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歐洲船員與夏威夷婦女性交易 如何釀成「悲慘瘟疫」?

撰文:八旗文化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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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節錄自大衛‧伊格勒(David Igler)著、丁超譯《打造太平洋:追求貿易自由、捕鯨與科學探索,改變人類未來的七段航程》第二章〈疾病、性、原住民〉。本書旨在研究人類在太平洋上的相遇、競奪與交換如何影響世界?本選節以十八世紀英國海軍及商船登陸夏威夷為引子,探討疾病傳播得更頻繁的模式與後續影響,以及其中的調節因素。商船為疾病提供了溫床,讓疾病得以在太平洋廣闊的水域中傳播,感染島嶼人口並襲擊美洲海岸沿線的各個社區。本節討論因商貿而在太平洋一帶島嶼蔓延的疾病,當中特別討論了性病對原社區的破壞,和背後因經濟不平等而帶來的性暴力。學界雖然有不少討論關於天花、瘧疾、流感和其他疾病可能導致原住民族群的快速死亡和人口迅速凋零,然而這種對「疾病導致人類死亡」的過分強調,卻往往掩蓋了危害人類生殖功能的性病其實在不知不覺中造成同樣嚴重的威脅。

夏威夷地圖

疾病的爆發

美洲和太平洋地區原生居民因外來疾病而死亡的人數至為驚人,他們以前從未接觸過這些疾病,因此他們的免疫系統根本不堪一擊。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流行病學家在近代研究中,梳理了當時那種無所不在的死亡「恐懼」,乃至重新界定了先前大部份關於接觸關係、原住民的抵抗,以及歐洲帝國之所以「得逞」的說法。一四九二年以後,歐洲人帶來的病原體如洪水猛獸般襲擊了西印度群島和美洲,並透過各種管道傳播到散布當地的原住民部落。這些病原體在一五〇〇年代隨著西班牙帝國主義殖民者一起來到太平洋地區,儘管它們最初是循著西班牙的加雷翁大帆船的金、銀交易路線,被分別傳播至秘魯、墨西哥、菲律賓和中國等地。按照全球疫病流動情形來看,被某位歷史學家稱之為「病毒和其他細菌共同市場」的這片更遼闊的太平洋,是相當晚近的接受方。的確,太平洋東北部區塊的加入,或可算是形成這個共同市場的最後階段。但是,無論具體時間為何,一七〇〇年代晚期在太平洋上開展的海上活動帶來了病原體,導致原住民人口大幅銳減;在某些地方,才經過短短幾代人的時間,當地人口便已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之多。

要想理解這段致命進程(及其社會、歷史和流行病層面),便需要跳脫將其視為「原始土壤流行病」(virgin soil epidemic)的簡單表述。在原始土壤流行病的模型中,外部引入的病原體幾乎足以滅絕整個群落,因為該群落中的人口對此新疾病不具免疫力,而少數倖存者幾乎沒有能力恢復並重建他們的人口。在美洲及其他地方的某些感染,在群落之間移動的過程中,可能便帶有毒性。但本章所探討的,是讓疾病傳播得更頻繁的模式與後續影響,以及其中的調節因素。這些因素包括經由不同管道引入的各種疾病類型、加劇病原體危害的環境條件,最後再加上嚴重降低生育能力並削弱個人免疫系統的外來性病。這些因素組合起來,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發揮了致命的作用,把「死亡媒介」帶向原本健康的原生居民。

太平洋的原住民很快就發覺他們的身體不太對勁,而且還連帶影響到整個家族與部落的健康。當然,在接觸外來者之前,本土疾病及感染也同樣左右他們的健康狀況和預期壽命,但外國人傳播的病原體卻帶來前所未有的病痛與高死亡率。「從前夏威夷人多能壽終正寢,但外國人來一來,夏威夷人屍橫遍野。」十九世紀初夏威夷人有感而發道。不過,就算原住民和外國水手都不清楚這些新疾病的確切病源或病因,很多人還是意識到「商船」的到來與疾病爆發有所關聯。原住民們就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這種感知。譬如,庫克群島的居民創造出新的詞彙「Kua pai au」(或可解讀為「我被船害了」[I am shippy]),來描述他們的病痛以及他們認定的原因:商船。定居於阿拉斯加南部的雅庫塔-特林吉特族(Yakutat Tlingit)指責外國「疾病船」帶來致命的疾病,而他們的薩滿(巫醫)則認為那是來接往生者上路的「疫病之舟」。又譬如,夏威夷人也把他們遭到流行病攻擊的時間,追溯到首批船隻抵達的日子。根據十九世紀夏威夷作家薩繆爾.卡馬凱(Samuel Kamakau)的說法,在這些船隻出現前,「沒有致命疾病(luku),沒有流行病(ahulau),沒有傳染性疾病(ma'i lele),沒有侵蝕身體的疾病(ma'i 'a 'ai),也沒有性病(ma'i pala a me ke kaokao)」。這麼看來,即便原住民欠缺足以提供更具體病因的「細菌理論」,仍能正確地將外國船隻判斷為他們所遭遇新疾病的來源與載體。

