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勞岱爾：年鑑學派繼承者 長時段的總體歷史
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是年鑑學派（École des Annales）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開創學派的鼎盛時期，大力拓展其影響力，並使年鑑成為新史學的國際性論壇。
《經濟和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下稱《年鑑》）共同創辦人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於二戰時英勇上前線抵抗而賠上生命，而布勞岱爾亦有受到波及。1930年代，布勞岱爾為原題為〈十六世紀西班牙在地中海地區的外交〉的博士論文作準備，在歐洲多座圖書館查閱大量文獻與手稿。可是二戰展開，布勞岱爾於1940年被德軍俘虜，被拘留五年之久。在軍營中，布勞岱爾手上只有一所本地小圖書館有限的文獻資料，但他憑藉極強的記憶力，寫出《地中海與腓力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下稱《地中海》）的大部分書稿。1945年布勞岱爾終於獲釋歸國，1947年即憑此論文通過答辯，取得博士學位，而這部書亦成為布勞岱爾的代表作。
總體歷史的構想
二十世紀的法國史學界受著新史學（new history）思潮影響，開始發起對於以蘭克為首的傳統史學的批判。學派認為比理論更重要的，是訂下歷史學家在研究活動中應遵循的原則、方法與操作程序，一種實踐的、新範型的行動綱領，當中的幾個主張有：從政治與人物史的事件史轉向結構的歷史；不再固步自封於歷史學的籬笆，提倡跨學科方法與歷史之間的綜合研究；及擴展人類各種歷史面向的研究。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對於「社會現實」與社會現象的重視，深刻影響到年鑑對於歷史中的普遍與特殊的觀點：歷史現象中個別包含著一般性，特殊要蘊於普遍，歷史研究就是要通過個別發現一般，在普遍之中理解特殊。
年鑑學派將這種取向應用到自己的歷史研究方法與對象之上，轉向了普遍與結構。《年鑑》與學派另一共同創辦人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提出了「總體歷史」（histoire totale）的構想，他於《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孔德省：政治、宗教和社會史研究》之中，在人文與社會生活之外，還敘述了農民與貧苦人等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歷史，以探明平庸生活與社會秩序變化中所存在的人類能動因素。相對於傳統史學，費弗爾這個做法這是破天荒的。
布勞岱爾更進一步認為「總體歷史」要克服傳統歷史的片斷性，與對歷史的平面性構想。歷史不是平面的照片，而是立體的。人類世界包含了眾多個系統與子系統，「總體歷史」應該至少要研究當中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四個主系統，然後再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性質。
多元的時間歷史觀
對於普遍與一般性的追求，表現在布勞岱爾的歷史時空觀。於在空間方面，布勞岱爾不以國家為研究與敘述單位，而提出一種區域性或超國家的史學，這點尤可見於《地中海》一書的研究，選取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作為考察的對象。在空間性以外，布勞岱爾亦以〈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一文，系統地闡述自己對於歷史現象的分層及其相互關係的觀點，提出了一種新的歷史學多元時間論，以對抗傳統史學的線性時間歷史。布勞岱爾認為歷史應該區分三種時間：
第一種是長時段（longue duree），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起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格局、動植生物、氣候變遷、生產率、社會組織、思維模式與文化及心理等，是一種「緩慢地流逝、有時接近靜止的時間」，一般以百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為計量單位。長時段是自然、地理的時間，是「幾乎不動的歷史」，是「結構」的歷史，對於人與社會的制約性最為顯著。
第二種是中時段的勢態的時間（conjunctures），它將經濟與社會的週期性波動放在研究的首位，著重研究波動的時段，它生成了一種新的歷史敘述方式，描寫「勢態」與「週期」，以十多年、二十五年或五十年為計量單位。中時段歷史的內容包括人口增長、價格曲線、工資動態、利率波動、生產預測、商品與貨幣流通分析、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等。中時段是「總體歷史」活躍的時間，是結合經濟─政治等面向的廣義社會的時間，是「緩慢而有節奏」、局勢的歷史。
第三種的短時段是事件的時間（événements），指政治事件等「重大事件」發生的快速時間，亦是傳統的帝王將相史一直聚焦研究的那種時間。布勞岱爾認為事件的「爆炸掀起的煙霧充滿了當時人們的頭腦，但爆炸本身卻很短促，火光一閃即已過去」。事件稍縱即逝的特性使它難以把握與認識，布勞岱爾稱這種個體的時間為「最任性與最富欺騙性的時間」。
相比比布洛赫與費弗爾兩位前輩，布勞岱爾更基進地貶抑微觀的人類行為（如政治事件）的重要性，他著重的是長時段與中時段歷史，可是，他於《地中海》第三部分仍然花了相當篇幅的筆墨敘述了其時其地的政治、事件史。布勞岱爾往後反省此書的寫作時，認為自己於這部分仍留有蘭克式舊史學的遺風。
對人的能動性的貶抑
布勞岱爾有著極高的學術成就，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歷史學家，更有學者提議授予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於經濟史研究的貢獻。
布勞岱爾另一成就是一套三卷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如題所示，這套書集中研究封建主義過度到資本主義制度這重大歷史轉折時期之中，人類生活各個不同的歷史層面，並試圖通過西方物質生活的歷史來解釋這個轉變的發生機制。布勞岱爾自己承認「在強調社會的經濟系統時，我相信自己觸及到馬克思主義思想最經久的成就。」
縱使布勞岱爾與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之間有契合之處，然而有一極大的分歧：人的意志與能動性。布勞岱爾研究的對象，是編織出眾多無名無姓的人類的日常生活的種種肌理，認為這些是某個時期某地的全史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他卻也走向了另一極端，否定了人的意志與行動對於塑造歷史的意義。布勞岱爾以結構凌駕事件的治史方法，傾向以一種地理環境決定論與經濟決定論作為歷史哲學，從而幾乎全盤否定了人的能動性及其對於歷史的推動力量。這除了是一種史學觀，同時亦是一種對於人的存有結構的系統觀點。於回顧布勞岱爾的史學與研究成果時，同時我們不得不面對以上的哲學問題。
參考資料：
徐浩、侯建新著，《當代西方史學流派》，昭明出版社，2001年。
格奧爾格・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昭明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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