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中國史學史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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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黎子元

 

也許今天不少讀者並不了解,世界上最早將中國史學帶到現代大學中講授的是日本學者。當中就包括了日本歷史學界中國史研究巨匠、「京都學派」主要奠基人之一內藤湖南(1866—1934,原名內藤虎次郎)。 

內藤湖南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展的中國史學研究,不但對於日本史學界而言具有史學學科的開創性意義,即開創了把歷史的編纂、評論視為研究對象的「史學史」,同時,為國際史學界,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史學界,提供了可資參照的史學研究典範。與同時代的許多日本知識分子一樣,他的中國史學研究從理論視野上,自覺地將東亞文化看作是一個獨立的文明世界,將包括了朝鮮、日本的東亞史看作是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將自己的史學研究看作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

他獲得的研究成果體現在從中國歷史、中國史學史、日本文化史到目錄學、甲骨學、敦煌學、滿洲學等多個方面,其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率先提出的「唐宋變革論」。該假說以唐宋之間發生的巨大變化作為中國歷史上劃分「中古」與「近世」的分期理由,在二十世紀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日本史學界研究中國歷史問題的主要理論原則,並在二戰後被引介到美國,對於國際上的中國史學研究發揮著持續影響。「唐宋變革論」一度成為史學專家們無法迴避的論題,引發過相當激烈的辯論。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試圖指出發生在唐代與宋代之間的一場重大的政治制度變革,即作為中國「中古」時期主要特徵的多元的貴族(士族、門閥)統治制度,最終被單一的君主獨裁統治所替代,而後者則標誌著中國歷史在唐末與北宋之交進入了「近世」時期。在中古,君主必須是貴族階級的一員,而在近世,隨著貴族政治的衰落,君主獲得了超越階級、凌駕臣民的無上地位。不過,同樣作為貴族政治衰落之結果的是平民地位的提升。他們獲得一定的社會自由與暢通的上升途徑,於是便成為支持君主獨裁統治的主要力量。內藤湖南認為,這股平民的力量不斷積蓄,推動中國歷史在清末通往共和制的前途。 

與「唐宋變革論」相對應,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則指出,隨著中國政治體制上在唐宋時期向君主集權轉變,中國史書的編撰到了這個時期同樣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變革,即以北宋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為代表,從此,史書以君主為理想讀者、帶有帝王學性質。自唐代起,君主開始插手史官的歷史書寫。而正史的編撰習慣也由一家著述改為多人分纂。修史原本作為家學而如今逐漸成了國家事業。中國的歷史編撰逐步喪失了以《史記》為典範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家精神。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堪稱中國歷史研究的範式(paradigm),在他去世後七十年仍籠罩著日本史學界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紀末,一批日本歷史學家試圖以「歐亞史」的框架替代「東亞史」的框架,把歐亞草原上的各個遊牧民族的歷史引入了中國歷史研究,獲得了新的見解,推動了歷史研究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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