十九世紀的醫學研究者推導出類似結論。德國內科醫師暨醫學歷史學家奧古斯特.赫希(August Hirsch,一八一七至九四年)發表了全世界最早的一份疾病流行研究報告,其中太平洋地區特別讓他感到好奇,因為當時那裡剛剛出現了流行病。赫希列舉了一個又一個案例,全都發生在大部份讀者從未聽聞過的船上和太平洋地區:在停泊於智利海岸外的「君主」號(Monarch)上發生的流感、從大溪地一路傳播到塔斯馬尼亞的猩紅熱、沙加緬度谷地(Sacramento Valley)的瘧疾、夕卡的傷寒、由英國雙桅帆船「拉瑪」號(Lama)傳入北美洲西北海岸所造成的天花大爆發,以及「國與國之間的積極交流」大增而隨處可見的梅毒。他為科學的進步感到振奮,在醫學界有重大突破的巔峰期寫出了這份報告,但他心裡清楚,歐洲人航海所到之處,所謂「文明的餽贈」已經摧毀了許多原住民群體。

赫希這部共分三卷的研究報告,給人一種疾病隨機出現的錯誤印象:這裏出了天花、那裡發生流感,然後又有其他地方出現麻疹。近代研究嘗試建立因果關係模式來扭轉這種認知,透過記錄某種特定疾病的傳入、傳播途徑與影響因素,以及在可能情況下的致死人數。話雖如此,疾病的傳入與傳播仍然存在某種令人費解之處。比方說,庫克船長在一七七八年的第三次航行中,偶然發現了尚未繪入地圖的夏威夷島鏈,而偏偏就在此時,船員們把肺結核與性病帶到了那裡。隨機性也因而被納入成為影響許多當地疫情的因素之一。譬如,天花在十八世紀晚期侵擊北美洲西北海岸的某些原住民部落,然而附近另一些部落卻能維持其地理與社交屏障,沒有受到感染。局部爆發有可能擴散得很遠、更廣,但也可能只侷限在局部地區。

曾有許多人親眼目睹了由外來疾病導致的健康惡化、瀕死,乃至亡故等災情。在原住民的口述歷史中,保留了關於這些流行病的鮮活記憶。有個講欽諾克語的老人名叫威廉.查里(William Charley),敘述了一八三〇年在哥倫比亞河一帶,他的族人爆發「高燒與四肢抽搐」的故事。「印第安人在整條河的上、下游和所有支流處密集定居,」他說道,「這種病爆發了,他們毫無頭緒,也不曉得該怎麼辦……每個得病的人都難逃一劫。全都死了。」除此之外,外國商人也留下了無數關於村落人口衰減的紀錄。「我在航行中接觸過的(許多)地方……這些地方現在已空無一人,都荒廢了。」威廉.謝勒於一八〇八年行經下加利福尼亞海岸時寫道。他敘述一個原住民部落的人口數從原先的七千人減少到只剩下五十條「人命」;他想不出除了「令人厭惡的性病」,還能有哪些原因會造成如此驚人的人口衰減。從這些及無數第一手資料中,我們已能確定,當時人們其實相當了解疾病的影響程度。原住民人口凋零,就這樣在一群完全明白其中緣由的人們眼前發生。

性交易中的幻想與脅迫

短命的查爾斯.克萊克在一七七九年死於肺結核之前,在海上度過了他的大半人生。他曾在英國四次最著名的環球航行中擔任海軍軍官──先是約翰.拜倫船長(John Byron)於一七六四年至六六年指揮的海豚號航行,接著是庫克船長的三次遠征探險。很少有軍官能夠積累如此耀眼的資歷,更難得的是其中還有著不少考驗膽識與機運的時刻。英法七年戰爭期間,未滿弱冠之年的克萊克登上英國皇家海軍七十四門火砲戰艦「貝洛納」號(HMS Bellona)並踏上征途。在與法國海軍「勇氣」號(Courageux)交戰的過程中,他跨坐在船尾桅杆的頂端射擊,沒想到桅杆下方卻被對方的火砲轟斷。克萊克隨即從高處掉落海中,但最後倖存下來。此後,他在餘生中時常講起這故事來娛樂朋友(而且總會提起跨坐在桅杆上這一景象的陽具意象)。

軍官同僚和船員們都非常喜歡追隨克萊克。他身上幾乎完全看不出英國軍官階層的傲慢,而且在與庫克船長的最後一次航程中,他並沒有因為在債務人牢獄裡吃的苦頭而心懷怨恨。「萬歲!我們啟航了,」他登上發現號之後寫信給班克斯,當時庫克已在三週前指揮決心號駛離英國。「我擔心會趕不上(庫克)。」儘管克萊克在獄中吃盡苦頭,但他仍打算跟過往參與的前三次航行一樣,與水手們共同享受太平洋上的許多樂趣。對於這一點,他的一位朋友留下了佐證紀錄:「克萊克是個很上道的長官。在喝酒、玩女人方面,他和任何精於此道之人同樣老練。」

無論在太平洋航行中發生了哪些事(交易、探險、與原住民爆發衝突、調查當地,以及許多艱苦工作),性的探索都是絕大多數水手此行的頭等大事。有些刊物寫手只隱晦地提及水手與原住民婦女的互動,但也有人坦率地描述他們與「順從的」婦女相遇的故事。美國海軍軍校學員威廉.雷諾茲(William Reynolds)在一八三九年乘坐「文森斯」號(Vincennes)行經南太平洋前往夏威夷,他就曾被一名特別的年輕女孩迷倒,並陷入了性的幻想。雷諾茲在薩摩亞的最大島土土伊拉島(Tutuila)上一座叫作阿梵嘉-阿洛發(Avenga Alofa)的村子度過了一晚,他描述受到當地一群男女和孩子們歡迎的情形:「我的眼睛很快就被一位優雅美麗、氣質出眾的年輕女孩吸引,她站得距離其他人很遠,大約十五歲,是典型的天真少女。」雷諾茲稱這個女孩為「愛瑪」(Emma),並指出她是當地一名「王子」曼尼托亞(Maneitoa)的女兒。「我的公主有一種甜蜜的魅力,令人無法抗拒。如果我年輕五歲的話,一定會愛她愛得無法自拔。」二十三歲的雷諾茲如此寫道。

