtag,以訴說自己作為性犯罪受害者的經歷;在線下,全球亦有無數呼應 #MeToo 的示威、運動。這些女性希望可以成為一股集體的力量,再次喚起社會對性暴力問題的關注,並將性犯罪者訴諸法律。「#MeToo」這個 hashtag 與其帶來的反抗運動,無疑是2018年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

 

沒有 hashtag 的「Me Too」前史

事實上,「Me too」並非始於 Milano 的 Twitter。美國社會運動家 Tarana Burke 在二十年前就關注性暴力問題,從她接觸的受虐黑人女性中,她得悉「我也一樣」(me too)這個短語能幫助受害者放下被侵犯的恥辱,給予她們力量,尤其是在少數人士的社群。其後 Burke 於2006年首先發起「Me Too」運動,直至今天仍為這些女性服務。

 

多年來為少數族群女性發聲的美國社會運動家 Tarana Burke

 

在 Burke 這位「Me too」之母的角度來看,她對於紅遍全球的「#MeToo」運動卻有所保留。Burke 指出:性暴力的受害者膚色愈白、愈富有、社會地位愈高,則自然愈得到更多的注意。Burke 認為黑色與棕色皮膚的勞動女性、酷兒與跨性別族群,是最被世界忽略的一撮人,她/他們最需要受關注與幫助。可是在每種訴求都要爭取成為媒體焦點(不論是傳統、網上或是社交媒體)的時代,Burke 擔憂 Milano 發起的 #MeToo 運動只集中在較些社會地位較高女性的身上,或會淹沒上述有色女性的聲音,使她多年來的努力毁於一旦。

另一方面,Burke 表示不論她怎樣費盡唇舌地強調:性暴力問題的根源在於權力與特權,但普遍的 #MeToo 運動參與者,都總是將問題理解成個人問題。Burke 指她不希望受害者在打出「#MeToo」的貼文之後,只是讓心裡好過一些,然後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

 

針對 #MeToo 引發的反響,英國的左派出版社 Verso 於去年2月就編輯了文集《Where Freedom Starts: Sex Power Violence #MeToo A Verso Report》(下稱《A Verso Report》),並開放電子版供免費下載:http://bit.ly/2TOTyfH

 

主觀與客觀的性暴力

我們在每一則性暴力受害者的敘述之中,幾乎都可以聽到她們在經歷性侵害時痛苦、甚至血腥的身心創傷。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中,將這些最可見、帶有明顯的傷害的暴力稱為主觀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你有否曾因 #MeToo 事件中受害者的經歷而同情對方,或是對性暴力感到恐懼?可以說,#MeToo 最終能夠形成全球性運動,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它引發了眾多關注者的此類情緒。

 

齊澤克(Slavoj Žižek)《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然而齊澤克卻告誡我們:「對暴力行為的過度恐懼和對受害者的同情,不可避免地變成阻礙我們思考的誘餌。」若主觀暴力沒有引起我們的感受,那又如何?我們可以想想性暴力普遍得令人髮指的巴西與印度,當我們看到「在巴西每分鐘就有三位女性被強姦」,這樣最具體的事實,在(尤其是身在亞洲的)我們眼中,亦可以變成最抽象的數字或觀念。在《A Verso Report》的〈導言〉中 Jessie Kindig 就指出,與其對性侵事件的普遍感到震驚,其實最應該震驚的,是我們彷彿已經將(性)暴力當作平常的想法。

 

在 #MeToo 之前的2016年,阿根廷平均每三十小時就有一位女性被殺──很多都有被折磨過的痕跡,甚至被肢解,丟棄在公眾場所。這種被稱為「femicide」(殺女)的行為,引起了當地大規模示威

 

在受害者明顯的傷害背後,更加隱匿不見的是促成這種主觀暴力的系統與制度,即齊澤克所稱的客觀暴力(objective violence)。他指出,存在著一種內在於資本主義的基礎性系統暴力,它可以是荷里活與麥當勞,亦可以是伊朗的法律制度:被強姦的女性而非強姦的男性被判有罪。主觀暴力的行為的確殘暴、帶來創傷並使憤怒,但難道伊朗這樣的法制所加諸於女性的客觀暴力,不正是讓主觀暴力得以可能的條件嗎?

