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台灣新電影旗手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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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十一月六日晚,台北濟南路69號,一棟日式老房子。

屋內明亮的燈光下,一群台灣年輕電影人聚在一起,慶賀屋主的39歲生日。兩個月後,一份名為「台灣電影宣言」的文章就會面世。

這位屋主就是台灣新電影的旗手之一,楊德昌先生。


1947年今日,楊導生於上海。兩歲時,父母為了逃避戰亂舉家移民台灣,楊的童年就在國民黨戒嚴的白色恐怖時期渡過。楊導兒時功課很差,最大的興趣是和哥哥一起畫漫畫,最愛的漫畫家就是手塚治虫,其作品對人性光輝的肯定,對他影響至深。他最初接觸電影的經驗,就是唸高中時看的荷里活電影和港產片。楊導的高中時光,以及被國民黨查禁的那些歷史歲月,都記錄在其代表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海報

 

因為家人的意願,楊德昌就像很多「中國式好孩子」,報讀大學時選擇了控制工程學系,後來再赴美修讀電子工程碩士,接著做了七年電子工程師,人生表面上一帆風順。但就在三十歲的年頭,他希望人生有個新開始。

在美國讀工程的日子,他有機會接觸到歐洲藝術電影。有一日,他偶然地走進西雅圖一家路邊戲院,放映的是德國新電影大師荷索(Werner Herzog)的《阿奎爾,上帝的憤怒》(Aguirre, der Zorn Gottes, 1972)。看畢,從戲院「出來時,已經是另一個我。」楊導後來憶述。何索電影的震撼地方,在於他證明了偉大的電影可以由一個人來做,不需要依賴大筆的投資。楊對電影的激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1980年回流台灣就開展他一生的電影計劃。

 

荷索(Werner Herzog)《阿奎爾,上帝的憤怒》(Aguirre, der Zorn Gottes, 1972)

 

《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的序言

七十年代絕大部分的台灣電影,都由國民黨掌管的中央電影事業公司控制。在中影的官僚體制下,電影的題材和意識形態受到嚴格限制,台灣電影的票房亦因各種因素日漸衰落。是故,中影總經理明驥決定革新,請來兩位年輕人小野和吳念真當助手。他們倆都是現代派的文學青年,頭炮計劃就是召集四位新導演,以低成本各自拍攝四個獨立短篇,合組成《光陰的故事》(1982)。楊德昌拍攝的段落《指望》就一鳴驚人,它脫離了單線敘事的常規(多線敘事是楊導電影的一大特色),對鏡頭和燈光的運用都異常敏感,展現出有別於其餘三位導演的才華。

 

楊德昌《指望》劇照

 

一般認為,《光陰的故事》是一部年輕人撰寫的宣言,它開啟了台灣新電影運動。可是,這群新導演往後幾年遭遇票房上的慘敗。雪上加霜的是,輿論更將台灣電影工業的衰落,怪罪給這群堅持獨立創作的年輕人。在這脈絡下,文首提及的「台灣電影宣言」就誕生了。宣言旨在捍衛「另一種電影」的創作自由,呼籲文化政策、大眾傳媒和評論界三大體系作出改變。後來這卻換來三大體系的反擊,電影宣言的理想抱負從未實現。楊導的電影票房也一直未如理想,直至2000年執導的《一一》,才真正獲得應有的知名度,這部電影卻成為了他的絕唱。


2007年6月29日,楊德昌先生與世長辭。


楊導遺下的電影作品為數不多,包括:
《光陰的故事》(1982)
《海灘的一天》(1983)
《青梅竹馬》(1985)
《恐怖份子》(1986)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
《獨立時代》(1994)
《麻將》(1996)
《一一》(2000)


參考書目:
尚.米榭爾.弗東著,楊海帝、馮壽農譯:《楊德昌的電影世界》,(商務印書館,2012)。
王昀燕:《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時報文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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