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放下批判,暫信詩以為真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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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雅雯

 

柯勒律治一直知道自己要寫「一首史詩,講述罪的起源」。

1797年,他與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及其妹蘿茜在山間散步時,聽華茲華斯講起英國海軍艦長謝爾沃克在遊記《南海環遊世界記》(Voyage Round the World by way of the Great South Sea,1726)中提及,副艦長在合恩角附近海面,因迷信信天翁是凶兆遂將一隻信天翁射殺的故事。回家後,25歲的柯勒律治將故事寫成625行的長篇敘事詩——《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詩中,老水手的故事正是那罪與罰漫長的贖罪。該詩收錄於《抒情歌謠集》,日後成為不朽名篇,而這部與華茲華斯合著的詩集既是一次文學冒險,也為英國浪漫主義運動拉開序幕。

 

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鴉片/夢境/詩歌的一生

「湖畔派」(Lake Poets)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年生於英國西南部的德文特郡(Devon),父親是當地備受尊敬的牧師及文法學校校長,他培養了柯勒律治自幼沉迷閱讀的習慣。父親去世後,8歲的柯勒律治被送到基督教醫院的慈善學校,在那裡度過了學習與寫詩的童年時光。1791年,柯勒律治進入劍橋大學耶穌學院學習,這也開啟了他沉迷於鴉片、夢境與詩歌的一生。

在劍橋時期,柯勒律治起初因風濕病使用鴉片酊麻醉及減輕肉體的苦痛,後來又為治療神經痛和牙痛服用鴉片,進而成為習慣。吸食鴉片使柯勒律治沉入美好的夢幻之中,他曾描述自己的生活是「坐到桌子前,一邊吸鴉片一邊寫作」,並認為夢中的念頭很容易「化作圖景和可感知的印象」。

除了詩歌,柯勒律治亦被學者喬治・聖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譽為可與亞里士多德和朗基努斯(Longinus)相比的、最好的文學批評家;同時,他亦熱衷於法國大革命,強調社區意識和國民教育的重要性,醉心於對康德謝林等的德國唯心主義的研究——1798年,柯勒律治曾與華茲華斯前往德國,親自向各派哲學家求教。1834年7月25日,柯勒律治因病於倫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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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幻想的浪漫主義

1798年,柯勒律治與華茲華斯共同出版《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標誌著英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開端。其著名的〈序言〉(第二版,1880)詳細闡述了浪漫主義新詩理論,被視為浪漫主義詩歌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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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義(Romanticism)作為一個思潮,是對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興起於18世紀的文藝思潮,在重振古希臘和古羅馬藝術的信念下,在藝術題材與內容上模仿古代風格的運動)和奧古斯都文學(Augustan literature,流行於18世紀英國的一種文學風格)的回應,它與18世紀美國及法國大革命後興起的民主、自決和公民參與政治的理念息息相關,諸多浪漫主義作家也都支持這一時期的社會運動。浪漫主義最突出的特點,是對崇高(sublime)的歌頌,以及對人的感官、靈感的強調。「崇高」一詞最初被朗基努斯用以形容高尚思想,但到了伯克(Edmund Burke)和康德那裡則延伸出新的形式,成為對審美問題的關注,並試圖解釋在廣度與力度上超越人類的物象,是如何引發觀者快樂、痛苦、敬畏、恐懼的感受等問題。因此,由大自然帶來的各種感受便成為浪漫主義作家們書寫的主題。《抒情歌謠集〈序言〉》更明確指出了浪漫主義詩歌的具體規範,如內容上要突破古典主義的條條框框,選擇日常生活——特別是田園生活——的事件、情節,作為題材,加之以想像的光彩和平民的、純樸有力的語言形式進行詩歌創作,令詩歌更永久、更富哲學意味。序言中更提出了著名的「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詩的目的在於真理」等重要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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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柯勒律治的浪漫主義作品,則被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稱為「屬於純粹幻想的浪漫主義」,「是真正夢幻性的」,尤其是「那首被最優秀的批評家認為是最精美的詩,就是在夢中寫成的」。這裡所說的「最精美的詩」便是那首《忽必烈汗》(Kubla Khan)。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經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樂殿堂:

這地方有聖河亞佛流奔,

穿過深不可測的洞門,

直流入不見陽光的海洋。

——柯勒律治《忽必烈汗》(屠岸 譯)

1797年夏日的一個午後,柯勒律治感到身體不適,於是照例服了一劑鴉片酊後昏昏入睡。睡前,他正讀到珀切斯(Samuel Purchas)編寫的遊記中馬可・波羅描述忽必烈汗的一段,馬可・波羅說:「忽必烈汗降旨建造一座宮殿,和一個御園,於是,高牆便圍起了十裏肥沃的土地⋯⋯」服用鴉片後,柯勒律治夢境聯翩;夢中他將馬可・波羅的描述化作詩句,並在醒後寫就了那首如夢如幻的《忽必烈汗》。而整首詩所具有的的東方情調,亦顯示了當時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也因此成為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ry)研究的範本。

 

「暫時信以為真」

柯勒律治的文學及哲學思想主要體現於1817年出版的巨著《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書中,柯勒律治分析了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謝林的文學、哲學思想,解釋了他對於想像力的理解,考察了格律與華茲華斯的詩,並首次提出「暫時信以為真」(suspension of disbelief)等概念。

 

柯勒律治《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

 

相較於新古典主義「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即要求戲劇所敘述的故事發生在一天之內、同一地點並從屬同一主題)對作家的限制,柯勒律治把想像置於理性之上,重視想像力對詩人超越、操控時空的作用。他認為想像力具有「統一事物,同時化為萬物的力量」,是對時空的自由操控,詩人由此獲得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超越,創作出「想像的場景」,激發讀者內心情感,為人的心靈世界打開了新的天地,並對自身進行表達。柯勒律治把想像分成一級和二級,第一級想像是所有人共有的,供我們察覺和認知世界。這是一種富有創造性的能力,可以理解為永恆的創造活動在有限的心靈中的重演,因而重複著具有神聖意義的創作行為。第二級想像讓個體超越第一級想像,不僅能察覺關聯,更能創造關聯,也是催生詩歌和其他藝術的創造動力。同時,他還區分了想像(imagination)與幻想(fantasy),認為想像實際上是帶有某種邏輯的創造力量,並非人們理解的純感性的觀念;想像是藝術家對世界的某種整體性感受,它超越感性/理性的對立,將彼此矛盾、衝突的東西融合,由此產生新的認識,擁有一種「塑造統一性」(esemplastic)的力量。

而「暫時信以為真」(suspension of disbelief)則是指,讀者願意暫時放下批判的能力,相信詩中一些超越真實的東西。柯勒律治認為,如果作家可以將人類的興趣(human interest)和真理的外表(a semblance of truth)灌注於故事之中,那麼讀者便會暫時停止對可信度的評判,僅僅關注於那令人難以置信的敘事。柯勒律治在此暗示了詩歌對人類經驗的忠實,正如他不懈地以詩句創造著令人沉迷的奇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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