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暴力學:反思近日香港暴力影像源由|方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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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川明

 

【按:本文寫於7月21日晚元朗夜襲事件之前,不代表01哲學立場】

 

前言:左翼的語塞與聲音

在香港,反修例引發的連串風波,似乎沒有歇止的跡象。六月底以來,民眾都在週末組織的示威活動(例如光復屯門、沙田遊行),往往造成大規模的警民衝突。示威期間,每每有示威者被警棍打至頭破血流,亦有警員被群眾追打,更別提殃及無辜的途人及記者了。傳媒爭相報導當中的暴力,地上血跡和傷者的疤痕皆成輿論的主題。儘管人人談論暴力、批評暴力,警民衝突非但沒有歇息,行動(無論在質或量)還以幾何級數上升。面對上述情況,儘管有人譴責(任何一方的)暴力,但人們每每急於表態,要不是支持示威者,就是加入「撐警」陣營,非此即彼。據說,香港沒有明碼實價的左翼,即便有自稱為左翼的,卻患上了失語症,躲在家中自憐自艾(聽聞原因是:左翼在本港的勢力弱小如螻蟻,故無力左右事態發展)。總之,香港一如既往地欠缺左翼的聲音。

首先,筆者無意探討左、中、右的政治光譜,為它們寫下精確的定義。其次,本人是把「左翼的聲音」理解成西馬式的批判理論(補:既然有人堆砌出「自由派左翼」一詞,故此有何不可?),箇中沒有政治立場成分,它不是坊間流行的陰謀論、社運 KOL 的自說自話,或示威策略討論,而是分析香港時局(徵狀)的一種努力嘗試。它是既客觀又抽離,能夠為我們在催淚彈及網媒引起的朦朧煙霧中,看清一點現實。故此,筆者打算站在左翼的位置,重溫齊澤克的《暴力》,借此審視當刻的香港,還望合時。最後一句:只有密涅瓦的貓頭鷹,能在黑夜將至之時,振翅飛翔。

 

齊澤克:最純粹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

 

3+1 種暴力

平心而論,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不是一本好書。在沒有提供任何原理(及理論基礎)的情況下,作者直接扔出三個有關暴力的概念,完全莫視初階讀者的存在。三個概念分別是:一)主觀的暴力,二)客觀的暴力,三)神的暴力。儘管齊氏情願花筆墨在(一再重複的)笑話上,並沒有好好說明上述概念和拉岡派精神分析理論的關係,但它們確有淵源。

 

重溫拉岡的想像界、象徵界、真實界三界說-拉岡:最接近哲學的精神分析師 (04/13)

 

一)主觀的暴力,可稱為想像性(the Imaginary)的暴力,泛指一切直觀呈現的暴力意象,它往往涉及身體上的摧殘,以及相關的暗示。譬如說,香港的「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簡稱電檢處,另一例是美國的美國電影協會(MPAA))就特別留意這類意象:他們自有一套準則,根據電影的內容、濺血之程度,判斷該齣戲的分級(香港主要分為 I 級、II 級和 III 級;當然,還包括色情元素),限制觀看人士的歲數,避免損害年輕觀眾的心智云云。然而,意象的暴力與否,其實是相當主觀的。有一些影像(舉例說,《標殺令》(Kill Bill)裡乖張的、過火的打鬥場面;要補充的是,色情元素同樣適用),電檢處可能覺得異常殘暴,但對部分影迷來說,只屬芝麻小事。同樣地,對某部分人士,一些看似雞毛蒜皮的小事——譬如床上出現一把菜刀——卻是暴力非常。

 

《標殺令》(Kill Bill)劇照

 

重點是:我們面對主觀的暴力時容易會失焦,每每變成探討暴力意象的呈現強度,以及大眾的接受程度(看看今天網媒流通的新聞照片與討論,便略知一二)。針對上述情況,齊氏認為這些討論無助分析、甚至阻礙我們看清事實。根據拉岡派的看法,主觀的暴力之所以是想像性的,源自它連繁我們(從少便有的)對自己身體的整全想像。試想一下,撇除鏡子的協助,我們觀察自身(直接地觀看自己)時,見到的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身體。這正是嬰孩眼中的「自身」:它是一具肢離破碎的肉體;同時,自我與外界的界線也非常模糊。還好,隨著心理機能日漸成熟,還有父母(或監護人)的悉心扶助(鏡像認同機制),我們獲得了建全的(想像的)身體形象。所以恐怖電影為了嚇壞觀眾,很多都有血腥的肢解場面,它們(有意無意的)挑起我們埋藏已久的夢魘:來自幼年的、一直被壓抑的碎片化身體之惡夢。

 

《恐懼鬥室 2:死亡困局》(Saw II,或譯《奪魂鋸 2》)劇照

 

