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何回應「失敗國家」的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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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近期仍在惡化,截至7月8日,美國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已經超過300萬,現存病例逼近200萬,7月初美國單日新增病例連續3天超過5萬例,現在仍保持單日4萬以上的新增速度。在白宮努力把病例數增加歸結於檢測規模擴大的同時,多州醫院的重症監護病房(ICU)接近收治能力的情況已經說明了嚴峻的現實。

在第二波疫情惡化的衝擊下,關於美國政府乃至社會在疫情防控上的缺失,乃至美國制度的漏洞,再次成為美國國內以及國際輿論的焦點。這次疫情可能讓很多人重新認識了美國,也包括美國民眾自己。在歐洲、亞洲國家疫情恢復的情況下,外界關於美國「燈塔」不再,甚至出現了不少「美國是一個失敗國家」的聲音。

疫情下的美國,究竟如何回應這些批評之聲,又該如何重新審視曾經引以為傲的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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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面對現任白宮逆科學而行,頻頻發出不利於防疫的公共建議,美國各州縣及各機構依舊能夠相對獨立地推動防疫工作,乃至如新英格蘭地區各州作為美國疫情初期最嚴重的地區,而今相對穩妥地管控疫情,這都說明美國官僚體系得以獨立而穩定的運轉,凸顯其成熟性。

而國會、法院乃至輿論對行政體系決策的駁回和矯正,也說明其制度設計的穩健。

然而即便有着如此制度優勢的美國,也是不免要因應時勢和自身現況的變遷而對自身制度予以調整和補充。美國體制的吸引力,並非在於將開國元勛對美國憲政的奠基一成不變地傳承和沿用。美國憲法共經歷了27次修正案,有的修正案討論甚至歷時200多年,正是這些政治體制的改革伴隨着美國走到了今天的位置。這種糾錯能力就是美國體制的生命力,其重要性在今天更得以體現。

疫情再度提醒美國,再優秀的制度和官僚體系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再完善的計劃都需要社會上下的行動配合。

特朗普在防控疫情中的角色始終有所缺失。圖為7月4日,特朗普在「向美國致敬」活動上發表講話。(AP)

首先,疫情暴露的美國領導力問題很嚴峻。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疫情之下的表現,將其商人思維和作為總統不該存在的任性、情緒化、固執己見以更危險的形式體現。

面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美國也曾經展示過政府規劃統籌的能力。比如2005年布殊(George W. Bush)政府為應對H5N7型流感,曾經制定了美國首個流感防控和應急規劃,2006年推出《大流行性流感國家戰略行動預案》。這也為後來2009年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對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奠定了基礎。當時,奧巴馬政府為迅速對疫情作出反應,也做出過相當詳盡的計劃,給每一步的政府行動都提出了決策依據。

然而, 特朗普政府則從一開始就輕視甚至是忽視了疫情的危險信號,至今也沒有拿出有效的聯邦策略,從3月的政治掛帥,稱疫情會「奇跡般地消失」,到追責中國、世衛組織(WHO)來轉移視線,再到後來不顧疫情反彈重啟競選活動,每一步選擇都令美國衛生專家無可奈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一直在防控問題上批評中國,宣揚美國的價值觀。圖為6月10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蓬佩奧背後的屏幕上顯示着「美國是民主的捍衛者」。(AP)

正因白宮領導力的失靈,導致聯邦沒能第一時間對疫情的出現作出適當的響應,沒有適當的計劃,無法統籌防控政策,因此出現防控物資不足、各州哄搶防控物資、聯邦和地方政府之間相互抱怨的混亂情況。此次疫情二次爆發,更和白宮鼓勵美國復工復產以及南部州的積極響應有很大聯繫。美國層層防控失誤和多少生命損失相關,無法估量。

第二,疫情再次體現出權力制衡的失靈。防控過程中,白宮作出了很多令人乍舌的決定,比如攔截其他國家的防疫物資、退出WHO、在疫情尚未出現拐點時匆忙復工等等。然而,美國立法、司法部門在疫情的災難下幾乎對白宮難以有任何制衡作用。即便美國國會眾議院現在由民主黨掌控,且民主黨對特朗普政府的防控策略批評不斷,但是除了在兩黨短暫共識下提出的「紓困法案」之外,並不能左右防控進展。

總統權力如何制衡,在特朗普上任之後一直是焦點之一。這次疫情讓外界更加關注到特朗普對政府機構的改革,如何削弱了美國在防控疫情方面的準備能力,如白宮曾多次提出減少美國疾控中心(CDC)的預算,直接將疾病大流行預測和預測科學技術工作組全部撤掉,減少醫療保障方面的支出等等。同時,白宮幾次的人員換血,最終留下的高層更多以討好特朗普、精明於政治鬥爭聞名,而如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一樣的專業人士則少之又少。如何防止這種現象發生,將是未來美國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環。

美國國家過敏及感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福奇此前擔憂,美國的疫情如果繼續發展,單日新增病例可能超過10萬。(AP)

第三是官僚體系需匹配科技的變化。新冠肺炎快速蔓延全球,一方面是病毒本身的傳染性明顯高於過去的流感,另一方面也在於全球化的進程加快疫情傳播的速度。疫情防控中,德國、韓國的成功例子多有大數據、追蹤技術和生物科技的加持。

實際上,在對抗H5N7型流感和後來的甲型流感過程中,美國官方曾率先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對疫情的發展進行預測。如今雖然美國科技仍舊領先,但在開發診斷工具、疫苗研發、數據追蹤的方面,主導進程的一直是企業,政府的協調和策略在這方面比以往更加淡化。這雖然一方面有利於效率,但是在疫情的挑戰下企業主導的防控畢竟缺乏平衡和公平。要提升美國官僚對此的掌控力,也需要體制的改變。

實際上,除了政府決策層的失責和領導力缺失以外,疫情還暴露了民眾缺乏防疫意識、不願配合防控的問題,而這當中既有無可奈何,譬如失業、收入、存款等問題,人們必須找工作、必須復工;又有長期政策適當的問題,譬如教育資源大量集中於費用高昂的私立學校,讓階層之間的教育水平繼續拉大,甚至一部分社區的教育只得由宗教組織填充。另外醫療體系、社會保障等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都是類似的原因長期積累最終造成惡性循環。

這歸根結柢還是美國在『政府究竟該扮演怎樣角色』出了問題,一個保守派所推崇的小政府,無法應對很多今日之問題。美國政府在社會發展中的長期缺位,導致更加撕裂的社會讓美國既有的諸多體制失靈,更加制約美國政府的領導能力。美國制度之中的可取之處,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難發揮效力,美國未來的成功或失敗,很大程度由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問題如何發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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