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亂對香港的啟示：讓所有人共享資本主義的成果｜專家有話說

在社會風波、疫情反覆以及中美交惡的三重壓力之下，香港度過了艱難的2020年。
已經到來的2021年，不少人詰問：香港的明天在哪裏？眼見美國國會山騷亂，香港激進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又被擺上枱面。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在讀博士、《時代》雜誌撰稿人黃裕舜為此向我們談及他的看法。

01：美國國會山騷亂發生之後，不少人以其對比修例風波期間的一些暴力行為。自疫情以來你一直在香港，作為政治哲學博士，你怎麼看這種類比？美國國會騷亂給我們帶來怎樣新的思考和啟示？

黃裕舜：其實大部分港人，包括反修例的年輕人，我相信並不是支持暴力的。只是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裏，港人對於港府也好，對於北京也罷，積攢了很多不滿和抱怨。所以當他們看到美國國會騷亂時，有一部分平時並不主張暴力的人可能會說，「特朗普（Donald Trump）現在被不公平對待，所以支持者用武力對抗，這是對的，香港也是一樣」。這是一部分人的心理。

另一部分人知曉衝擊香港立法會是違法行為，明白衝擊美國國會不僅違法，且錯誤曲解了民主的意思。因為事實上，按照美國的選舉規則，特朗普就是輸了，但是那些特朗普的粉絲卻要通過這種方式來推翻選舉結果。如果細緻分析原因，美國國會騷亂是否可與香港衝擊立法會類比？兩起衝突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譬如示威者雖然看似目標一致——香港示威者為倒逼港府撤回逃犯條例，美國示威者為拯救特朗普的總統位子，但我們知道，實際上的目標並不單純。我想這是部分較為熟悉國際事務的人都能看得清楚的。

除了以上兩個群體之外，還有第三群人，比較中立。他們認為美國發生的國會暴亂，不關我事，我只關心香港，所以在美國問題上，既不會深入了解和反思，也不會說支持或反對示威者。這群人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當然是很鮮明的意識形態了。

01：美國自疫情發生以來，其實不只是國會騷亂令世界愕然，疫情防控、種族衝突等方面，也暴露出很多結構性問題。一直以來，港人對美國有很多期待，乃至認為國際化就是英美化。美國暴露出的這一系列問題，對香港而言究竟意味什麼？是會在「刺激—反應」模式下有所反應，還是基本不會有實質性「反應」乃至「改變」？尤其是對於民主的認識。

黃裕舜：現實大家都是看得見的，冷靜下來的話道理也都懂，但是看見之後，是否會多想想或者深入反思，我覺得大部分港人未必會有這樣的思想。為什麼？因為我們心中有很多憤懣和不滿，現在香港很多的政治討論或論述都充斥着情緒。基於此，我並不覺得美國國會衝突會令我們有什麼根本的反思或調整。

至於你提到對於民主的重新認識，我也必須說，美國國會騷亂暴露出了美國民主的弊端和缺點，但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在我看來是一種修正，因為拜登（Joe Biden）上台，確實是代表了傳統管治精英主義的回歸，是美國民主制度韌性和自我修復能力的體現。當然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拜登上台以後是不是就代表了美國內部的深層次矛盾會因此得到解決呢？這是未知數，不過我個人是比較樂觀的，這種樂觀源於民主制度的修正能力。

以美國這次的問題作為契機，港人其實該認識到，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必須沿用西方民主制度，這並非說西方民主制度已走到盡頭，而是我們必須同時積極探索其他有效的國家治理模式。

01：你提到積極探索其他有效的治理模式，這對香港來說尤其重要和迫切。01一直認為，回歸多年以來，香港在過度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實踐下，在經濟上積極不干預，在政治上消極干預，導致香港的行政無法真正發揮主導作用，貧富不均、階層固化愈發積重難返。基於這樣的現實，香港該如何探索出帶有自己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以便在身處百年大變局的今天繼續找尋自己的獨特地位？

黃裕舜：說實話，港人其實還沒弄清楚，也沒有人嘗試去理清楚，一國兩制的「兩制」究竟是什麼？所以很多人認為中央除了國防和外交之外，其他什麼都不該管，不要碰香港，這就是一國兩制。

在這樣的誤區下，問題很快就呈現。回歸這麼多年，大大小小衝突不斷，乃至爆發曠日持久的反修例風波，這些都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溝通性失敗。

在中央看來，香港人心一直沒有回歸，肯定是敵對勢力挑弄事端，是中央太「慣着」香港了。港人則認為，中央這麼多年從未真正尊重過香港民意，特首都是指定和委任的。

在這樣的溝通性失敗的前提下，香港只能沿着既定的壟斷資本主義道路走下去，因為沒有改革的動力和魄力。什麼叫壟斷資本主義？不只是放任，不只是小政府，而且既得利益者幾乎壟斷整個城市經濟，從地產住房到衣食住行。

現時香港要調整，並非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的文化是資本主義，我們的論述建構皆圍繞資本，但資本主義應該更加平等，應該讓所有人都能夠共享資本主義的成果。

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因為我心目中嚮往的是一條共享型的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稱為你所說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就像鄧小平當年設想的共同富裕一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進而帶動後來者，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而要想做到這一點，需要在國家共同體之下的分工協作。意思是說，有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在分工的過程中，香港這一制怎麼發揮其獨特優勢和角色，而中央層面又如何體現那一制的制度優越性，去尋覓一條能夠雙贏的道路。我覺得香港領導人需要思考這個問題。

01：你提到共同體，我也是比較認同的，但共同體的建構需要以一定的向心力作為前提和基礎。
現在北京很擔心香港人心回歸的問題，反修例風波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北京對此的信心。你認為國安法施行之後，香港的氛圍如何，是更有政治現實感，抑或只是一種無力？

黃裕舜：你說的現實感是有的，但現實與感官之間的三道鴻溝也越來越明顯。

首先是情緒式的反感，年輕人會認為目前正在進行的改革，與自己的理念相違背，要想改變這類想法是非常困難，國安法施行之後，如果年輕人的意見能夠反映在施政方面，這道鴻溝可能還有修補的希望。

其次是特區政府管治失效，失去溝通的橋樑。港人會說，「問題之所以解決不了就是因為沒有普選，沒有有效的問責」，於是人們越來越寄望於民主和普選，認為民主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靈丹妙藥。

最後是就業困難，尋找自己的定位或是身份更艱難，久而久之，這樣的不滿在社交媒體的渲染下，就變成對中央的仇恨。

這三道鴻溝意味着，儘管香港的政治現實已經改變了，但實際上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有沒有回心轉意？是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