二)客觀的暴力,可稱為系統的暴力。相對於第一種暴力,客觀的暴力不僅是不見血的,而且像空氣粒子般潛伏於社會的每一角落;如果說,主觀的暴力總是出現在個別的肉身之上(不管是個人或是一幫人),那麼後者則是廣泛性的,它牽涉普遍的維度。客觀暴力的其中一個面向是語言暴力:從各種淫穢的、涉及男女性器的髒話,以至針對種族、膚色和性別等的歧視用語(例:香港人習慣稱南亞人為阿星或咖喱佬,自覺逗趣地叫他們「返屋企吔蕉」(回家吃香蕉))。多得語言此一客觀的中介,侮辱性的字眼終究是侮辱的,是不由個人的主觀意志左右(當然,朋友間的玩笑另計,但稍有不慎,可換來斷交的惡果)。有趣的是,類似主觀的暴力,當我們討論客觀的暴力時往往也有失焦的情況。

 

香港電影所表現的客觀暴力-八〇年代香港另類英雄夢:林嶺東風雲三部曲回顧

 

比方說,荷里活正興起一股潮流:政治正確,創作人自我審查,不但把昔日的歧視字眼視為禁忌,還採取 180 度反轉的立場,崇拜從前被語言暴力打壓、性別歧視的受害者,有的更達致戀物癖的程度。齊氏的分析指出,儘管政治正確運動(如果稱得上是一種社會運動)是出於好意,但無補於客觀暴力仍舊存在的事實。原因是,包含語言暴力等面向的客觀暴力,與象徵界(the Symbolic)息息相關;甚或說,每逢象徵界發揮功能、符號秩序得以正常運作之時,總是(不自覺地)產生出客觀的暴力。實情是,由於象徵系統一直在壓抑深處社會角落中的事物、試圖抵抗被象徵化的雜音,秩序才能運作正常。如果說,正是語言(符號、象徵)的誕生,使人類可指涉萬物,能建立神話及法律,繼而組織、建構起各種人類社會系統;那麼,我們可以從牙牙學語的嬰孩(此一微觀角度),看清象徵界的介入是有多殘暴:語言的介入,像一把利刃,為嬰孩原先的單調世界(簡單的程度,幾乎所有事情是均稱的、一一對應的,既充沛無比,又帶點貧乏,恍如《The End of Evangelion》裡的 LCL 液體世界)劃分為複雜多變的萬物,包括嬰孩自身亦被劃出「外、內」,「你、我」等肉身的邊界,形成各種器官。換言之,原先簡單的完整身體(形象)不復存在,並被劃開成複式的器官組織,規訓成日後具備社會功能的複合體;其他種種,身體上不能被明確象徵化的部分、不咬弦之地方,只能被粗暴地壓制。家族族譜、母語學習、學校的紀律、議會限制公民選舉權利的規則、政府頒布的律法、殖民帝國的奴隸制度等等,諸如此類,一切象徵系統皆然,無一不備粗暴的象徵暴力。話說回來,政治正確之所以是失焦的,因為它只為粗暴的語言、不公的現象塗脂抹粉,沒有直抵問題的核心:既存的語言及象徵系統的暴力本質從來沒變,亦不會改變。

 

齊澤克對政治正確的批評-Zizek VS Peterson 大辯論(三):快樂如何成為我們的敵人

 

三)神的暴力,也可稱為真實界的乍現,或是詩意十足的「上帝之臉龐」。在齊澤克的文本中,人們總是摸不透真實界(the Real)的意思,齊氏往往是用拉岡式的含糊寫法,將之寫成「那一塊卡在喉嚨的硬物」,或乾脆寫成「不能被象徵化的東西」,換言之,就是我們不可言明之物,是一個不明的 X。之所以如此,因為真實界:一、不對應任何實體;二、它是近似康德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為一種必先預設的東西(否則整套理論無法成立);三、它是一種(理論上)結構性的虛位,開放給一切未知的可能性。倘若仍覺得上述內容太抽象和難懂,我們不仿回想齊澤克對意識形態的定義:儘管他從沒明確寫出,它是——繼承自阿圖塞的理論——指「個體與其真實存在條件的想像性關係的一種『表徵』」(當然,我們大可修改為「個體與其真實存在條件的想像性關係,以及象徵性關係的一種『表徵』」),那麼真實界的乍現,就是上述「表徵」的瓦解一刻,個體(或群體)的想像力及象徵化關係的失效,也是「真實存在條件」顯現之時。可想而知,真實界的乍現是橫蠻無比的時刻,是世界的分崩離析,皆因它(主動也好,被動也好)把我們一直賴以生存的想像性、象徵性行為(自我形象、日常社交儀式慣習等)都撕毀了;真實界的事件發生之時,它不但看來沒有明確的、單一的誘因或促發點,同時它會很快地消失,並消融於語言、想像圖案等可見的、可言說的構建之物中(往往是變了樣,看看那些紀載重大奇蹟、事件的史料便可知),不留一絲痕跡,是故難以捕捉。所以說,神的暴力,它不一定是指大規模的流血衝突,而是泛指社會的真實界曝光的時刻,它(粗暴地)打破了社會的日常秩序(主要是由集體的想像和帕斯卡踐行效果支撐而成)。

