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媒體推倒了成人世界的圍牆,「童年」正在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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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長久以來被「成人」以「保護」的名義施行隱瞞的「兒童」來說,電子媒體打開了通往「成人」的「後台」的路徑,使得「兒童」能夠彷彿身臨其境一般地出現在「成人」的生活場景中。

作者:林品

一、兒童:一種現代的發明


對於很多置身於現代社會的現代人來說,「兒童」與「成人」的「本質性差異」,「童年」作為一個人生階段的「特殊性」,似乎是一種不言自明、無需論證即可成立的「常識」。然而,如果追溯文明的發展史,就會發現我們今日熟知的「兒童」概念在前現代社會並不存在,「兒童」其實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想像」和「發明」。


根據法國歷史學家菲利浦.阿利斯(Philippe Ariès)在其名著《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中提供的歷史資料,在現代文明興起之前,一旦倖免於早夭的年幼者證明了自己具備生存的能力,他們便會立即被視為與年長者無異的「成人」。例如,他們盡可能早婚,以便在短暫的壽命結束之前,為策略性結盟而聯姻,並完成傳宗接代的責任,提高家族生存的機率。絕大多數人根本不接受教育,下層階級的孩子通常在7歲之後就離開家庭,去從事體力勞動;而貴族子弟也基本上在11歲左右、甚至更小的時候就直接進入職場。當時的年長者在年幼者面前可謂百無禁忌,他們說著粗俗的語言,做著淫穢的動作,而年幼者看著一切,聽著一切,既學習著,也參與著。

菲利浦.阿利斯《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資料圖片)


這種情況與當時的信息傳播環境有著深刻的關係,在前現代的社會裡,識字的能力只由某一個特權階級所擁有,這導致所有重要的社會交流都是通過面對面的口頭交流方式進行的,口語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載體,而口語的掌握幾乎不需要任何的特殊學習和訓練。前現代的「公眾口語文化」造成了年幼者和年長者的在行動範圍、信息獲得渠道、交際方式、行為方式等方面的混同,繼而造成了前現代社會缺乏「兒童成長/發展」的觀念。在前現代的社會,「兒童」被當作是「縮小的成人」來對待,「現代兒童觀」所高度關注的「兒童的特殊性」則遭到嚴重忽視。


那麼,「兒童」是怎麼被「發現」的呢?可以說,「兒童」是作為「成人」確立其主體性的他者而生成的,也就是說,先是有了「成年」的概念,而被驅除出「成年人世界」的人就成了「兒童」,他們被安置在了另外的人生階段、存在形式--也就是「童年」--當中。


那麼,「成年」的概念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這與信息傳播環境的革命性變化密切相關。大約在15世紀到17世紀,西歐擁有了活字印刷術,並對其進行了充分的利用(當然,活字印刷術在中國的發明要遠早於西歐,但由於種種原因,這項發明的潛能並沒有被充分挖掘),西歐的傳播技術獲得了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更新。


印刷品中文字材料的線性組織形式,以及文字符號的抽象本質,使得一個全新的符號環境建立起來。為了適應這種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和符號環境,概念思維、抽象思維、邏輯推演能力得到空前重視。而理性主義的張揚,進一步促進了科學文化的興盛和啟蒙運動的開展,並由此形成了這樣一種以「理性」為中心的「現代性邏輯」:理性是人所共有的,它構成科學認識與道德行為的基礎,構成價值觀念的來源,也由此構成社會進步的動力;文明的發展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合理性」是判定事物價值的標準。


印刷技術的運用和印刷品的傳播,使得整個世界為之改變,它帶來了人類思想領域的空前開拓、人類知識的空前增長以及人類獲取信息的全新方式,參與形成了一個高度理性化、制度化的社會,也造成了這樣一種新情況的產生:僅僅依靠自然而然即可形成的母語聽說能力,已經遠不能滿足新信息傳播環境對人的要求,只有經過特殊的學習和訓練、由此掌握特殊的能力,具備特殊的素質的人,才能適應這個新的傳播環境、新的的社會文化。


這「特殊的能力」,主要是指識字能力、閱讀能力、抽象思維能力、邏輯推理能力等等;這「特殊的素質」,則主要是指「理性」、「獨立人格」/「主體意識」、「自我約束力」/「新教倫理」等等。而這些能力和素質並不是人僅憑天賦本能即可獲得的,它們的形成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與訓練,因此,那些被認為能夠真正適應新傳播環境的人,其年齡往往都在一定歲數之上。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全新的關於「人」的概念誕生了--那就是「成年人」的概念,即指那些具備了適應全新信息傳播環境的素質和能力的人,而他們所處的人生階段被命名為「成年」。「兒童」正是作為「成年人」確立自我主體性的他者而產生的。「兒童」被現代主體用來指稱那些還不具備新社會所要求的足夠能力及相應素質的人,「兒童」所處的人生階段被命名為「童年」。

