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亞:「後現代」的大祭司 (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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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子元

 

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間,法國媒體文化理論家、社會學理論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年7月27日~2007年3月6日)的著作曾一度在思想界炙手可熱。他更被稱為「後現代」的大祭司——祭奠消散的物質(「去物質化」)和死去的真實(「祛除真實」)。他的「祝禱」給人一種錯覺,彷佛物質、真實、歷史事實,乃至所有對於現代社會而言根深蒂固的事物,都可以瞬間喪失掉存在質感,成為某些虛無縹緲的東西。閱讀他幾十年的理論發展給讀者這樣的直觀感受:布希亞總是先拋出一個引人矚目的理論洞見,然後在持續的論述中將這個洞見推到極致,以至於在理論的激進化推演到終點時,從論述對象、對象所處的世界,甚至再到理論論述自身,所有原本堅實可靠的東西便都已煙消雲散了。

 

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布希亞出身草根階層,祖父為農民,父母為普通公務員。他自己的求學經歷頗為坎坷,首先在巴黎高師的入學考試中落榜,接著便錯過了正常升讀大學的機會。若干年後,他又沒能通過大學教師資格考試。這便導致他必須經過曲折的道路才能進入大學,進入學術精英階層。或許這也影響了他對於主流文化的看法,漸漸形成了旗幟鮮明的批判精英意識的思想立場。直到1960年代中期,布希亞才逐漸把握住改變自己命運的契機。1966年,他參加了羅蘭.巴特在高等實驗學院舉辦的研討班。同時期,由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擔任導師,他完成了自己的社會學博士論文。到了1960年代後期,兩份左翼激進刊物《Utopie》和《Traverses》成為他發表文章的陣地。隨著《物體系》(1968)、《消費者社會》(1970)、《符號政治學批判》(1972)、《生產之鏡》(1973)與《象徵交換與死亡》(1976)的陸續出版,布希亞以其對現代消費社會的犀利批判,以及觀點獨到、深具原創性的媒體文化理論建構,在二十世紀晚期奪取了思想大師的地位,就連著名的科幻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Matrix)也要特意向他致敬。

 

《廿二世紀殺人網絡》裡,布希亞的《擬像與擬仿》(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成為重要道具之一。導演華卓斯基兄弟指出,布希亞是他們的靈感來源。

 

從物體系到物的消散

布希亞的早期著作,試圖通過思索消費問題,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多地關注生產問題,而圍繞著生產建立起來的一套理論語言,卻無法恰當地描述、理解二戰以來日益受消費活動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新形態。為此,布希亞提出:只有藉助新的符號學模型,才能準確把握現代商品的意義系統和交換系統。這種符號學模型的新穎之處,就在於它不再迷信符號與符號所指涉物之間的對應關係。在商品消費活動中,符號(詞語、圖像)與指涉物(物品、功能)之間發生了斷裂,決定了雙方之間關係如何重構的不是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慾望。

這便涉及布希亞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編碼(code),以及基於編碼而建立起來的整個消費品的分類系統。消費者的日常行為和群體劃分正是受到編碼影響,這一切由消費品藉助語言符號功能對消費者的行為施展影響來實現。例如,廣告通過編碼在消費品之間建立差異,進而把某一類物品歸類成一個系列,而消費者對某物品的消費,就等同於將某種意義轉移到了自己身上。經由這個過程,消費社會的社會秩序得以建立,而消費者也誤以為自身擁有著某種做決定的自由。其實一切皆是符號遊戲罷了。

 

布希亞《物體系》(The System of Objects, 1968)

 

從1970年代開始,《符號政治學批判》、《生產之鏡》、《象徵交換與死亡》三部著作的出版,標誌著布希亞的理論發展進入了激進化推演的快車道。他對早年自己從中受益的理論資源,如馬克思主義、索緒爾的語言學、結構主義,進行了清算。他質疑索緒爾將符號分裂成能指和所指並以所指(指涉物)為根本依據;他也痛斥了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實則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鏡像,不過是在為這個社會及其意識形態提供認證;他更批駁了羅蘭・巴特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的非歷史主義及形式主義傾向。通過對於資本主義象徵體系作出歷史性分析,他的結論是到了二十世紀末,符號已經徹底跟指涉物分離,而只留下沒有了所指的能指(the signifier without the signified),以及一個類似於純粹信號的結構:能指就如同不斷發射信息卻得不到語言回應的信號燈。

