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謨:蘇格蘭的啟蒙先鋒 (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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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雯德

 

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年5月7日-1776年8月25日)可能是被最多人視其為思想啟蒙的哲學家。休謨對因果關係的討論和對必然性的懷疑不單震撼一般讀者,觸發他們對直覺和常識的反思和對哲學的延伸興趣,更加直接影響了諸如康德、叔本華、胡塞爾、羅素、波普爾(Karl Popper)、德勒茲等無數大師。大家本來對休謨哲學就不陌生了,而且我們之前也曾經介紹過。今天既是休謨的生辰紀念,正好可以簡介一下他的生平以及他和當時知識分子的關係,讓讀者能從另一個面向了解休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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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心靈只是舞台 - EP31

 

貧困迷失的青年時期

休謨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一個貴族家庭,其父是律師。休謨早在12歲就入讀愛丁堡大學(不用太驚訝:當時大學入學年齡大約是14到16歲)。他對哲學與文學的興趣遠超於法律,所以放棄繼承父業,瞞著母親私下閱讀西塞羅和維吉爾。然而到他年紀稍長,現實生活問題便開始困擾他了。因為父親早逝,加上作為次子的他只繼承到少數遺產,在大學裡又沒有習得一技之長,使得他經常為收入煩惱;他為了專注讀書,原本打算過著清貧生活而不理俗務,結果孤獨得幾乎精神崩潰,身體也缺乏營養,患上壞血病。休謨知道不可能沒有經濟獨立之下忠於自己的寫作和哲學熱情,所以投身商業,去當一個糖商助手。這段時間賺到的積蓄讓休謨得以出遊法國安茹,他在當地經常與拉弗萊西耶穌會學院(笛卡兒是校友之一)的學生交流形而上學,更在這三、四年間起草了《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休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第一卷初版

 

休謨28歲時寫成的《人性論》現在被公認為哲學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當他把手稿帶回英國出版時,評論界一致認定此作難讀、完全錯誤;休謨對客觀絕對性、上帝的質疑也使得他在學院中成了惡名昭著的無神論者,導致他後來兩次申請教席失敗。幸好當時英國比較開明,假如一個人宣稱自己不從屬於教會,便不需接受異端裁判。《人性論》帶來的各種挫折倒沒有打沉天性樂觀的休謨,他將寫作興趣擴闊到歷史學,開始研究並撰寫《英國史》。這部總共六冊、超過一百萬字、花15年時間寫成的歷史學鉅著因為其支持社會秩序的保守思想而招致各派政黨的抨擊,但也是當時最暢銷的書籍之一,再版超過100次,在之後的一個世紀都被捧為歷史學必讀經典。事實上,休謨在英國一直以歷史學家著名,他作為哲學家的名聲倒是後來分析哲學興起才追溯出來的。

 

休謨《英國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休謨與盧梭

休謨生性溫和而幽默,愛好美食佳釀。他晚年曾經數次去法國參加當地的沙龍活動,不單言辭出彩,也因為品味高尚而頗受啟蒙運動的哲人與貴婦們歡迎,稱他為「好大衛」(Le Bon David)。連脾性最為古怪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也曾經甚為欣賞休謨,與他共同出遊。休謨在1765年擔任英國大使的秘書,在法國工作時結識盧梭。盧梭在思想界早有名氣,休謨的哲學當時卻還完全不被注意,但因為他們對自由和情感的看法相似,二人初識便非常投契,互相稱讚對方是謙厚君子。盧梭在出版界是顆明星,但因為他的奇怪行為(通姦、拋棄自己的孩子、喜歡裸露身體)以及對教會和法國皇帝的蔑視,他在社會上完全被排擠,無論在巴黎還是自己的故鄉日內瓦都經常被人欺凌、襲擊,必須經常搬遷。盧梭後來更因為著作褻瀆而被法國政府起訴,他無處可逃,休謨於是帶他到英國,承諾英王可以給予他庇護所。盧梭到了英國深受各界吹捧,也開始過著從未有的安逸生活。

