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性」的迷霧:叩問羅永生的攬炒解殖論|方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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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川明

 

【來稿不代表01哲學立場】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客席副教授羅永生,就反修例事件,在明報撰寫一篇題為〈「攬炒」是一種解殖運動〉的文章(下稱〈解殖〉)。文中,作者認為反修例引發的連串風波與衝突,是「一個遲來了的解殖運動的徵兆」;他斷定今次事件拆穿了中國政府、(香港前宗主國)英國政府自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以來,一直苦心經營的國際級假像,那就是「香港前途問題已經和平解決了」。羅教授筆下的解殖理論的前題是:由於港人(或港人集體意志的票選代表)未曾參與任何有關香港自身的談判,整個「回歸」操作只是香港被動地在兩個主權大國之間的移轉——從過去的英屬殖民地,移交至中國政府的管轄範圍之下,所以香港未曾有效地解殖。在羅教授眼中,當今香港特區政府正是英殖政府的延伸;據此,不僅是指政制上或管治形式上的繼承,本港執政團隊還在「文化上、心理上」仍未解殖(補:同理,一般被港府管治的香港市民亦然,身心皆未解殖)。所以港府面對在街上呼喊訴求的示威者,總是「代入昔日殖民者近乎可以為所欲為、一下子就能以壓倒性的暴力平息『土著叛亂』的致命誘惑」,動用警員作武力鎮壓,往往導致流血收場。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且外,在解殖方案的問題上,羅教授引緩文研學者 Samira Kawash 對法農(Frantz Fanon)解殖理論的解讀,認定後者蘊含兩種不同的解殖方法:「其一是革命大翻身(reversal),以謀取政權更替;另一種是『追求真正存在意義的動盪』(authentic upheaval),企圖打破扭曲人性的殖民結構。」羅永生判定香港失去實行「第一種解殖」的契機,由此,反修例示威者的「攬炒」就是「第二種解殖」,因為殖民主義「所模塑的並不止是政治和經濟上的剝削關係,更加是在文化上、心理上,於存在感受上,於肉身觸覺上,不斷生產和模塑『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倘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這一對活寶,是借助本港未解殖的政治氛圍所產生的「想像及象徵性的關係」,那麼羅教授便(仿效齊澤克在《暴力》中的口吻)認為解殖運動的暴力,並非單純物理上的暴力,而是「讓歷史打開缺口,讓現實事物不再依循既有的『象徵秩序』」,故然是一種「象徵的暴力」,無法用「『成本——效益』(或『目的——手段』)去『理喻』」云云。

 

法農:白面具底下的黑皮膚 (07/20)

 

所謂「攬炒」,就是「同歸於盡」的意思;在「反送中」的語境中,「攬炒」是示威者的行動底線,也是一切活動的阿基米德點。反修例的示威者認為,既然今天的中國與香港藕斷絲連;也就是說,有傳媒、報刊提供的證據顯示,中國的經濟成效是部分依賴於香港的金融經濟系統(及其國際法地位),他們便不惜犧牲個人的社會地位、斷送自己的經濟利益,甚至廣及香港整體的經濟命脈和成果,樂意跟中國「同歸於盡」。翻閱網上文宣可見,以上想法又名「焦土策略」;總言之,「攬炒」是示威者(單方面)視作與中國政府談判的重要籌碼之一。

總之,「攬炒」這種看似消極的政治態度,在羅永生眼中卻是十分積極的。造成這種判斷,自有其因。本文無意探討羅教授是否誤解了法農的解殖理論(比方說,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中,法農提到解殖過程可分為不同階段。基本上是「不斷革命論」的解殖版。其一關鍵階段,是當殖民者離開殖民地後,在政權真空期間,解殖者必先「消滅」那些心理上認同了殖民者的知識分子;按照非洲地區的語境,亦即「黑皮膚,白面具」的前被殖民者。因為前朝政府種下的權利關係,這班說書人容易登上當權者的位置,或形成文化霸權,以助延續殖民主義式的管治。請放心,法農口中的「消滅」是不單指肉體上的消滅,也可以是文化上的消滅、學術上的鬥爭,所以是毫不暴戾),他有否錯引齊澤克的概念(例如,「象徵的暴力」應是「系統性的暴力」,用以描述社會制度衍生的各種客觀暴力;這是嚴謹遵從拉岡的精神分析理論的學理,絕非隨便說說而已。此一名詞中的「象徵」,乃取自「象徵界」之意;綜合來看,是指當語言系統及其相關價值觀建立之後,一些被它壓抑、強行排斥在系統之外的連串問題,譬如身體、社會位置等難以指涉的事況。話說回頭,根據前文後理,羅氏文本中的「第二種解殖」應是指被主流傳媒、輿論機器塑造成「主觀暴力」的「神之暴力」,而非「象徵的暴力」。如讀者和羅教授仍感困惑,可見本人另一舊文章,內有詳解暴力論的原則),以上只是皮相而已,不是重點;筆者比較關心的是羅教授本人的理論根源,它源自羅氏的舊文章〈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下稱〈前世今生〉)之中。