 

齊澤克(Slavoj Žižek)《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四)我們據此加多一種暴力——齊氏沒有確實地點明,卻深藏在文本之中——偽神的暴力,是扮作真實界展露的時刻。為了達成模仿的效果,人們會不惜代價,甚至造成人命傷亡。在《暴力》的尾段,作者寫下了臭名昭著、惹來誤解的「希特拉不夠激進論」。按照上文下理,齊氏在對比「納粹狂人」和甘地。儘管後者強調非暴力抗爭,卻遠比希特拉來得激進:因為納粹政權有多殘暴也好,他們沒有甘地那一份膽量,面對真實的存在條件問題,妄想保持既存的、已爛得發紫的社會及經濟制度。我們可以說,希特拉和納粹政權的行為,正是一種「偽神的暴力」。

 

暴力學的方程式與應用

表面上,三種暴力(還有我們額外添置的「偽神的暴力」)看似互不相干,但從另一角度看,它可以相關的,更可以是同一件事的三個層面、三種不同的呈現方式。舉例說,當我們看到街道上的暴力衝突,血花四濺,它固然是一種主觀的暴力;同時,衝突的起因可能是抗議不公的政策(所以是反客觀的暴力);甚或是象徵系統一直壓抑的問題大爆發或相關偽裝(神的暴力/偽神的暴力),並升級為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回到主觀的暴力)。故此,我們獲得暴力學的辯證公式:主觀暴力 → ← 客觀暴力 → ← 神的暴力/偽神的暴力 

由於齊氏的千叮萬囑,那些佔據我們眼球、網媒為了增加關注率而大肆報導的(主觀的)暴力場面,在此不說了。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緣起,當然是港府提出了逃犯條例的修訂。可是,單看條例的內文是沒甚意義,我們也無需咬文嚼字,因為示威者的著眼點是弦外之音、沒有寫明的陰謀詭計:總之,中共千方百計設法沾染香港,所以要「守護香港」。老實說,上述想法,打從中英聯合聲明以來便有。譬如說,2011年至12年間的反國教風波,當時有一則流傳甚廣的文宣海報,是仿效日漫《追擊的巨人》的情節,將示威者及「領導黨」學民思潮的成員,畫成對抵抗外來入侵巨人的共同體。

重點是,這一種想像從未消散,流傳至今;與之相關,甚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修補社會撕裂論」。無獨有偶,它同樣預設了一種完滿的、和諧的社會形像,並假定是6月7日以來的連串示威衝突,撕破了原來的和諧社會,把大眾分為互相敵視的不同陣容,非此即彼。故此,抱持這種想法的人(多是政、商界的人物)總是不惜成本,設法修補裂痕。同樣地,市面上還有「大陸人冒警論」,以及「示威者收錢論」。前者,是指那班「殺紅了眼」、頭戴防護面罩、從不露面、也不說話的防暴警察,是大陸公安稍稍地換裝而成(補:網上有人認為,之所以不說話,全因他們說粵語時有鄉音,變相顯露自己來歷);後者,認為那班走上最前線,甘願自我犧牲,拼命跟手持武器的警方衝突的示威者,是訓練有素的專業演員,並由干擾港政的「外國勢力」派遣而來。

上述想法,不管內容上有多不同,立場上如何南轅北轍,實質都是一樣(荒謬)的:它們無不假定香港社會和諧穩定,是外來因素(或偶然出現的雜質)侵蝕原有的和平局面。然而,只要是頭腦正常,在社會上有一定歷練的人,皆知道香港社會是從不和諧(立法會失效的問題、住屋和土地問題,還有醫療問題等),種種問題(及雜音)不過是一直被壓抑,被我們(有意無意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罷了。由此,「和諧社會」此等(天真可笑的)形像,實為一種錯誤意識,是我們透過自己的想像力回溯製成,用以掩蓋我們與「現實的存在條件之實際關係」。換言之,當象徵系統(一直努力去掩藏的)問題露面時,我們不但沒有好好面對,反倒是以想像力填補社會系統上一貫已有的漏洞。

歸根究柢,齊澤克是一名傑出的社會精神分析師,但不是政治經濟學家(是故,凡評論當下的具體政治問題,他總是錯漏百出,甚至自相矛盾)。他的暴力學模型,確實有助我們診斷社會的意識形態,但不能治本,始終未能為我們抵達問題的核心(現實存在條件的根基)。當我們繞過了主觀暴力及各種想像性的迷障,獲得的是什麼真相呢?

