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出走娜拉,現代戲劇之父 (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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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雅雯

 

對於當代挪威易卜生研究專家海默爾(Bjørn Hemmer)來說,易卜生的珍貴之處在於他作為戲劇家,描繪出了一種處於發展和變革法則之下,不斷運動的世界以及它對個人和社會群體所造成的後果。而易卜生自己也曾說:「對我來說首要任務在於描寫人、人際關係與人的命運,這些都是以某些仍舊存在的社會關係和觀念作基礎。」

 

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年3月20日,「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出生於挪威一個富裕的商人家庭,七歲後父親經濟破產,他的生活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因家庭條件所限,易卜生於十五歲時被不得不離開學校,成為一名學徒藥劑師,並於1846年開始創作劇本。基於生活經歷,易卜生戲劇中常有自己家庭——尤其是父母——的影子,主題也常涉及經濟困難和道德問題。儘管他第一部搬上舞台的戲劇《武士冢》(The Burial Mound, 1850)並未獲得太多關注,但他此後仍未放棄夢想。經過努力,易卜生最終成為享譽世界的劇作家,對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等人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刺激了現代劇場與導演制度的發展。1906年的今天,易卜生在奧斯陸逝世,他是北歐批判寫實主義的代表,在其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共寫作二十五部劇本,其中以揭示社會和家庭矛盾的「社會問題劇」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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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詩劇、社會問題劇到歐洲「心理戲劇」的濫觴

易卜生的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在其晚期的劇作《建築大師》(The Master Builder)中,主人公一生所建的三種建築,正巧妙地寓意了其創作的三個階段:教堂,象徵早期取材於歷史傳說的浪漫主義詩劇,如《覬覦王位的人》(The Pretenders);公寓,象徵中期創作的社會問題劇;空中樓閣,則象徵了晚期心理劇時期,這一時期的四部劇作因轉向心理描寫,探討「個人精神問題」,也成為後來歐洲「心理戲劇」的濫觴。在此,我們重點介紹他對後世作家影響極大的社會問題劇。

 

英國 The Old Vic 劇團所演的《建築大師》(The Master Builder)劇照

 

所謂「社會問題劇」(the problem play)興起於十九世紀中期歐洲民主民族運動高峰時期,是當時寫實主義運動的重要部分。社會問題劇通過人物在舞台上的爭論,處理現實中的社會問題,諸如:法律、教育、道德、宗教、婚姻家庭等;也就是說,此種戲劇形式的核心是提出、剖析或批判種種醜惡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而不在於人物的審美價值。十九世紀的社會問題劇主要體現角色在現實社會中經歷的兩難境地,而易卜生戲劇中更突顯了人物們的道德困境。1877年,易卜生僑居德國,完成了第一部社會問題劇《社會支柱》(The Pillars of Society),次年首演令他在德國大獲掌聲。此後,他又創作了反映了女性生存困境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反擊評論界非難該劇的《群鬼》(Ghosts)及著名的《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

 

美國名劇作家 Arthur Miller 改編版本的《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新版封面

 

《玩偶之家》描述了娜拉(Nora Helmer)為救重病的丈夫假冒父親筆跡借債的故事,丈夫病好後卻認為這有損自己的聲譽,不僅對娜拉大發雷霆,甚至要剝奪她對兒女的教育權。此時娜拉才發現,自己不過是在一個「玩偶家庭」,做一個「玩偶妻子」,而從前的自己也不過是父親的「玩偶孩子」,最後娜拉決定出走,並留下那句著名的「首先我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要學做一個人」。可以說,娜拉既是受制於時空環境、社會習俗枷鎖的挪威中產階級妻子,也象徵了每一個時代中尋找自我實現的女子。女權主義認為,娜拉的形象為婦女解放提供了啟示;也有評論認為她的出走是黑格爾式自我實現的體現,她通過決定、行動和不可改變的結果成就自我⋯⋯但易卜生始終堅持,自己並非社會學家或哲學家,更無法接受女權賦予的殊榮,他的任務是「寫人」。藝術上,易卜生擅於運用「回溯」的手法更加清晰地向讀者展現前情,海默爾認為,「《玩偶之家》展現出易卜生新形式當代劇的力量所在:它發揮了舞台的藝術功能,也就是讓無形的東西變為一目了然⋯⋯《玩偶之家》是一個圖解式的例證,表明現代戲劇裡有三個透視視野,三個不同的層面,第一個層面涉及社會方面,它為個人的人生設定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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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易卜生在劇中提出的女性解放問題有其進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未有深刻的思考或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案。

 

「五四」運動中的易卜生

今年,恰逢「五四」一百週年,易卜生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僅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陣地《新青年》雜誌出版「易卜生專號」,胡適更將「易卜生主義」奉為他個人的人生觀與宗教;此外,易卜生還影響了曹禺等中國的劇作家,甚至當時一些有志於建立中國現代戲劇的青年,如洪深、田漢等,均把「做中國易卜生」當作人生理想。

其中,胡適是中國最早全面系統評論易卜生的學者,他曾發表《易卜生主義》,並在康奈爾大學哲學會上宣讀。當時的胡適,一心想去除國民的奴性、使人們追求獨立自由的人格,因此,文中胡適通過對《玩偶之家》、《人民公敵》、《群鬼》等作品的介紹、分析和應用,宣揚了他所闡釋的「易卜生主義」,即健全的個人主義。他認為,易卜生主義是十九世紀個人主義的精華,最能代表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一方面讓我們像娜拉一樣,將自己塑造成獨立的個體;另一方面也教導人像《人民公敵》中的斯鐸克芒醫生(Doctor Thomas Stockmann)一樣,特立獨行、敢講實話並與惡勢力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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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對易卜生的評價與回應,是「五四」時期另一重要見解。事實上,早在「易卜生專號」之前,魯迅就曾對易卜生進行評價與褒獎;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後怎樣?》演講。在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呼籲青年學習娜拉的覺醒,魯迅敏銳地告誡青年學生:「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他認為,出走的娜拉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淪為妓女),就是回來」,因為,未曾改變的殘酷現實仍是不平等的經濟權利與社會勢力問題,儘管這一問題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卻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更進一步來說,魯迅所指出的其實不止關乎「五四」時期婦女解放的問題,更是為一部分夢醒了的青年知識分子們指出一條需要「深沉的韌性的戰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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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胡適還是魯迅,其著眼點都根植於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他們將易卜生作為「五四」反封建與個性解放的思想武器之一,為知識分子們的思想革新提供一套參考。由此,在那個變革的時代裡,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幾乎成為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評論、分析與汲取的對象,而他亦成為思想啟蒙的角色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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