二、兒童的發現


「兒童」概念的本質是由現代主體建構的,它的界定和維持,需要一定的話語機制對其進行合理化的解釋和具體化的表達。而建構「兒童」的現代性話語實踐,即是「兒童的發現」。


在西方文明的進程中,「兒童的(被)發現」發軔於文藝復興時期,鞏固於啟蒙運動時期。在文藝復興時期,興起了兩套由成人掌控的對兒童進行規訓的話語,其一是主要為「成人」而生產的兒科、禮儀等方面的知識,其二則是以「為兒童」為名義製作的「兒童讀物」。1658年,捷克教育家考美紐斯(Comenius)出版的《世界圖解》,被認為是「專業兒童讀物」誕生的標誌,這部百科全書性質的畫冊發出了「兒童有別於成人,兒童讀物也應有別於成人讀物」的訴求,使兒童讀物的創作成為一種自覺的行為,而大規模的專門化的兒童書籍出版活動也從此開始出現。

文藝復興時期繪畫中的兒童(資料圖片)


真正使得理性主體完成自我呈現的「現代兒童觀」,則是在啟蒙運動中確立的。其中,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法國思想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提出的學說影響最為深遠,二者構成了現代文化圍繞「兒童」而建構的知識-話語的一體兩面。


洛克在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話》中強烈呼籲,應當重視對兒童的「教育」。他把兒童視作「珍貴的資源」,認為教育應促進兒童的智力發展和自控能力培養,建立孩子的羞恥感和理性。洛克把兒童的心靈比喻為「空白的書寫板」,在他看來,這塊「空白的書寫板」應該通過接受成人的教育,增添上適宜的內容,從而走向「成熟」。


洛克的「兒童觀」經過發展演變,形成了一種反映資本主義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知識譜系。這種知識包含著一種帶有強烈社會功利性的教育動機,「兒童」被視作在本質上有所欠缺的未完成的個體,「童年」被建構為一個隨時間前進的合乎邏輯的目的論式的發展過程,這是一個「becoming」的過程,其最後的目標是具備符合「成人」標準的「成熟」的理性,以滿足社會的要求。洛克的思想為政府、社會對兒童教育事業的重視提供了認識論上的依據,對於保障「兒童」在「童年」時期接受學校教育的社會約定具有深遠的影響。


西歐資本主義文明為「兒童」的教育創造了現代學校,新興的學校制度逐漸取代和改造了中世紀時期的學徒制度和保障神學威權的教會學校制度。「兒童」主要在學校裡度過「童年」,和「成人的世界」相隔離,依據不同的年齡接受針對不同學習階段而製定的特殊印刷材料。在學校中,「兒童」在「成人」的監控之下,逐步學習和掌握現代性的象徵符號標誌和專業技術,以在「成年」後能夠融入現代社會系統作為受教育目標。


同時,現代家庭也逐漸形成,由於「兒童」被要求接受長時間的有計劃的教育,家長被賦予了種種新的教育和監護職責,這更加鞏固了「兒童」的受隔離、受保護、受引導的定位。以有組織的義務教育機構和穩定的現代家庭為核心,現代社會形成了「成人」對「兒童」的基於信息控制的管轄監控體系。


另一方面,盧梭則提出了一種通常被概括為「兒童本位」的兒童觀。盧梭在他的教育學名著《愛彌兒》中明確地表態:「在萬物的秩序中,人類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應當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

盧梭應該會同意洛克的判斷,童年應該屬於玩樂。(鏈接)

盧梭同意洛克關於兒童缺乏理性的判斷,也認同理性主義啟蒙運動背景下的現代教育目的:「我們生來是柔弱的,所以我們需要力量;我們生來是一無所有的,所以需要幫助;我們生來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斷的能力。我們在出生的時候所沒有的東西,我們在長大的時候所需要的東西,全都要由教育賜予我們」--「一種良好教育的優異成績就是造就一個有理性的人」。


與洛克相比,盧梭的「消極教育法」更加強化了「兒童」的特殊性,尤其是缺乏「知識」、「理智」的身心特點。這種「兒童本位」的自然主義教育的完成,與洛克殊途同歸甚至更進一步:以「自然」的名義,在細密的保護和嚴格的階段性限定下,將個體逐步塑造成一種遵奉「社會契約」的「理性」和「德性」得到充分發展的現代主體。


在深受盧梭影響的浪漫主義運動和人道主義運動的推動下,西方各國政府「保護兒童」的法令,在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中葉陸續得到全面通過和執行,「兒童福利」體制大幅度完善,各種維護「兒童權益」的機構設立。公民的法定結婚年齡提高,國民義務教育在西歐各國全面普及,使用童工的工廠遭到取締。「兒童」和「童年」的現代性定義得到了空前切實的實踐。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們穿自己的服裝,玩自己的遊戲,讀自己的文學,基本上擁有了理論上所設想的舒適而愜意的「童年」。