雷諾茲在與愛瑪纏綿了好幾天後才返回文森斯號,然而他在島上的這段時間,卻極可能公然抵觸了薩摩亞的「陶波」(taupou)制度,這是一種強烈要求少女們守貞的價值觀。愛瑪還另外帶了一名更年輕的好姐妹「伴侶」,雷諾茲寫道:「(有一天)我與她們兩人手牽手,漫步穿過村莊……一直來到那座『大房子』。我在那裡解開束縛,給了我兩位伴侶我身上『最寶貴的東西』當禮物。」雷諾茲所謂的「束縛」和「最寶貴的東西」究竟是指什麼(他確實特別強調這兩詞),依然沒人清楚──他究竟是指實質的禮物,或是肉體的歡愉?還是說,他是一個接著一個來的?如果說他的確切意思模棱難辨,那他隨後的白日夢倒是淺顯易懂:

我不禁想從此活在這伊甸園中——我的腦海裡瞬間閃過一絲願望,讓我從船上解脫出來,在曼妙芬芳的樹蔭下,盡情享受愛瑪的甜美──讓花蕾成熟綻放。我將珍愛花朵,永遠戴著它!多麼美好的夢境啊!──何況,這是人類天性。

雷諾茲想從船上出逃,到島上「伊甸園」生活的幻想,反映了數不清的海灘流浪者的人生經歷,事例包括從一七八九年的英國海軍「邦蒂」號(HMS Bounty)叛變事件,到一八四二年赫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潛逃到馬克薩斯群島等,不勝枚舉。然而,就算這一切幻想看似浪漫,也掩蓋不了歐洲男人花錢買春與宰制年輕女性的醜陋現實;其中有些少女甚至年紀未達青春期,她們別無選擇,只能「順從」。不過,雷諾茲義正詞嚴地說道:「請別說這不切實際,除非你親身嘗試過。」

這些水手們也確實都嘗試過了。在太平洋航行的軍官及船員都熱切期待與海島婦女一同享受「歡愉」或「身心爽快及呼來喚去」的良機。 一八〇五年八月十九日,威廉.謝勒在接近夏威夷時,見到「大批原住民,其中有男有女」靠近萊利亞伯德號,於是記下了他們帶來「提神之物和其他好東西」的情形。謝勒也隱約地提到了性的機遇,說明了打從庫克抵達夏威夷後幾十年來,太平洋航海者心中幾乎都藏有共同的念頭。一七七八年,一絲不掛的年輕女性游向決心號與發現號──庫克船長是這趟航行中極少數的禁欲主義者之一,他深怕「最嚴重的瘟疫」即將傳播開來,於是試圖禁止他的水手與島民發生性關係,但徒勞無功。庫克船長的外科醫生大衛.山威爾(David Samwell)描述這群「極其美豔」的女人,他說:「她們使盡一切手段誘惑我們的人……(當然)她們不會被拒絕。」35船醫助手威廉.艾理斯(William Ellis)也同意道:「世上再沒有人能比這些(年輕女子)更沉溺於性愛。」他說,並提到其中一些「根本還未滿十歲」。四十年過後,「英雄」號(Héro)的愛德蒙.勒.內特雷爾(Edmond Le Netrel)在其航海日記中,描述了幾乎完全相同的場景:他的船長允許船員來者不拒地把女人帶上船,但首先,必須完成份內的工作,並且明令這些女人在船上不得越過主桅。某些報道或許指出這種性交易帶有「脅迫性」,但大多數觀察家都忽略了「權力」在此中扮演的角色。

受到薩繆爾.瓦利斯(Samuel Wallis,一七六七年) 、路易士.安東尼.布干維爾(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一七六八年) 和詹姆士.庫克(一七六九年)最初接觸的報告影響,大溪地成了西方人心目中象徵「性愛天堂」的原始島嶼。布干維爾在形容年輕女子一窩蜂地湧向他指揮的「拉布杜埃」號(La Boudeuse)和「星辰」號(Étoile)船隊時問道:「你想想,四百名年輕法國水手已經大半年沒見過女人,一下看到如此壯觀的場面,難道你還管得住他們嗎?」儘管布干維爾聲稱他禁止女人上船並保持戒備,但還是描述有一名「年輕女孩」偷偷爬上了船,然後「毫不在乎地脫下袍子給眾人看」。甲板上下一片混亂,人們爭先恐後地向這位「維納斯」擠眉弄眼。布干維爾承認:「我們想盡辦法約束這些著魔的人,但這就跟約束自己一樣困難。」唾手可得的性愛讓水手們欣喜若狂,所有參與狂歡的人個個都把這些女子形容為淫蕩母獸。拉佩魯茲曾如此闡述復活節島上的景況:「沒有一個法國人濫用他被賦予的野蠻權利;(但是)如果存在某些情不自禁的時刻,那麼情欲和交好便是一種禮尚往來,而且總是女人們採取主動。」39有時,女人們火辣的熱情顯然嘲弄著她們目睹的一切──譬如水手們笨拙而無法持久的性能力。某位學者寫道:「(歐洲人)或可褒獎大溪地人天真、快樂與性感,卻不能說他們帶有心機──他們不曉得即便是野蠻人,也有辦法嘲笑別人。」