可是盧梭生性多疑,時人甚至認為他有妄想症。在英國幾個月後,開始有報章批評盧梭的思想和為人,休謨的一個文人朋友更冒充普魯士王的名義寫信嘲諷盧梭故作偏鋒;另一邊廂,盧梭的敵人,另一位啟蒙運動哲人伏爾泰(Voltaire)寫了匿名信公開盧梭以前對英國的評論。這使盧梭大感不安,妄想有人在策劃一個可怕的陰謀去誹謗他,更深信帶頭人正是誘騙他來英國的休謨。盧梭開始寫信給法國朋友去詆譭休謨的為人,而溫和的休謨被這種指控嚇得驚慌失措,為了力證自己的清白也不斷寫信給朋友指責盧梭忘恩負義、妄想多疑。出版界當然不會錯失這個大造文章的機會,將二人論爭的書信來往刊印公開。英法兩地文人都深嵌在這段是非當中,直到盧梭隱姓埋名回國才演完這齣鬧劇。

 

伏爾泰:我雖然不同意你的說法⋯⋯ (11/21)

 

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動者

雖然休謨並非首先以哲學家的名聲被同代人所認識,但他的哲學確實直接影響了兩個浪潮:其一是以康德為代表的德國啟蒙運動與批判哲學,這方面繼承了休謨的知識論懷疑主義;另一波浪潮則是蘇格蘭啟蒙運動。休謨作為推動者之一,其道德哲學和社會思想塑造了這波浪潮的走向。蘇格蘭啟蒙運動沒有法國的那麼有名,可能是因為後者刺激了改變世界歷史的法國大革命,但我們實在不能忽視前者深遠而隱性的影響力。在法國,沙龍是啟蒙哲人們思想碰撞的場所,在蘇格蘭則有各個討論政事與社會議題的俱樂部(club)。這些由商人與文人開設的俱樂部與學院、讀書會、圖書館、出版商、共濟會等組織都有很好的連結,使得文化交流活動和政經討論蔚然成風。其中最受注目的是撥火棒俱樂部(The Poker Club,這裡的「Poker」與撲克牌沒有關係,原意是撥動政治議題討論),後者的著名成員除了休謨外,還有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年6月16日-1790年7月17日)

 

蘇格蘭國立肖像美術館牆外的休謨雕像(圖左)與史密斯雕像(圖右)。(網絡圖片)

 

史密斯於1750年在愛丁堡教書時結識了休謨,但早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史密斯已曾經因為閱讀《人性論》而被校方懲罰。兩人經常參加俱樂部的討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史密斯承認休謨對他有最深遠的思想啟發,休謨也視史密斯為摯友,到死前也交帶他管理其遺囑。休謨的知識論懷疑主義否定了客觀的必然性,因此也不承認有超越之物或是來自上帝的崇高命令,反而強調道德是來自人的情感、社會互動的模式和文化習慣。這種著重社會性的道德起源觀點在史密斯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是休謨對史密斯的影響不單局限在道德哲學,還包括經濟學和商業範疇。

當時的英國商業主義認為財富累積的原理是限制進口、增加出口,以使本土的黃金量增長。休謨反對這個原理,推論出一國的出口量越大於進口量,其商品價格便越高,最終會使得出口量下降。從邏輯去講,長遠的國際貿易只會傾向各國收支平衡,不一定會導致某國的財產無限上漲。這就是所謂的「物價-現金流動機制」(Price Specie-Flow Mechanism)。這個推論深刻影響了史密斯對自由貿易和關稅的看法。休謨也率先主張經濟自由是個人自由的必要條件,直到現代的自由市場代言人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都將之奉為圭臬。單就經濟和社會機制來說,休謨與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影響力絕對不亞於法國啟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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