三、童年的消逝


無論「兒童」如何受到特殊地看待和熱情地歌頌,它在「現代性設計」中始終是作為「成人」確立自我主體性的他者而被建構的。明確「成人」與「兒童」、「成年」與「童年」的界限,成為「成人」把握自身主體性的要務。「成人」與「兒童」最初區別特徵的顯現,是建立在復雜而抽象的新符號環境所造成的知識等級制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成人」要明確與「兒童」的二元對立,就必須創造新的知識差距、文化差距。


無論「兒童本位」觀念和浪漫主義思潮如何強調「兒童」的內在質素,它們主要還是從「兒童不是什麼」與「兒童不能做什麼」的觀點來定義他們,「兒童」在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被定義為一個排除性的問題:「兒童」不是「成人」,因此,他們就不得接觸那些被規定為專屬於「成人」的事情,那些「成人」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理解或控制的事情。


盧梭在《愛彌兒》的開篇就強調,必須「趁早給孩子的靈魂周圍築起一道圍牆。」「成人」在把「兒童」驅逐出「成人世界」的過程中,有意製造了一些「只屬於成人的文化秘密」,「成人」將按計劃(用盧梭的話來說,就是依據「自然的進程」),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將這些「秘密」加以告知;而了解這些「文化秘密」,也往往被視作一個人經過了「童年」階段終於「成年」的標誌。


發現差異-對立思維-製造差異-證實發現,這成為「兒童」的歷史建構過程中的一種循環,從而導致差異的放大與混淆,使「兒童」的特殊本質成為了現代社會的一種不證自明的「常識」。


然而,在當今社會,上述這種現代秩序正失去控製而趨於崩潰。按照尼爾.波茨曼(Neil Postman)、大衛.帕金翰(David Puckingham)等學者的說法,我們的時代正在經歷「童年的消逝」這一重大的社會變動。


「童年的消逝」是一種辯證的逆轉運動:在現代化過程中持續強化的資本和科技的力量,到了今天的「晚期現代性」社會,開始腐蝕和消解它們先前生產出來的「兒童/成人」二元對立的符號模式。20世紀後半葉,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為人類社會帶來了全新的信息傳播媒體,在上一場由印刷技術主導的「傳媒革命」中被建構起來的元敘事,在新媒體的衝擊下逐漸瓦解、衰亡。

看電視的兒童


那全面改造當今社會並深刻瓦解「兒童/成人」元敘事的新媒體,就是以視覺圖像為主導符號的電子媒體。電子媒體摧毀了那種將「兒童」與「成人秘密」隔離開來的「智能障礙」,動搖了那種製造差異的知識/信息等級制,導致「成人秘密」在「兒童」面前變得觸手可及。


以最具代表性的電視為例。在印刷時代/「有童年的時代」,「兒童」與「成人」的現代界限通常被規定為18歲左右,這是因為現代知識普遍認為,一個人要到18歲的時候,才能係統地習得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語言文字體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交流方式。而對視覺圖像的接受卻幾乎不需要學習。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研究成果表明,今天的兒童在長到36個月大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有系統地註意觀看電視畫面了:他們有自己最喜歡的節目,會唱廣告歌曲,會要求電視廣告上的商品。電視大大簡化了「兒童」獲取信息的方式,讓他們對信息的獲取變得極為輕鬆簡易。


電視的這些特點疊加著電視機的廣泛普及、電視業在文化產業中的相對強勢地位等因素,使得電視成為兒童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電視並不分離「受眾」,它的生產傳播方式、內容表現形式都不具有明顯的排他性,也就是說,它幾乎同時面向「成人」和「兒童」。此外,作為一種追求收視率和利益的媒體,電視的經濟學邏輯不但沒有保留信息的傾向,而且驅動內容生產者不斷通過「暴露秘密」來製造「噱頭」和「看點」。


電子媒體及其所引發的社會變動,使得「兒童」與「成人」信息獲得渠道、日常感官經驗等方面都日趨同質化,極大地模糊了「兒童」與「成人」、「童年」與「成年」的界限,「兒童」、「童年」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存在由此遭到巨大的衝擊與瓦解。


對於長久以來被「成人」以「保護」的名義施行隱瞞的「兒童」來說,電子媒體打開了通往「成人」的「後台」的路徑,使得「兒童」能夠彷彿身臨其境一般地出現在「成人」的生活場景中。成人不再能夠保守「秘密」了,通過電子媒體,「兒童」們輕而易舉地觀看到「成人世界」的暴力、性愛、偽善、銅臭、貧窮與飢餓、虐待與殺戮、戰爭與毀滅……當「兒童」品嚐到原先掛著「未成年人禁止觸碰」之警示牌的「成人」樹上那些新鮮的果實,他們也就失去「成人」恩賜給他們或者說圈禁他們的「伊甸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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