性的交易如此頻繁,使得原住民普遍染病、造成不孕乃至威脅性命,而這背後的驅力究竟為何?在歐洲與美國水手看來,問題的答案不言自明:這些男人離家多年,就像布干維爾所說的,「已經大半年沒見過女人」。他們個個渴望性交,而且最好是他們心裡期待的那種合意交歡。話說回來,貨物交易的支付方式如果直截了當,最終都會是「皆大歡喜」,不管貨物究竟來到誰的手上。然而,當原住民婦女插上一腳,事情就變得複雜了,往往出現從合意交歡,變調成脅迫及強姦等一連串發展。

歐洲與美國水手們認為,玻里尼西亞到處都有心甘情願的女伴──尤其是在夏威夷、大溪地和馬克薩斯群島;在這些地方,水手們敢在甲板和海灘上直接與當地婦女性交。有不少學者對這當中的文化因素展開研究,以解釋某些玻里尼西亞婦女為何這麼情願與外來者發生性關係,特別是在雙方開始有所接觸的早期。對於夏威夷的情況,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斷言:「性就是一切,代表地位、權力、財富、土地及擁有這一切的安全感。也許,幸福的社會可以讓追求生活中所有美好事物本身,變得如此令人愉快。」凱洛琳.羅斯頓(Caroline Ralston)則將菁英或「貴族」夏威夷女性與「尋常」夏威夷女性加以區分,並指出尋常的夏威夷女人「向外國水手投懷送抱,是為了實現他們既定的文化習俗與信仰」。話雖如此,但在這些文化解釋的背後,更有著年輕女性冀望在社會上晉升的動力:她們從異鄉人身上獲取「瑪那」(mana,又稱靈力)、在村落長者的關注下履行職責,並且逐漸形成一種風氣,即以性服務來換取「購買外國商品」的優惠管道。交易商品時獲得優惠至關重要,而女人們發現自己有能力加以左右。庫克船長的水手就曾拼命地從船上甲板拔出長長的釘子來彌補他們的性伴侶。數十年後,海軍軍校學員威廉.雷諾茲對於能夠「挑選三名最漂亮的貴族少女」而「歡欣雀躍」,他得意地說道:「我只用了些小玩意兒來換。」

就這樣,長釘、鐵鉤、小玩意兒,還有硬幣,促成了一個在太平洋許多海島蓬勃發展的性交易市場。然而,這種從最初接觸時期提供小小報酬而開始的行為,卻在往後的年月裡演變成一個公開且有組織的強迫性交易體系。其實,在整個情境中,賣淫必然有某種程度的強迫成份,就算不存在強迫,接客女子也絕對無法要求買春者必須動作斯文、立意良善,或是就交易條件討價還價。回想布干維爾描述的場景,他提到拉布杜埃號和星辰號周邊圍滿了大溪地的獨木舟,「上面擠滿了女人……這些女精靈大多一絲不掛,因為身上的袍子已被陪同前來的男人與老婦脫下」。這些被長輩們脫光衣服的婦女和女孩,在這臉紅心跳的過程裡沉默不語。「那些(村裡的)男人們,」布干維爾繼續說道,「慫恿我們挑一個女人並跟着她上岸,他們露骨的手勢立刻讓我們明白了該帶她上岸幹些什麼事。」布干維爾這番聳人聽聞的描述,沒有提到進行這些親密接觸的確切條件與女人們的同意程度。不過,有些觀察者及參與者對其中權力的運作與性暴力更加清楚。庫克船長第二次航行中的隨船博物學家喬治.萊因霍德.福斯特(George Reinhold Forster,一七五四至九四年)記錄了毛利男性如何「占自己的女人便宜,把她們賣給船員」,他寫道:「他們被這些女人給迷倒,而這些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被自己的父親拖進船艙深處,在暗黑深淵中滿足禽獸的胃口。」在玻里尼西亞,不斷擴大的性交易市場導致無數原住民男女喪命和健康惡化。

如果歐洲與美國水手普遍將太平洋海島視為性愛天堂,那麼東太平洋海岸線則呈現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環境:在那裡,武力的使用和父權統治主宰一切。從阿拉斯加到下加利福尼亞,原住民婦女被當作人質虐待、也被公然當成性奴隸進行交易,並被脅迫賣淫來換取商品。十八世紀晚期,在阿留申群島建立灘頭定居點的俄羅斯商人扣留阿留申婦女作為人質和性伴侶,進而強迫當地男性獵人獵取海獺皮毛及生皮。西班牙士兵和水手靠著以物易物與武力並用,沿著下加利福尼亞海岸一路北上至奴特卡灣,與原住民婦女發生風流韻事。還有其他歐洲人利用北美洲西北海岸部落既有的奴役體制,與被奴役的原住民婦女發生性關係,而她們的主人則靠著這種交易輕鬆獲利。