 

齊澤克暴力學:反思近日香港暴力影像源由|方川明

 

在〈前世今生〉一文中,羅教授志在爬梳香港的主體意識之構成過程。據說,香港殖民地發展近百年,期間發生了大逃港、二次大戰、日軍侵佔的三年零八個月,還有六七暴動、六四事件等。以上重大事件導致港人從文化上、心理上築起的中港之隔逐步成形;正是這一條分界線,通過排除中國大陸,建構了香港的本土意識及其主體性。然則,〈前世今生〉千頭萬緒,羅永生的理論重心(甚或其解殖論的奧祕),歸根究底,就是以下一段話:

 

「〔九七回歸〕這種交易安排底下達成的『回歸』,不可能是『殖民主義』的結束,反而是『解殖』的無限延擱。就如筆者在另文曾經闡述過的,由於香港所經歷的是『被動的回歸』,所以是處於一種『解殖未完成』的狀態,所欠缺仍是一個建構『主體性』的過程,無論這種主體性最終是以真正的『自治』還是『獨立』去體現。」

 

是故,〈解殖〉一文好像說得通了,因為「攬炒」是一種「主體性」的體現,是長期被壓抑的香港主體性的大解放。所以街頭上的血腥衝突、公共設施被無故破壞等現象,在羅教授看來是希望的曙光。但是,筆者不禁要問,何謂「主體性」呢?打岔說,面對學術圈的奇特用詞,很多人總是不抱懷疑地全盤接受,完全罔顧背後的意涵(或其自相矛盾的邏輯),我認為這是不能容忍的行為。筆者沒有足夠資源查證,本文也無意進行「主體性」的概念史考掘學。概括地說,這個術語應是舶來品,由日本學界翻譯所得,九十年代初在台灣學圈成為爭論的主題,它隨著台灣的文化研究和殖民理論越洋過港,引進香港。

從字面上來看,可想而知「主體性」大概稍微不同於「主體」,後者是「subject」,具備多重涵義:輕則為第三身指稱,它有別於從屬項的謂詞,被人用作指代主項事物;重則是西方哲學思潮的關鍵概念,具備一定程度上的實然性;它既被理論上假設成各種認識能力、踐行能力的承擔者,也是海德格、德里達及列維納斯等人窮盡一生作批評的概念,據他們說,「主體性」造成西方文化妄自尊大的因由之一。然則,「主體性」是「subjectivity」,由於「XX性」是指「XX」的特性或性質,例如:表達人類特性的「人性」。按照此理,「主體性」是描述某種發端於「主體」的特質,乃「主體」之為「主體」的本性顯現,故可被理解成「主體」的能動性之表徵。

換言之,似乎台灣學界方面認為「主體」一詞未夠龐雜,所以「主體」的問題未搞清楚,便急著使用從日本學界得來的花俏新用字「主體性」了。然後,連串疑惑緊著而來:哪一種現象可被判定為「主體性」?我需要通過毆打別人來證明自己的「主體性」乎?這個「主體性」真的有現象和本質之分嗎?「主體性」現象有呈現的程度之別嗎?難道我們還要費時重溫沙特在《存在與虛無》對「現象和本質」的批判嗎?況且,到底「主體」持有什麼特質,足以讓我們將它抽象化成「主體性」概念呢?就此,學者們能夠為我們列出清單,詳細列明各項「主體性」嗎?等等,諸如此類。當然,我們無需往形上學範疇的深淵裡鑽,究其底蘊,「主體性」就是一項空疏的字眼罷了,就像坊間的垃圾速食,它沒有太多概念養份。

 

沙特:存在與虛無 - EP75

 

「主體性」一詞的意義有多空疏?筆者用實例證明好了。在反修例運動中,示威者出盡法寶(包括遊行示威、揮動美國國旗及網上聯署等),希望搏取美國政府的關注,促使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府立法制裁中國政府。那麼,上述行徑能否彰顯「香港的『主體性』」呢?——請注意,既然論者往往把「香港主體性的表現」及「反修例運動的示威參與者之行徑」,乃至一切在本港發生的社運(及其形式)相混同,為了行文通順,我暫且「照犯同樣的錯誤」,先接納這種假設——我發現可以歸納為兩種結論,它們之間互相矛盾,卻皆可成立:

一)示威者的行動彰顯了香港的「主體性」。儘管香港的示威者是迂迴地、被動地借助美國的力量對抗中國政府,香港好像沒有實際作用似的。但整個行動策略是自發的,是香港的示威者全靠一己之力造成。經此一役,香港終於擠進國際視野,獲得世界各地(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承認和肯定,全程沒有其他國家或盟國代之發言,為它決定未來路程,所以是獨立自主的表現。