#MeToo 在中國也自有其背後的內在邏輯,如中國社會中「權力通吃」的規則、法律上未有對高校提供安全環境的要求、新聞審查對個別性侵事件的掩蓋、女性長期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地位等,這些都接近 Burke 所說的「真正問題在於權力與特權」。

 

資本主義可以是性暴力的幫兇

在 #MeToo 運動之後,亦有了不少成功的抗爭例子。例如據 Jacobin Magazine 報導,2018年9月美國發生一場針對麥當勞的抗爭,就是美國本土久違的、以性為訴求的大型勞工運動。女性遭性騷擾/侵犯的情況在美國快餐業向來都極為嚴重,麥當勞的女性員工最終發起跨越美國多個州份與城市的遊行,包括芝加哥、底特律、邁亞美、三藩市等城市,手持寫上「麥當勞,從我的胸部移開你的手」( “McDonalds, Hands off My Buns”)的橫額。麥當勞一直對員工關於性騷擾/侵犯的投訴不予回應,這次示威後麥當勞讓公開表示會正視問題,例如聘請法律公司協助更新公司的性騷擾政策,及初步計劃會與全國性的反性暴力組織 RAINN 合作,為員工提供反性騷擾培訓。

 

2018年9月美國針對麥當勞的 #MeToo 大遊行

 

資本主義之下的勞動制度,可以成為性暴力的幫兇。在麥當勞的例子之中,當受害者想要向公司投訴被同事性騷擾,她們的個案往往被管理層忽略,甚至反過來被威脅,例如削減上班時數,與被故意安排不便的上班時間。在無助之下,受害人唯有自己辭職,職位就由下一個潛在受害者補上。不論是狼狽為奸的制度與系統,還是實際犯下性騷擾/侵犯的人,都普遍輕視他們加害的女性,認為她們根本沒有能力組織大規模的抗爭,因此可以為所欲為。

然而,即使有零星的類似麥當勞運動的成功例子,亦不能掃清 Burke 的憂慮。事實上在系統暴力之下,性暴力的情況要遠遠比我們所見的普遍。比如「#MeToo」爆發的起源地是荷里活電影業,但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韓國的新聞,指當地影視業女星必須尊守「業界潛規則」(女星要跟監製或導演有性行為,才能保證有演出機會),自殺離世的張紫妍並非個別例子。類似的情況數之不盡,從基層勞工以至電影明星皆有,只是後者要得到關注,遠比前者容易。

 

我們接下來應該做甚麼?

自十九世紀以來,歷史上無數的女性以血與淚一路走來,為加諸於自己與其他女性身上的暴力起來抗爭,以往甚至連「強姦」的定義與罪行化,亦是經過漫長的抗爭才贏得。#MeToo 可以當作是這漫長的抗爭的一個最新的里程碑,然而如果大家以為指控涉及性侵的荷里活導演及演員,剝奪他們的工作機會(被控性騷擾的荷里活男星路易(Louis C.K.)已經準備復出了),以至審訊與監禁他們就解決了問題,這就正正忽略了造成性暴力事件背後的系統暴力。

在 #MeToo 事件中,當在我們輕而易舉地對性暴力的受害者施予同情之時,我們亦要思考如何對那些內嵌於制度中、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制度和文化進行顛覆。#MeToo 運動若想真的觸及核心 ,撼動根本的、來自系統與制度的暴力,就需要我們對其背後更加複雜的因素不斷追問,只有對性犯罪進行持續地、全面地反思和行動,這場運動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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