這些失去指涉物的能指的組織形式,就是編碼。例如電視廣告便是將這些空洞的能指以編碼的方式傳遞給受眾,而受眾則臣服於這種編碼的恐怖主義之下。其結局就是一個喪失了嚴格規定,任何事物都能成為任何事物的社會,一個完全受編碼統治的社會——直至死亡,只有死亡才能從編碼中逃脫。

 

布希亞《象徵交換與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擬象與「真實被謀殺」

布希亞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論誘惑》(Seduction)中,再次預示了他的思想即將發生激進變化。書中,他延續著對結構主義的批判,進一步否定了西方正統的理論設想,即認為於表象背後還存在某種深層的、隱藏的「本質」或「結構」。相反,他將自己的理論建構全部押注在「表面」(surface)以對抗任何深度探索,並在這個維度來談「誘惑」的運作。而「誘惑」概念則成了他的另一個重要概念「超真實」(hyperreal)的先聲。

到了1981年,布希亞正式推出《擬像與擬仿》(Simulacra and Simulation)。在這本影響頗廣的著作中,布希亞宣稱編碼不再對於消費品而言具有優位性,物品與再現、事物與概念之間的區別也已經失效。世界因而僅僅由沒有真實根據、僅僅自我指涉的「擬像」(simulacra)所構成。「擬仿」不但將不在場的顯示為在場,將想像的塑造成真實的這麼簡單,它更破壞一切與「真實」之間的關聯,將「真實」吸納到自身當中,以至於在「真實」與「非真實」之間作區別已經毫無必要(所謂「虛假」的廣告和廣告中的所謂「真實」的消費品如今要如何被區分?)。這樣一來,所剩的就僅僅是由純粹符號(沒有所指的能指)的自我指涉建築起來的世界,也就是布希亞所說的「超真實」(hyperreality)。

 

布希亞論歷史中「誘惑」概念的變化

漫畫表達的是布希亞其中一套思想,一切都被編碼和虛擬所控制了。

 

布希亞的理論,推演到極端便得出了「取消真實」的結論,或者更確切地說,真實是被充斥著高級技術的資本主義社會謀殺掉的。面對這樣的處境,布希亞提出了極度「悲觀」的應對策略,即198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拋出的所謂「致命的策略」:取消(現代)主體的位置(及一切相關範疇),然後唯一能做的就是從物品的角度思考這個世界——當然這裡的物品指的恰恰就是擬像,超真實的物品。這樣一來,一切現代以來宏大論述便註定要全部失效,其中自然要包括馬克思主義建立起來的宏大論述。與之同時一並被剝奪的就是主體通達真理、真相的途徑,以及由主體推動社會變革的可能性——他們不過淪為消費者,淪為物品(擬像、超真實)的犧牲者,永久被編碼所決定。由此繼續推論,再結合「虛擬」(virtual)的概念,布希亞在1990年代初便寫出了《海灣戰爭沒有發生》(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奇書。

在後期寫作中,布希亞越發「不守規矩」,既不提供引文出處、參考書目,更時常採取一種宣言式的論述姿態,對提出的概念也不給出任何解釋,又或者像在《冷記憶》(Cool Memories)中那樣,書中字句彷彿都是信手拈來。直到1996年出版的《完美罪惡》(The Perfect Crime),布希亞在反思自己的理論發展與他身處的社會文化之間的關聯時,終於連同自己提出的重要概念和理論一併進行消解:由於擬像在今天就是真實,因而再提這個概念也就毫無用處;當一個理論已經實現,它便不再值得被稱作理論。

縱觀布希亞的理論生涯,馬克思主義是他的起點,到了1970年代,經過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他逐漸建立了後(或新)馬克思主義立場,而隨著理論的激進化推演,到了1980年代,他則已經完全叛逃到了反馬克思主義的一邊。布希亞的反唯物主義立場,也成了不少人將他歸類為後現代主義者的原因。最後讓我們以布希亞在《冷記憶 III》尾聲寫下的文字作結,一窺這位後現代大祭司的思想風貌:

 

Keep objects as a system 
Keep production as a mirror 
Keep death as an exchange 
Keep the world as a simulacrum
  
Keep the evil transparent 
Keep the majorities silent 
Keep your seduction alive 
Keep your memory cool
  
Keep yourself as an other 
Keep perfection as a crime 
Keep illusion for the end 
Keep on line for the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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