雖說在不同地區,婦女賣淫的情形(無論被奴役與否)不盡相同,但這在北美海岸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一七九二年在奴特卡灣,西班牙博物學家荷西.馬里安諾.莫西諾(Jose Mariano Mozino,一七五七至一八二〇年)記錄了努查努阿特族土司(taises,即酋長)的作為:「土司們自己便要求這些(下層階級)婦女下海為娼,尤其是向外國人賣淫,以便從此業務利潤中撈取油水。」不過也有別的說法,說這些婦女並非單純的「下層階級」,而是在戰爭中被俘獲的奴隸,其實努查努阿特族男子拒絕讓自己部落的女人和外國人交易。有一次,威廉.謝勒的船員在某個尤洛克村落附近登岸打算尋歡,就曾碰過釘子。他們提出與「年輕女孩」發生性關係的交易條件,遭到尤洛克男子斷然拒絕。水手們退而求其次,想改找年長婦女,但據謝勒說,尤洛克男性「非常容易為他們的女人吃醋,所以,不管女人們是因為懼怕還是為了貞操,都拒絕了我們的水手提出的所有條件,儘管她們覺得有些條件很有吸引力」。顯然,謝勒先前在海岸線的經歷讓他以為性愛在那些地方唾手可得。但就跟其他外來者一樣,謝勒搞不清楚那些被奴役、毫無招架之力的婦女,以及那些在部落中不在乎報酬、根本沒興趣與外國人發生性關係的自由女人,這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

從這些發生在太平洋地區的性接觸中,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首先,性關係在整個地區的人際接觸過程中無所不在;性是不對等的物質、文化和流行病交流的一部份與附帶物,這些交流在一七〇〇年代末和一八〇〇年代初期改變了整個太平洋地區。第二,雖然這類性關係的本質包括從雙方合意交歡,到大規模強姦不等,但總有某種程度的脅迫成份,致使年輕女性用自己的身體來滿足外國男性的需求。對於物質利益的指望,不管是為了自己、長輩,或是奴隸婦女的主人,都使得當地女性與外來者進行性交易一事變得日益普遍。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些性關係對婦女在群體中的生殖能力造成影響,並給當地居民的健康帶來災難性後果。外來輸入的性病迅速透過家庭和社群在原住民男女間傳播。生育率和出生率大幅下降,而健康惡化與慢性疾病越發普遍。嬰兒死亡率上升,大量成年人也因外來疾病的併發症而死。那麼,導致這場災難的生物媒介有哪些呢?

細菌來襲:梅毒螺旋體和淋病雙球菌

病原細菌「密螺旋體屬」(Treponema)會引起性病性梅毒,並且與另外三種密螺旋體疾病密切相關:地方性梅毒、熱帶莓疹(yaws)和斑紋病(pinta)。後面這三種屬於皮膚病,通常透過肢體接觸傳播,早在十八世紀之前,它們便出現在太平洋某些地區的人群當中。它們既不致命,也不威脅人類生殖,而是會在人身上產生難看的斑痕和乳頭狀瘤,通常類似於性病性梅毒的病徵。56相較之下,性病性梅毒(梅毒螺旋體[Treponema pallidum])會破壞皮膚組織、神經系統、生殖系統和內臟器官,對感染者的整體健康及精神狀態造成毀滅性打擊。性病性梅毒很容易透過性交傳染,一旦感染後,也可能傳染給孕婦體內的胎兒。這種先天性感染最常見於女性感染性病性梅毒後的最初幾年,極可能導致流產、死胎、早產和極高的嬰兒夭折率。病人患病後多年未經治療,還可能會引發梅毒疹、肌肉及骨骼系統麻痹,以及癡呆。淋病細菌(淋病雙球菌[Neisseria gonorrhoeae])則較少引起前述疾病,但也同樣容易透過性交傳染,經常導致男性及女性不育。事實證明,這種感染對婦女的子宮、輸卵管和卵巢具有強烈破壞性──這類徵狀在今日被診斷為盆腔炎和子宮內膜炎。

在醫學意義和可能的治療方法上,外國水手和原住民顯然有著不同的理解。對受感染的歐洲水手來說,若在最好的環境中(有著營養的食物、不感染新疾病,以及接受抗生素問世前所施行的醫療介入),他們就能夠撐過這些疾病,並在往後幾十年內保持相對良好的健康。至於感染這些新疾病的原住民,性病對個人和整個群體來說,絕對是場災難:外來疾病造成慢性健康惡化,生存危機導致人們營養不良,而且他們的醫療方法無法應對這些病徵。諸如玻里尼西亞醫者使用大溪地梔子花(Gardenia taitensis)來治療泌尿生殖道和睾丸發炎的傳統草藥療法,幾乎難以阻擋性病的蔓延。

對於密螺旋體引發的疾病,特別是性病性梅毒,科學和歷史上對於其起源與傳播的爭論仍在繼續當中。五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問題已被歸結為到底是不是舊大陸的人群將梅毒傳到了新大陸──鑒於歐洲曾將災難性疾病帶到美洲,那麼美洲原住民是否也在一四九三年後的幾十年裡,至少回敬了哥倫布船隊一種細菌性疾病,使它如野火般在歐洲蔓延?再者,性病性梅毒不同於一般疾病,它更是一種劣跡斑斑的疾病,與性關係的不檢點、齷齪,甚或野蠻起源等文化包袱有所關連。近代研究愈來愈質疑性病梅毒是否真的起源於新世界。

不論其起源為何,曾有一種特別致命且「最猖獗的水痘」在一四〇〇年代晚期和一五〇〇年代席捲了整個歐洲;同時間,歐洲水手及商人的生殖器上也帶著這種明顯的新型水痘,開始前往非洲、亞洲和非洲進行全球之旅。這時,太平洋大部份地區仍然自外於歐洲海上航行與水痘,直到十八世紀晚期,從南太平洋、夏威夷到北美海岸,許多當地人身上都出現了這種令人痛苦和衰弱的病徵。這種疾病在這些新感染人群中造成了浩劫,而這正是因為他們以前從沒接觸過性病性梅毒,才導致了類似於歐洲人群中首次爆發時的反應。

