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荷: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不成對立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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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晉濱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塞荷(Michel Serres) 剛於2019年6月1日逝世。塞荷的名字可能在中文世界或許較陌生,但他是傅柯的思想同伴,是法國國民熟知的哲學家,亦是最熱衷想要結合人文與科學的思想家。今天我們來悼念這位哲學家,並簡要回顧一下塞荷的生平與思想。

 

米歇爾.塞荷(Michel Serres)

 

戰爭陰霾下的童年

1930年9月1日,塞荷生於法國南部的阿讓(Agen)。據他憶述,他的整個童年與青少年時期都被戰爭籠罩著:二戰、集中營、廣島與長崎,戰後就到殖民地戰爭,每天面對的是饑餓、轟炸、死亡與數之不盡的罪行。戰爭,總是戰爭。這些切身體驗塑造了塞荷的身體與感官,延續至終身,他指自己永遠無法再直視自己幼年的照片,或畢加索的反戰巨作《格爾尼卡》(Guernica)。

 

畢加索《格爾尼卡》(Guernica)

 

由此死亡成為塞荷一生研究的母題之一,而戰爭經驗亦影響到他對倫理學的看法,尤其是一種對於學科取態的倫理學。縱使如此,塞荷卻是個樂觀主義者,認為世界會漸漸變好,他曾稱相比自己人生最早三分之一那段時間,現今的歐洲猶如天堂。

 

與傅柯並行的人

塞荷於1952年進入法國最高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至1955年畢業,取得哲學學位。可是塞荷回憶時卻語帶諷刺地說:你能想像一個進入了法國最高學府的人,最後要靠自學嗎?他表示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師範學院,哲學只有四個研究方向——塞荷稱之為四條超級高速公路(superhighways):馬克思主義、現象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包括社會學、民族學與精神分析)與認識論(epistemology)。塞荷對前兩者不感興趣(當時沙特與梅洛-龐蒂的存在主義式現象學大行其道),而自然科學的背景使他對後當時人文科學的進路抱有懷疑,最後他選了當時已經沒甚麼人關注的認識論研究——縱使法國有很強的認識論傳統,但已經被放棄了。

 

傅柯:規訓與懲罰,社會的環形監獄 (10/15)

 

塞荷畢業後執教,成為傅柯的大學同事兼好友。在傅柯撰寫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詞與物》(法:Les Mots et les choses/英:The Order of Things)期間,他與塞荷經常就眾科學領域之間的結構成關係作討論。書中提出的知識型(épistémè),以指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與塞荷對於科學領域結構的後設思想有所契合——傅柯較集中在人文科學,而塞荷則對自然科學更感興趣。

塞荷至1968年才完成並出版博士論文《萊布尼茲的系統及其數學模型》(Le Système de Leibniz et ses modèles mathématiques),而取得博士學位。1968年亦正值六八學運的一年,法國師生對大學制度的不滿在這種「五月風暴」中總體地暴發出來。其後傅柯(Michel Foucault)當上新成立的巴黎第八大學(Université Vincennes à Saint-Denis)哲學系系主任,就邀請了塞荷到新大學當任教授。

 

巴黎第八大學(Université Vincennes à Saint-Denis)

 

人文與科學統一的認識論

傅柯指在自己的求學時代,法國思想界有兩大傳統:一是經驗、意義與主體的哲學(代表有存在主義與現象學),另一是知識、理性與概念的哲學。從傅柯與他老師(Canguilhem),至塞荷的老師巴修拉(Gaston Bachelard)與他本人,都屬於後者的概念哲學傳統,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對人類的科學史作考究與再詮釋,並試圖提出一套能在歷時與共時的維度下描述眾科學的後設框架。

巴修拉認為科學的發展進程是斷裂的(這觀點要比湯瑪斯・孔恩(Thomas Khun)提出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要早):科學不只要跟常識斷裂,亦要跟舊有的科學理論斷裂,否則只會成為新科學的障礙(比如牛頓力學就是愛恩斯坦物理學的障礙)。這理論影響到塞荷的科學觀,他形容每個科學領域就如萊布尼茲式的單子,有著自己的生命與可知性(intelligibility),但他不像老師著重斷裂性,他認為科學之間有著一個結構性的統一,連結著眾多獨立的科學領域。