二)示威者的行動沒法彰顯香港的「主體性」。雖然香港的示威者千辛萬苦,最終獲得了國際社會,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關注,促進美方設法制裁中國。然而,具備實質的法權及政治實力的是美國、中國及其他國家;相對之下,香港沒有任何具體力量。總括而言,「反修例」事件是進一步證明香港沒有主體性,它從來都是委身於大國之間;更甚者,香港發生的事件,是被外部大環境所決定:是中美利益集團的經貿衝突之中的一小節,即是由貿易戰觸發的連鎖骨牌效應中的一小塊。

 

(林若勤攝)

 

熟悉德國觀念論的朋友應當發現,上段參考了康德(Immanuel Kant)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到的「有關自由的二律背反」。康德的批判哲學之所以是偉大的,在於他為人類理性(或曰:認識的主體)劃設界限。他尋找知識得以構成的(先驗、經驗)條件,奠定知識的合法基礎,並清除理性按從先驗感性框架(不自覺地)產生的超驗幻覺;其中,每逢人類的理性嘗試跨越經驗範圍,觸及「物自身」領域的時候(例如:時空、自由、基本粒子、上帝),任何推論都會出現「二律背反」的情況。簡言之,因為兩則描述同一對象、兼且互相矛盾的定律皆為正確,所以論題中的對象(或理論的客體)是不適當、不合法的;它不但沒經驗基礎,而且是理性按照自身的先驗律則所產生的純粹幻覺。請注意,筆者無意進一步深入康德的浩瀚理論(但我可略述一點,康德本人的解決方法是接納「自由的二律背反」,目光轉向從實踐的形式思考自由,也就是「道德的踐行主體是如何可能」的問題之上)。重點是,筆者想借助康德的方法審視本港的一切文化理論。透過康德的批判原則,我試著向讀者揭露一項事實:「主體性」是一項毫不適當的含糊字眼,甚或是一種意識形態幻象,它足以產生催淚煙一樣的迷霧,讓論者看不清真相。由此,我們應該「揚棄」它:保留眼前由羅教授遺留給我們的對象,扔棄他提供的錯誤知識框架,補上合當的字眼或概念,整個視點便會煥然一新。

針對中英談判過程,有關「香港的主體性」,羅教授的意思是指「法權意義上的主體」嗎?不是,香港不是國家,在國際政治關係上,自然沒有實際的法權地位,固然不是法權意義上的主體。說到底,頂多就是「文化上的主體」了(補:所以是「文化港獨」)。然則,如果羅永生認為中英談判過程完全排除掉香港(的聲音),繼而產生了被壓抑的「香港主體性」,故此「欠缺仍是一個建構『主體性』的過程,無論這種主體性最終是以真正的『自治』還是『獨立』去體現。」,為日後的「攬炒」賦予了合理地位,還把示威者在街上的無理破壞行徑褒成「解殖」、「主體性的表現」。同樣地,我們的目光理應投向更早的時間:難道大英帝國在鴉片戰爭後,和清朝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不是一樣把香港排除在談判之外嗎?據此,羅教授有否發現另一種被壓抑「文化上的主體」呢?承言,當九七回歸之後,香港的主權回到——國際承認的清政府承繼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不也是一種「文化上的主體性」大解放嗎?另外,號稱「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香港在英殖時期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延伸,正是保障了那一小撮資本家和地產商(補:誰說他們沒有參與中英談判?為其反映己見?因為他們才是「香港人」,是真正的「文化上的主體」)。試問一聲,羅教授會稱讚為「經濟上的主體性」嗎?他會否隨之發現它產生了「被壓抑的勞動階層的主體性」呢?一句到尾,「主體性」理論自話自說,根本經不起考驗。

 

結語

筆者無意攻擊羅教授本人及其治學方式,志在闡明「主體性」有多不恰當,證明它沒法為我們瞭解事實,還引起各種錯判;情況仿如有人靠招魂作證,控告他人謀殺罪狀般無稽。根據康德開辦理性審判法庭的原則,錯判之為錯誤,在於確立判斷依頼的條件是「不合法」的。且外,我們必須扔棄的概念字眼,又豈止「主體性」一項?它不過是萬分之一的例子,冰山一角上的尖端。文化理論、哲學專書裡有頗多用字,雖看似高深莫測,但這些詞彙要不是概念史的陳套化石,就是哲人和學者們搞不清問題後的酒後亂話,甚或自創字詞。他們這樣做,只為了自欺欺人,沒有其他目的。儘管本人不是英美分析學派的「盲粉」,然則,他們一些洞見是很值得參考。在此,面對冰山的其餘部分,我認為必須借助有效的批判工具,審查所有文化理論,清除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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