在太平洋地區,原住民身上的病徵甚至嚇壞了那些對於治療該疾病具備長足知識的歐洲觀察者,法國外科醫生克勞德-尼古拉斯.羅林(Claude-Nicolas Rollin)在一七八六年所描述的在茂宜島島民之間「盛行」的性病便是明證:

這是人類所曾遭受最羞辱、最具破壞性的災殃,在這些島民中其表徵為以下症狀:肉芽腫包和因其化膿而產生的疤痕、小肉瘤、擴散到骨頭的潰瘍和骨疽、淋巴結、外生骨疣、瘺管、淚腺和唾液腺腫瘤、腺病質腫大、頑固性眼疾、發炎性結膜潰瘍、視神經萎縮、失明、瘙癢性皰疹發炎化膿、慢性四肢腫脹,還有發生在兒童身上的頭皮癬或惡性癬,從裡面滲出惡臭刺鼻的物質。我注意到,這些不幸的淫欲受害者,在成長到九歲或十歲的年齡時,大多都會虛弱無力,因身體消瘦而疲憊不堪、還會患上佝僂症。

羅林醫師非常清楚自己觀察到了些什麼:罹患二期、甚或三期梅毒者未接受治療的慘狀,而且那些兒童患者很可能有著先天性梅毒。對於沒有醫學背景的人來說,這種景象也同樣令人驚駭。一七八八年,詹姆斯.科爾內特(James Colnett) 的船停泊在夏威夷島附近,他後來描述了那些上船拜訪的當地男子的模樣:「我看到那些人長滿雞痘的恐怖模樣。想像你渾身上下都在流膿的樣子,就知道了。」

庫克船長劃時代的「首次」接觸過後,羅林醫師和科爾內特還是睽違七年來、第一批再次造訪夏威夷群島的人。這兩名觀察者都見證了三種相互關聯的現象:庫克船隊的水手們開啟的性交易市場、一種頑強細菌傳入了島嶼群體,以及性病對夏威夷人身體的影響。羅林和科爾內特並非唯一意識到科爾內特口中所說的「首批發現者帶來的疾病」的人。65相反地,無論外國人或本地原住民都曉得,這種疾病來自船上那群有著強烈性慾的軍官和船員。

《打造太平洋:追求貿易自由、捕鯨與科學探索,改變人類未來的七段航程》 作者:大衛‧伊格勒 ︱譯者:丁超 譯|八旗文化 日期|2022年3月

夏威夷和「悲慘瘟疫」

查爾斯.克萊克對於疾病透過性行為傳播的情形不大在乎。他知道水手們大多都染有性病,但他也相信這些疾病只需相當簡單的治療便能搞定。當展開即將成為他人生最後一次航行的三個月後,克萊克和他的「老友」庫克船長一起停泊在好望角,期間他給約瑟夫.班克斯爵士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信──班克斯在太平洋航行時,在性方面的活躍程度遠遠勝過克萊克。「在航程中,我們有少數船員感染天花,還有一大堆人得了花柳病,」他告訴班克斯,「等到抵達目的地,所有水手都已清理得相當乾淨,十分健康。」克萊克並未說明所謂「清理」治療的細節,不過除了對患者搓刺、刮擦之外,可能還牽扯到各種混用汞、砷、碘化鉀的療法,或許也用了某種西印度群島的癒創木樹脂所製成的濃稠調合藥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前述辦法都沒有效。無論克萊克觀察到水手們的健康狀況出現了何種改善,都是出於疾病本身自然發展週期的起伏,而不是源於倫敦外科醫生或江湖術士通常提供的「治療」。

在一七七七年夏天,由於船員們在大溪地頻繁生性行為,他們身上的淋病與梅毒這次爆發得更加猛烈。庫克的隨船天文學家威廉.貝利(William Bayly)在一七七七年十月十三日寫道:「我們有一半的水手長了雞痘,另外有四、五個人出了黃疸。」這時候,船員們已經非常虛弱,船上甚至已沒有足夠人手執行任務。島上任何居民如果與這些男人發生性接觸,都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庫克完全清楚這項事實。兩個月後,當決心號和發現號來到夏威夷群島,庫克很擔心他的手下會把疾病傳染給夏威夷婦女。由於他的船員仍不斷抱怨性病的痛苦,他讓船醫大衛.山威爾診察他的船員,並「下令無論如何都不准女人上船」(這確實是他的原話);此外,他也禁止船員以任何方式與她們聯繫,同時命令患有性病的船員不准離船。但是才不到幾天,「聯繫」還是發生了,這讓庫克不得不承認發生了他千方百計想要避免的事情。

至此,事件發生的時間點與庫克的處置變得至關緊要。在首次「發現」夏威夷群島期間,兩艘船在夏威夷八大主島最西邊的可艾島與尼豪島停留了不到兩週。庫克、克萊克和其他探險隊隊員沒有找到東邊更大、人口更多的島嶼,但他們肯定意識到了那些島嶼的存在。兩週過後,決心號與發現號啟程前往北美海岸和白令海峽。九個月後,他們返回夏威夷群島;這一次,她們找到了該群島東邊的茂宜島,距離上次的登岸點約二百五十海哩。儘管距離遙遠,庫克已開始為自己擔心即將發生的事情感到苦惱。