 

《火與霧的信號:左拉》(Feux et signaux de brume. Zola,1975)

 

塞荷跟老師的另一個差異,是巴修拉主張人文學科與科學是分隔的兩個領域,塞荷卻不認為兩者有明顯的差異,甚至兩者從來都在互相構成對方。塞荷反對一般對於科學與非科學(non-science)截然二分的區隔,諸如藝術與文學等普遍被認為是非科學的領域,但其實都有著科學學科(scientific discipline)的結構,因此應該被當作跟科學同層級的知識型(épistémè)。例如塞荷指出在物理學家明確地提出熱動力學(thermodynamics)理論之前,法國文學家左拉(Emile Zola)的小說中已經顯示出熱動力學的構想;他亦考究過古羅馬詩人與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的《物性論》(De Rerum Natura),認為這首長詩對於二十世紀的物理學有所貢獻。塞荷亦將自己的戰爭經驗與這種學科觀連結起來,他指正因為科學從人文學科分隔開來,我們才會有以核子武器為代表的終極暴力。

塞荷為人文學科提供了一個始於科學、而非科學至上主義的角度,來重新閱讀已經碩果纍纍的人文學科。比如法國的結構主義普遍以索緒爾語言學為基礎,塞荷則提出一種以數學,尤其是代數與拓樸學(研究幾何學形狀之間的關係的學科)為基礎的結構主義。

綜觀塞荷的基本思想,我們看到他所言的認識論,並不如傳統哲學分支下所理解,塞荷不聚焦於問「知識如何可能?」的康德式問題,而是著重提出新的知識框架,透過重新審視過往的思想,重構與開拓新的知識領域。

 

《物理學的誕生,自盧克萊修的文本中》(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1977)

 

塞荷著作:從赫米斯到姆指姑娘

塞荷終身的興趣是探究世界與世界中事物的連結方式,因此他的研究領域幾乎無所不包,從題材上有時間、死亡與天使,學科上有藝術、宗教、文學與科學史,他亦關注各種社會議題,比如資訊科技與社會、數碼人文主義,與開放知識的可能性。塞荷於幾十年間出版了超過八十本著作,他的書中交錯著科學的技術分析細節與詩性的語言,並巧妙地運用了法文的發音特性,因此亦被指為「不可能翻譯」。

 

《姆指姑娘》(Petite Poucette,2012)

 

塞荷的奠基之作,是借古希臘神話中的信使之名,一系列名為《赫米斯》(Hermès,負責在眾神之間作傳訊與溝通)的書。五書分別是《溝通》(la communication,1969)、《干涉》(l'interférence,1972)、《翻譯》(la traduction,1974)、《分佈》(la distribution,1977)與《西北航道》(Le passage du Nord-ouest,1980),系列旨在探索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溝通方式。塞荷亦有專書討論文學家與思想家中被忽略的科學構想,比如以上提到的例子就出自於《火與霧的信號:左拉》(Feux et signaux de brume. Zola,1975)與《物理學的誕生,自盧克萊修的文本中》(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1977)。塞荷的後期著作則離開歷史考察與評論,改以一種結合詩、哲學與宇宙論的方式,來表達已經蘊含於自己早期著作的各種形上學。

塞荷的大部分著作都旁徵博引、包羅萬象,對讀者有一定的背景要求。然而他卻同時是位「國民哲學家」,在法國國民之間廣受歡迎,他講述數碼人文主義的《姆指姑娘》(Petite Poucette,2012)更賣出超過 27 萬本。可惜在塞荷的洋洋著作之中,目前只有五本譯成了中文,包括:《萬物本原》(Genèse)、《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Le Mal Propre: Polluer pour s’approprier?)、《危機時刻》(Temps des crises,於大陸與前書合集成《生地法則》)、《寄食者》(Le Parasite)與《姆指姑娘》,如今哲人已逝,希望將來會有更多塞荷的譯作,讓我們以他的眼光學習重新審視人類的過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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