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亞傑:智力是達至平衡的運算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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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黎子元

 

將心理學視為數學和邏輯學的基礎,這是瑞士心理學家、哲學家尚・皮亞傑(Jean Piaget,1896-1980)對於認識論的一項顛覆常識的重要貢獻。這裡,皮亞傑視為認識論基礎的心理學具備跨學科特質,並且不拘泥於實驗與實證而富有哲學思辨和歷史批判的品格。

要理解皮亞傑的重要貢獻可以從一個根本問題啟程:邏輯和思維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邏輯是否是一些獨立於人、先於經驗而早已存在的結構,思維只不過是這些邏輯結構的映現?換句話說,思維就如同邏輯的鏡子一般?對於企圖賦予先驗邏輯優越地位、貶低心理學研究意義的學界常識,皮亞傑持有完全相反的立場:邏輯才是人類思維的鏡子!為此,他批判了在二十世紀上半期風行學界,將邏輯法則視作先驗結構、人類思維僅是其映現的羅素的邏輯實證主義。皮亞傑反過來認為心理學問題要比邏輯學問題更為基礎,邏輯所描述的只不過是人類思維的特殊狀態。

針對心理學與邏輯學的關係,他提出了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如果邏輯可以逃避所有實驗心理學的解釋,那麼反過來,邏輯能否根據其原則來解釋所有心理實驗中的現象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皮亞傑指出,形式邏輯,或者數理邏輯,僅僅建構了關於思維的平衡狀態的公理體系,也就是說,只提供了對於思維發展的某些既成結果的考察與解釋;然而,它對於人類思維的各個平衡狀態之間的全部發展過程,也就是其之所以能夠達至此結果的生成與演進,卻根本尚未邁出研究的步伐。解答這些超出邏輯學領域的、更具基礎性的心理學問題,亟待一種對認識的心理發生的研究,而它也就成了皮亞傑整個學術生涯所肩負的主要任務。

瑞士心理學家、哲學家尚・皮亞傑(Jean Piaget,1896-1980)

於是,皮亞傑把兒童心理學當作達成上述任務的必要環節,因而大大提升了這門學科在現代科學中的位置,並設定了認知科學在歐洲發展的當代框架。他反對笛卡爾、康德的天賦觀念論,反對洛克、休謨的被動的經驗主義,主張考察兒童的行為事實而不從成人的內省入手,並細緻劃分出兒童思維的多個發展階段:嬰兒,開始出現前語言的原始智力形式,形成感覺-運動習慣與感知;2歲起,開始逐漸建構直覺思維;6-7歲起,開啟具象的邏輯運算能力,把握可逆性與守恆(A+B=C 相當於 C-B=A);12-16歲,開啟抽象的邏輯運算能力,可作假言推理(倘若 A→B,B→C,所以 A→C)和命題運算,人類智力的最終形式得以完成。在兒童思維發展的最後階段,兒童獲得了只有人類大腦才具備的抽象能力,能夠形成與外部對象保持相當距離的、由抽象思維建立的內在活動,數學或邏輯便是人類思維達至該平衡狀態之後的產物。

結合生物學與心理學,皮亞傑把使得思維達至平衡狀態的能力看作個體的一種「適應」的形式。這裡,從能量學或者經濟學的角度看,適應指的是有機個體在對於環境的同化與順應(或譯調節)之間達至平衡。這種適應的平衡形式就是「智力」(intelligence)。皮亞傑在《智力心理學》(1942)為智力給出了頗具洞見的理論描繪:智力是一種從思維的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皆致力追求達至的平衡形式;其間,存在著多樣而有差別的、在界限內保持穩定的平衡的特殊形式,並從整體上構成前後相繼的功能連續性,後起階段為前在階段確保了更廣闊、更穩定的平衡。智力作為人類行為中最靈活又最堅韌的結構性平衡,本質上是一個積極活躍的「運算系統」(operation system)。智力藉助邏輯運算的動作可以超出直接性與即刻性,得以在更開闊的時空中沿著更複雜的軌跡進行,堪稱有機個體與環境交流時發展得最好的心理適應(不同於物質上的適應),或者說必不可少的功能性的交互作用。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皮亞傑以《發生認識論原理》(1970)對其認識論作了集中而系統的闡述。這部濃縮了他整個學術生涯主要成果、而且篇幅精簡的著作,在開篇便強調了他在後期研究中確立的重要觀點:認識的結構既不是在主體中預先形成的,也不是在客體中預先形成的;認識的每一個結構都是心理發生的結果,其生成過程皆是由較初級的結構過渡到較複雜的結構;從感覺-運動習慣到數學或邏輯演算,皆與生物的自我調節系統相關聯,後者並不預先包含認識的諸種結構,而僅為它們提供了生成的起點;因此,所有認識都相當於對新事物的創造,就在這種創造中,認識的新、舊結構發生必然連結,並保障了認識的客觀性成為可能。總之,在皮亞傑看來,認識論既不是先驗的,也不是經驗的,而毋寧是結構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緊密結合,必須具備歷史的,也就是承認新事物之生成、變革之為必然的(皮亞傑特別提及湯瑪斯・孔恩所言之「範式轉移」)科學思想史品格。

這種「持續不斷建構的結構」的認識論觀點也體現在皮亞傑幾乎同期完成的著作《結構主義》(1968),致使這部著作所述之「結構主義」,便遠遠超出了自索緒爾現代語言學而來的結構主義思想脈絡。本書考察了數學、經驗科學和哲學中不同的「結構」概念,指出它們皆具備三大必要特征:整體性、可轉變與自我調解。皮亞傑把「結構」描繪成一個自給自足、自我決定的整體,每個結構都由它自己的元素的轉變方式來組成和定義,而這些轉變反過來又由結構的特定規律決定,並通過這些規律的相互作用而變得豐富。正如認識的結構由其自身的生成過程所決定,這裡的具一般理論意義的「結構」則由其自身的演算/運作(operation)所決定。因而,在某個特定的科學領域中,把握一個結構,就是把握它的運作規律。於是,關於某個認識對象的提問方式,就應該從「它是什麼?」轉變為「它(的結構)如何運作?」。

尚・皮亞傑出身瑞士西部納沙特爾一個古老家族,他的父親是一位捍衛學理、敢於批判的歷史學家,讓皮亞傑從小就對學術成就心懷嚮往,志願為此成為工作狂、過苦行主義生活。他的母親情緒波動、脾氣暴躁,強迫皮亞傑遵從新教教義。少年時代的皮亞傑心智早熟,在同齡人中出類拔萃,自11歲起便發表文章、追隨名師、參加學會,並自行開展關於軟體動物的生物學研究。由父母影響下形成的自我內心的矛盾狀態,致使這位少年一方面具備對神的虔誠信仰,另一方面則主動探求有別於傳統的神學解釋。在早年就對皮亞傑的整個學術生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著作是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以及他的「知識理論和生命理論無法分開」的觀點。正是這位其著作在當時被廣泛閱讀的法國哲學家,引領皮亞傑朝向進化過程中的適應與突變開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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