一七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決心號的船員看見了陸地(茂宜島),幾小時之內,成群的獨木舟便靠近了決心號。從庫克對這次遭遇的描述,我們不難看出他當時的擔憂:

我看見有幾條獨木舟向我們划來,於是就把船停下。它們一靠近船舷邊,操舟者就毫不猶豫地爬上船來。他們和背風群島(the leeward islands)的島民同屬一個民族,如果我們沒猜錯,他們已曉得我們到過那裡。事實上,這點似乎相當明顯,因為這些人都已患上了花柳病,而且我不認為他們還有其他感染途徑。

庫克並未敘述往常的歡迎場面或原本熱切期待的交易,而是立即察覺在他離開的九個月裡,性病已蔓延到了整個島嶼。這是庫克悔恨交加的時刻(「我本想阻擋的惡魔,」他寫道,「已經滲透到他們當中。」),同時也讓他意識到自己一手導致的歷史造業。船員把可怕的疾病傳給了一群猝不及防的人,庫克知道這將帶來毀滅性後果。

夏威夷人很快便領教到自己承受的苦果。當時有關這種疾病在原住民間迅速傳播的敘述,只出現在英國軍官的文字紀錄中。儘管英國人對這件事避而不提,但仍確定夏威夷人已經曉得該疾病在島嶼之間傳播,以及外國人在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抵達茂宜島兩天後,海軍軍校學員愛德華.里歐(Edward Riou)寫道:「我們聽說昨天有許多原住民在決心號上抱怨感染性病,其中一、兩人接受船醫檢查,並確認染病。他們被問到島上的情況,說岸上有很多男女都已染上這種疾病,並提到了阿托維島(Isle Atowi,即可艾島),就好像是我們去年把它留在了那裡一樣。」里歐提到,西班牙人有可能更早到過這裏並傳入了性病,不過他也承認道:「最後看來,是我們自己給這些困頓苦惱的人帶來了永無止境的悲慘瘟疫。」發現號上的查爾斯.克萊克也聽到了類似消息並說:「第一個上船的人告訴我,他很熟悉這艘船,他以前在阿托維島時曾上來過……然後他講了一些過往軼事,讓我相信他說的是實話。」克萊克並未談到這人是否也感染了「悲慘瘟疫」,但他證實了原住民了解瘟疫傳入的始末及其毒性:

這裏許多人,有男有女,都在說我們的船帶來悲慘的性病,指控我們上次到訪時把性病傳染給他們。他們說,這性病治不好,而且他們又沒有解藥,病情只會愈來愈嚴重。他們還抱怨病痛各階段出現的各種症狀,把他們活活折磨到死。

顯然,克萊克對此指控很不以為然,他試圖把疫情爆發的責任賴到夏威夷人頭上。克萊克毫不負責地指出,比起此前造訪過的其他島嶼,這種病在夏威夷「爆發得更加劇烈」,他說:「我想大概因為……夏威夷人平日飲食中吃的鹽不夠多。」但是,克萊克也拿不出任何證據來支持他的論點。

這許多紀錄顯示,夏威夷人的困境、疾病的起源及其毒性,都已被直接而粗暴地突顯出來。他們已經曉得,這種身體上的疾患不僅只是瘙癢或疼痛,而是一種能在短短幾個月內使帶原者喪失生理機能的疾病。在庫克第二次造訪時,夏威夷人尚未傳出流產、嬰兒夭折率高和不孕的情況,但後續二十年的造訪者則寫出了當地人口減少的報道。他們看到性病普遍肆虐的跡象,譬如疤痕、潰瘍、不健康的兒童和成人,以及荒廢的村莊。

可以想見,夏威夷人必定在尋找具體的治療方法,同時也更廣泛地尋求在人體健康、繁衍及社會狀況劇烈變化背後的宇宙成因。由於缺乏這一時期的相關史料,人們只能推測他們曾經嘗試過的特定草藥和治療方法。但夏威夷學者們指出,這是人們與土地(’aina)太過「疏離」,以及身體(kino)、精神(wailua)和心靈(no’ono’o)之間失去平衡所致,這種平衡關係維繫著人體的健康與安寧。夏威夷的卡胡納(Kahuna,夏威夷語中的「智者」)醫者想必曾經苦苦尋思這場危機的真義,在接下來的百年裡,許多夏威夷平民與菁英還要繼續仰賴他們的知識與治療。

有些夏威夷人怪罪自己祖先流傳下來的社會習慣和性習俗,尤其基督教在一八二〇和三〇年代開始在當地流傳,使得這種說法更為普遍。作家大衛.馬洛(David Malo,一七九三至一八五三年)就一份罕見的、關於一八三〇年代人口減少的當地證詞指出,在「庫克船長到來」之後,婦女成了疾病進入群島的管道,致使王國「淪為一具骷髏」。根據馬洛的說法:

群島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夏威夷女人和某些外國人之間行為放蕩……(外國人)用一種骯髒的疾病汙染了夏威夷女人。而且,這種疾病在百姓間流行,甚至害到兒童,使得群島上所有人都染上這悲慘的疾病。

