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波普爾主義,讀哲學的金融巨鱷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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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晉濱

 

在「開放社會基金」的宣傳片段中,我們看到創辦人索羅斯是個和譪可親的老人,帶著溫文爾雅的學者風範,語速緩慢,但語調肯定。這個形象實在讓我們有點難聯想到,這個老人是曾經讓各國政府聞風喪膽、會狙擊各國貨幣的金融巨鱷。

 

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

 

成為波普爾主義者

1930年8月12日,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中產猶太家庭。在納粹要佔領匈牙利時,索羅斯的父親預見到希特拉政權將為清洗當地的猶太人,因此為家人與其他猶太同胞偽造身分證,有錢的付他錢,沒錢的他免費造,因此從納粹手上救了不少人。在索羅斯看來,納粹佔領的日子是一段特殊卻不乏刺激的經歷,其父親以才智與義心救人,更是英雄之舉。這段往事,塑造了索羅斯以後對於極權政治與慈善的觀點。

索羅斯19歲時考入了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讀哲學。當時系內坐鎮著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索羅斯非常醉心於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然而索羅斯大學成績平平,沒有出類拔萃得在波普爾心中留下很深印象。臨近畢業,索羅斯要在升學與就業之間抉擇,他想寫一部名為《意識的負擔》(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的著作,延續波普爾的開放社會觀點。然而索羅斯始終寫不好這本書,這讓索羅斯心死,放棄當哲學家,而踏上了金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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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錯性與反身性理論

縱是如此,波普爾的理論對索羅斯的思想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索羅斯將波普爾的可證偽性(falsibility)等科學哲學理論,發展成反身性(reflexivity)理論;波普爾的政治與社會政學亦深刻影響索羅斯,當中最重要的是開放社會(open society)這概念。

在金融市場上獲大巨大成功後,索羅斯於1987年終於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名為《金融煉金術》(The Alchemy of Finance)。以他當時的名氣與如此的書名,華爾街上的人們理所當然會將之視為一本賺錢聖經。然而索羅斯在全書開首卻祭出他的反身性理論,叫金融界人士讀起來摸不著頭腦,加上此時索羅斯仍然非常不擅於表達抽象思想,他亦抗拒交由專業編輯整理書稿,所以讓本書非常難讀。

要理解反身性理論,要從索羅斯基礎的認識論觀點開始:人對世界的認識必然是扭曲與不完備的。這個觀點會導出兩個結果,首先是人對於事實的認識會出錯,此為犯錯性(fallibility)。進而,這觀點質疑經濟學的古典預設——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即人都是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因由的行為與預期構成的市場有其運作的邏輯,並且永遠都是對的(例如認為市場具備自我修正與自動分配的特性)。然而,出於人的犯錯性,索羅斯認為人無法對現實有整體的把握,而且不是時刻都是理性的,經常作出錯誤的決定,因此市場根本沒有一致的法則可言,而更像是一片混沌。

 

索羅斯《金融煉金術》(The Alchemy of Finance)

 

索羅斯指自古希臘思想起,人就有將理性與現實區分開來的傾向,到了啟蒙時期的哲學家高舉理性,認為理性可以不斷開拓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將這傾向到了頂峰。索羅斯認為這造成社會科學奮力想要跟自然科學看齊,但這種努力是徒然的。

對於人的事情(human affair),索羅斯認為人的主觀認識與世界的客觀現實並非截然二分,而是處於一種相互影響的循環關係。我們的思想(thinking)除了認知性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同時亦有著操縱性功能(manipulative function)。基於犯錯性原則,思想的認知性功能必然是有缺憾的,但在錯誤認知(misconception)與錯誤詮釋(misinterpretation)之下,認知的操縱性功能會同時改變它的認知對象。