實情是,傳媒口中的「年青人」(被假定為示威運動的主體)之所以異常絕望,甚至不惜放棄性命,以死相逼,絕非一時的情緒失控,是具備客觀的條件、根基的(客觀的暴力)。可以說,因為香港立法會功能的失效,不僅是(小圈子的)功能界別佔半數的存在,還有(自命天才的)政府屢次奪回民選議員的資格,加上住屋、高地價問題及各種紓困政策之失效,貧富懸殊;同時港府可以興建高鐵,還有耗資十七億的元朗天橋建設方案,卻無稽地通過。

簡言之,上述一切「外在入侵者者造成」的想法未見得是問題所在,問題是香港系統本身的漏洞促成。也就是說,香港有大量的市民,不但沒有發言權,還一直被系統排斥在制度之外。可笑的是,面對上述一切問題,港府(口頭上)的解決方案,要不是廉價地派錢(四千元),就是鼓勵年輕一代遷移至內地居住(大灣區),從沒有真的想解決本地的問題:樓價高昂及其他住屋問題。由此,衝擊立法會當日,雖說沒有實質的功能(其時很多人,不論是支持示威或是反對者,都質疑衝立會之功效,因為7月1日立法會閉館,根本沒有會議),卻是一股累積已久的壓力的反撲,是對「客觀的暴力」反射神經式的衝擊,志在洩憤。是故,港府確實陷入了管治危機,但我們不能倒因為果,不是(像建制派或政府所言的)連番衝突干擾政府施政,而是港府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所有惡果都是港府及既得利益階層自己一手造成。所以說,林鄭月娥下台也好,條例草案自行推翻也罷,都是不能治本的。替換特首也好(別忘了,林鄭上任前,據說曾是社會各界的希望,期盼她可以「修補撕裂」),警察部門捉拿多少示威者都好,只要象徵系統壓抑的問題仍舊存在,它們就像怨靈一樣,依附新的議題轉世現身。

 

就此,筆者想補上王凡西在《毛澤東思想論稿》的一段小分析,彌補齊氏的不足。時為六十年代中旬,流亡海外、身負重病的王氏,試圖弄清楚(其時鬧得火熱的)文革的底蘊,他從政制及經濟著手,研究紅衛兵及納粹黨衛軍之區別。剔除文中的托派濫調(還有陳套的階級說),還有資料借證之不足,王氏的一番話可謂別具洞見(有關納粹的部分尤甚),值得參考。是故,我摘錄此段文字,借此作結:

毛澤東的『紅衛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衝鋒隊』。這二者之間自然有許多根本性質的不同點,如果看不見這些根本不同,貿貿然在二者之間劃等號,那是荒唐的;不過有一點相同卻是事實,那就是:『當權派』中的最當權的一部分,利用廣大年青群眾對於統治階級及其統治制度的深刻不滿,使用了一切『革命的』與好聽的口號,發動他們,組織他們,藉以打擊統治階級中的異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對於腐朽的資本主義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藉以保存資本主義,同樣道理,毛澤東利用青年人對於共黨官僚統治的不滿,號召他們起來革命,籍以保存這個官僚統治。

『希特勒的革命』與毛澤東的『革命』,就階級性質說,當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是就他們利用青年群眾的理由與情形說,都是相同的。它們表示了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和人民之間,特別是和青年群眾之間,那種極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

在最『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裡,統治制度內發生了危機,那就通過議會鬥爭來解決。可是一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不正常』的階段,一到這個國家裡發生了『不正常』的危機的時候,議會鬥爭這個民主道路就行不通,於是就來了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革命』辦法,以此來解決危機,以此來保存和延續資本製度。同樣,在共產黨和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條件下,一切問題(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內)都應該循民主集中製的辦法來解決。黨內如此,政府(蘇維埃)之內亦是如此。列寧時代的蘇聯黨政機關中,不斷的發生矛盾和危機,也不斷地用這種方法來克服,來解決了的。可是等到黨和國家的情形越來越不正常了,也就是說,越來越墮落了,這時,那個傳統的解決矛盾方法便不再適用,卻產生了其它的非常的『緊急手段』,所謂緊急手段,截至目前為止,歷史主要地讓我們看到了兩種:一種是斯大林的,他應用了秘密警察,應用了司法羅織,實行了大規模的屠殺與謀殺;另一種是毛澤東的,便是以發動群眾運動為主,而以斯大林的那一套為輔。前一種是少數人的陰謀,後一種是多數人的『陽謀』。

王凡西(雙山)《毛澤東思想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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