雖然馬洛直白地譴責庫克的水手傳入了疾病,但他認為女人「放蕩」也罪責難逃——他對此事件全然以父權主義來解讀,忽略了夏威夷男性在早先性活動中的主導力量,不過這種解讀倒也十分吻合馬洛傳達的基督教宗旨。「為此,上帝生氣了。」他如此總結。某些基督教傳教士也同樣譴責夏威夷婦女,至於夏威夷人有多認同馬洛的父權主義觀點,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馬洛沒能交代清楚的,是他的基督教傳教士同僚在一八三〇年代所發現並列舉的廣泛的不孕症和嬰兒死亡率偏高等新情況。根據阿德馬斯・畢夏普牧師(Reverend Artemas Bishop)的說法,性病「最大的遺害是破壞生殖能力,因此絕大多數夏威夷家庭都沒有孩子」。傳教團在一八三〇和四〇年代對茂宜島、歐胡島、可艾島和夏威夷主島的人口普查紀錄,驚人地印證了畢夏普牧師的結論:嬰兒死亡率不斷上升、紀錄中的死亡人數遠超過存活的新生兒數目,而且出生率隨著不孕症的蔓延而持續下降。一八五〇年代的一項研究紀錄顯示,原住民人口數目宛如自由落體般下墜,平均每十一名婦女只能生育一個孩子。況且,這些嬰兒及兒童的存活率極低。一名來自夏威夷開魯亞(Kailua)的傳教士報告說:「在此教區,超過一半的兒童會在第一次牙齒發育期結束前死亡。在希洛(Hilo)區……也差不多有近半數孩童沒能活過這期間。」

歷史人口學家仍在爭論夏威夷接觸西方之前的人口數目,人數從大衛.斯坦納德(David Stannard)提出的八十萬到其他許多學者提出的較低數字(從二十五萬到五十萬人)不一而足。無論如何,疾病導致夏威夷原住民人口急劇下降是不爭的事實,也讓當地與西方接觸後的生活變得十分慘淡。夏威夷有不少原住民因為感染結核病和傷寒等傳染病而死去,這是已知事實,但梅毒和淋病的廣泛傳播可能才是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兩者所導致的不孕症和慢性疾病。當代報道與新近的人口統計研究都證實了事件的前後因果關係,可以追溯至庫克的首次登岸,一直到後來當地人與外國人發生性關係導致的社會混亂與人口崩潰。

結語:死亡的真相

東太平洋地區的新貿易關係使原住民群體從此與外來的、極其致命的生物媒介糾纏不清。更具體地說,商船為疾病提供了溫床,讓疾病得以在太平洋廣闊的水域中傳播,感染島嶼人口並襲擊美洲海岸沿線的各個社區。想當然爾,有些傳染病是經由陸路傳播到太平洋地區,也有些疾病是透過非商業航行進一步傳播;譬如,傳教士的活動絕對會傳播細菌,而早在十八世紀末之前,西班牙征服者便已把致命的細菌帶到了美洲和太平洋部份地區。然而,在一七七〇至一八四〇年代這段期間,商船是疾病傳入和傳播的主要媒介,在太平洋上完成了「全球微生物大一統」。到了一八五〇年,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微生物幾乎已在太平洋每個人口聚集地中流通。

雖然有些疾病(天花、瘧疾、流感和其他疾病)可能導致原住民族群的快速死亡和人口迅速凋零,然而這種對「疾病導致人類死亡」的過分強調,卻往往掩蓋了危害人類生殖功能的性病其實在不知不覺中造成同樣嚴重的威脅。外來的梅毒和淋病給原住民婦女、男子和兒童帶來災難性後果,包括出生率降低、嬰兒夭折率升高和慢性疾病,種種都破壞了原住民群體對其他外來病原體的免疫力,最終導致人口急遽下降。我在這裏想要強調的,並非是原住民群體對性病或其他疾病的免疫反應較弱;實際上,他們的生物反應和大多數群體面對一系列新型致命細菌時的反應一致。然而,這些疾病發生在劇烈的社會變革、生存危機和暴力時期──而原住民人口的恢復與重新增長,必須等到二十世紀的歷史時空才得以發生,也就是東加學者艾裴立‧浩歐法所認定的那種孤立、隔離和殖民主義的歷史背景。

正如大量第一手資料所舉證的那般,疾病的傳播及其可怕影響並非在沉默、黑暗或無法理解的情況下展開。反之,它就發生在外國人眼前(有時也發生在外國人身上)──也就是說,這些外國人很清楚自己看到了什麼。他們常常就此發表文章,而對於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反應也各不相同。這樣說並不是對所有攜帶疾病的外國人的全面指控,也並非暗示他們早已了解疾病媒介和病因的科學,而是坦承疾病的臨床特徵和人口凋零的後果其實顯而易見,而且具有完整的紀錄佐證。在這整段時期中,原住民已經表明他們的遭遇和疫情發生的可能原因;對他們來說,這些前所未有的死因不言自明,並不需要靠西方醫學來解釋。

【本文獲八旗文化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輯撰寫】

作者簡介︱大衛.伊格勒(David Igler)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副教授,美國歷史學會太平洋海岸分會主席。主要從事美國西部、太平洋、加利福尼亞等領域的歷史研究。著有《工業牛仔:米勒、勒克斯與「遠西地區」的轉型,一八五〇至一九二〇年》(Industrial Cowboys: Miller & Lux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r West)、《加利福尼亞人文傳統》(The Human Tradition in California)。

出版資料——
《打造太平洋:追求貿易自由、捕鯨與科學探索,改變人類未來的七段航程》
作者| 大衛‧伊格勒(David Igler)
譯者|丁超
出版|八旗文化
日期|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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