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自由意志至上經濟學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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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晉濱

 

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是二十世紀(尤其是後半)最重要、最為人所知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最熱衷於高舉自由市場,亦大概是最關注香港的西方經濟學家。

 

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塑造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家

大學畢業後,佛利民曾在多個部門任職,包括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推行新政(New Deal)的團隊;身為猶太人,佛利民曾受反猶主義的排擠而要放棄大學教席。佛利民終於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長期擔當教授,直至退休,成為有名的芝加哥學派第二代掌陀人。

七十年代佛利民常到英國講課,影響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及其「戴卓爾主義」深遠;及後佛利民首先成為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的非官方競選顧問,列根當選後亦擔任內閣的經濟政策顧問。戴卓爾夫人與列根份屬好友,連同佛利民三人,皆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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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才思敏捷、言詞鋒利,他善於演說,亦擅長以簡明的語言講述經濟學的概念。我們大概都聽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意指一個可欲的市價商品不可能真的免費,其代價總要由某人或團體來付)這句諺語,它變得流行是出於佛利民以此為他的書題。當今大眾對自由市場的理解與接受,以至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都要歸功於佛利民。

 

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條件

佛利民的成名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出版於1962年,當時亦正值凱恩斯政策得到極高成效,英美兩國都在增加國家開支以利經濟,佛利民卻要唱反調,提倡最低度干預的自由放任市場。本書成功從學院走向大眾,成為暢銷書,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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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於全書開首,即批評一般大眾將政治與經濟當作兩個互不相干的領域,並以為一個政府可以任意配搭不同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佛利民主張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密切相關,更指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

以佛利民經常攻擊的共產主義為例,他指在共產主義社會之中,人的經濟自由受限,無法任意選擇賺錢的手段,此時即使有人認為資本主義較共產主義好,但他連想推行資本主義改革所必須的宣傳與行動資金都欠缺,從而變相失去了政治自由;相反在經濟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人們因有經濟自由,因此可以推廣任何想法(包括共產主義)。

因此,佛利民稱只有經濟自由的資本主義才能同時帶來政治自由。然而經濟自由並非政治自由的充份條件,過往的法西斯意大利與西班牙、一戰前的日本與沙皇俄國,都奉行私有企業的競爭資本主義模式,但卻不可能稱得上有政治自由。

 

佛利民《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在資本主義之中,佛利民高舉自由市場,反對一切對市場的非必要干預,尤其反對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綜合以上的觀點,不難理解佛利民為何會認為蘇聯是最惡劣的政權,因它同時實施經濟獨裁與政治獨裁。

 

政治經濟的自由至上主義

佛利民雖自稱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但更準確地應該稱他主張的是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又譯自由意志主義),這套政治哲學主張最大化個人的自由與自主(autonomy),除了某些侵犯或損害到他人自由的行為(例如殺人、盜竊)應該被政府監管與懲治之外,所有其他事都應該放任人自由去做。

在經濟與政治交纏著的意義之下,佛利民主張要讓所有能夠買賣的商品或服務,都交由市場的價格與供求運作。例如佛利民反對職業執照制度,認為它根本毫無合法性可言(或美言之要保障專業領域的服務質素),實質只讓執業者阻礙外來者進場以保護自己,從而減少競爭,這等於以非自由市場的手段提高了服務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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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甚至提倡應該開放毒品、娼妓與軍隊的市場。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他提出在和平時期國家應該廢止強制的徵兵制,並促請美國政府研究其可行性。其後尼克遜(Richard Nixon)政府確實廢除了美國軍隊的徵兵制,改為志願與受薪制,佛利民稱這是自己一生中最引以為傲的成就。

 

「香港模式」死硬粉絲

直至1997年,佛利民一直是「香港模式」的堅定支持者,認為香港是最成功的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佛利民曾來香港拍攝電視節目,面對鏡頭前以猶如旅遊大使的口吻說:「如果你想看看真正的自由市場是怎樣的,你來這裡就對了!」

 

 

佛利民至94歲高齡仍極為關注香港的問題,甚至在逝世前一週,他仍撰文批評當時的特首曾蔭權領導下的香港不再奉行「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這篇文章的標題為〈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

回到1998年,索羅斯(George Soros)與大鱷集團狙擊港股市場與港幣,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與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從政府儲備中調動鉅額資金出手救市,然而佛利民強烈批評此舉違反了香港的自由市場精神,更指港府簡直想將香港「公有化」。然而秉持自由市場信條的佛老,大概沒有想過面對著瘋狂的金融資本主義,若「自由放任」港幣匯率與香港股市全面崩盤,將會為香港的經濟與民生帶來多嚴重的後果。

 

自由,太自由了?

佛利民於2006年逝世,緊接的2007、08年即迎來全球金融海嘯,政經界與學界質疑起佛利民式的自由市場。佛利民曾主張「去除管制」(deregulation),放寬對於金融產品的限制,投資銀行開始發明各種衍生工具與高度複雜的金融產品。這股風氣延續至2000年代變本加厲,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美國投資銀行與金融機構,為了賺取佣金與花紅,將美國已經氾濫的次級房地產按揭(mortgage,住宅抵押貸款)包裝成貌似低風險、高回報,而實際運作與原理極為複雜難懂的衍生金融產品(簡單來說,其所謂的低風險是指美國房地產市場廣泛而同時出現信貸違約,因而觸發金融危機的機率極低),並大量出售給世界各地的投資者。結果美國樓價下跌,導致真的出現大規模的貸款呆壞賬,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連鎖效應,造成全球金融海嘯。對於資本主義抱樂觀態度的人,後知後覺才意識到資本主義內部的結構性危機。歸根究柢,佛利民反對監管金融機構,影響八十年代列根政府進行去除管制——至少要為此負上責任。

大概毋須金融海嘯提醒,我們都深知人根本並非時刻都是理性的決策者。自己對金融產品的運作毫無頭緒,卻期望可以透過它收取低風險的高回報,這本身就非常不理性。從更大的結構來看,可以引用另一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於《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所說:政治穩定的社會會促成利益團體的成立,無所不用其極地將社會、政治、法制等塑造成最有利於自己的情況,獨佔社會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埋藏社會不安的狀況與經濟危機的隱憂。這正是自由主義國家之下,作為利益團體的資產階級宰制著社會發展方向與掠奪人民生產成果的狀況,結果是政府過分的自由造成非利益團體的大多數人的不自由。

 

奧爾森(Mancur Olson)《國家的興衰:經濟增長、滯脹和社會僵化》(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對不少人來說(尤其是在美國),佛利民是人畜無害、高舉自由與市場的學者;然而對於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則會視佛利民為帶來災難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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