索羅斯認為自己的思想若有甚麼原創性可言的話,那就在於他對錯誤認知的重視。在混沌的金融市場之中人會犯錯,索羅斯對比市場與市場參與者、政策制訂者之間的反身性關係,尤其在決策者一方犯下嚴重錯誤而不自知時,他就看準機會進行大注碼的投機。索羅斯就是以這種思維方式來判斷世界各個市場的局勢、發展與弱點,幾十年來保持極高的勝率。索羅斯進而稱不止是經濟決策與市場的決定,以至於政治與對世界的人文面向,皆是以如此的反身性來運作。索羅斯承認這些是老生常談,但以他的觀察,世上大部分人都會忽視這個彷彿非常簡單的道理,因而只對世界作片面的認識與判斷。

索羅斯於1979年將手上的基金重新命名為量子基金(Quantum Fund),以紀念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發現的不確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人不可能預測亞原子粒子的行為。跟量子力學一樣,索羅斯認為人的認識與判斷以至市場,都同樣永遠處於不確定與不斷變動的狀態,他將這稱為「人的不確定性原理」(the 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

 

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開放社會及其當代的敵人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首先提出了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與開放社會(open society)這組概念,及後因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而為人所知。波普爾指封閉社會是一個相信魔法、部落式與集體主義式的社會,它是單元主義的,不包容其他的聲音,就像極權社會,而其典型就是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開放社會則相反,它在文化與宗教上都是多元主義的,波普爾認為民主制度最能現實開放社會。

童年的經歷與波普爾的論述,使索羅斯成為開放社會的堅定支持者。作為投資者的索羅索在量子基金中獲得巨利,然而作為慈善家他將得來利潤捐出,資助文化、藝術、教育與學術研究等項目,地域幾乎覆蓋到所有(前)共產主義政權,包括俄羅斯、中國與東歐國家。索羅斯在家鄉布達佩斯開設了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而沒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為「索羅斯大學」。後來他創立了開放社會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在數十個國家推動新聞、出版與言論自由以至性別平權等項目,想將他認為較封閉的社會改變為開放社會。

 

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在哲學史上,波普爾認為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是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但索羅斯的「敵人」較為具體,是各國的極右勢力、法西斯主義者與共產主義。當中索羅斯認為美國總統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對他意義重大,憾動了他的開放社會理念。自2001年9・11事件之後,喬治提出反恐主義的論述,鎮壓異議,將批評者定為不愛國,索羅斯認為這完全有違美國作為開放社會的一貫價值。當2004年布殊競逐連任,向來刻意遠離直接介入政治的索羅斯破例捐款給美國民主黨,甚至出面站台、演講。頗奇怪的是,索羅斯並不熱衷於支持民主黨的參選人約翰・克里(John Kerry),他一心只想將布殊拉下來,並認為這樣才會讓美國變好。最終索羅斯的努力宣告失敗,但他沒有悔恨,自言已經盡力做了要做的事。

 

對於索羅斯來說,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投資者、慈善家、哲學家

索羅斯終生都是個帶著矛盾與模糊性的人,在投資者、慈善家、哲學家的角色之間遊走。某程度上,正是各國政府對於金融市場欠缺管制,索羅斯才可能獲取如此巨量的利潤,他曾說:「我能在市場中獲取如此高的利潤,這本身就證明市場是無效的。」另一方面,索羅斯卻吊詭地支持政府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他認為這樣對世界的經濟前景會較健康。這兩種心態矛盾嗎?他說:「我將市場參與者與有責任心的公民這兩個角色分開。」

索羅斯極為重視他人對自己的承認,在三種角色之間,他無疑在金融界的成就最大,但他並不為自己所賺財富的數字而狂喜,卻為證實自己的反身性理論而感到快慰。作為慈善家,推動開放社會的路程亦不容易,陰謀論的矛頭仍然指向著索羅斯,指他想要成為民主黨幕後的縱控者、是打垮某國經濟的慕後黑手,專制政府尤其對索羅斯的善舉抱有戒心,比如匈牙利與俄羅斯。

索羅斯在投資與做慈善之餘不斷著書,反複解釋自己的反身性理論,並試圖預測一次又一次的世界金融危機。索羅斯一生中最渴望的,是自己的思想與理論得到重視、討論與傳播。相比於所謂投資與金融界的傳奇,他更希望能像波普爾、羅素或凱恩斯那樣,能被作為哲學家而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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