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的裂痕・五 | 聖戰金主的無奈 沙特為何缺席阿富汗?

撰文:葉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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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局勢風起雲湧的當下,各路外部強權無論是積極介入還是急速抽身,都呈現出一副熱鬧喧囂的圖景。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約盟國全力專注於撤軍撤僑行動,因為時間緊迫,美歐之間還為此發生了「內訌」——8月21日,歐盟最高外交與安全事務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公開指責負責喀布爾機場內部安保工作的駐阿美軍有意阻礙歐盟撤僑行動。

與美歐的「急於抽身」相比,中俄則在謹慎表態的同時,於阿富汗問題上展開積極斡旋。尤其是俄羅斯,在塔利班和小馬蘇德(Ahmad Massoud)勢力均向其發出調解申請後,莫斯科方面眼下儼然成為阿富汗問題中一等一的棋手。

在中美俄歐這樣的一等強權之外,一些區域強權在阿富汗問題上也大有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之勢。與阿富汗有着深厚歷史宗教紐帶的東部大鄰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問題中的角色之重自不待言,作為巴基斯坦的宿敵印度,也因為看到20年苦心經營的阿富汗「投資」有打水漂的風險而焦慮萬分,並四處聯絡以求挽回損失。

與此同時,作為中東強權的伊朗與土耳其也沒有等閒視之。前者不僅於喀布爾易幟前夕,在首都德黑蘭大張旗鼓地舉行阿富汗內部和平談判,還巧妙地利用能源牌和阿富汗境內的哈扎拉人兩副抓手最大限度地影響着塔利班掌權之後的阿富汗政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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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利用北約盟國的身份,以協助聯軍安全撤離為由,派軍入駐喀布爾機場,盡一切可能地顯示自身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存在感。

與上述各路豪強的「高調」相比,中東另一區域強權沙特卻顯得相當低調。迄今為止,僅有沙特外交部在塔利班入駐喀布爾的次日發表過一份「安慰性質」的聲明稱「希望塔利班能夠維持阿富汗的安全、穩定與繁榮」。考慮到沙特長期以來在阿富汗所扮演的,類似「幕後首席股東」的角色,此番如此嚴重的「靜默缺席」表現頗為耐人尋味。

沙特進入阿富汗:內部重壓之下的不情之選

沙特與阿富汗的淵源始於1980年代初,彼時恰逢伊朗伊斯蘭革命(風潮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的「春風」勁吹整個中東世界的當口。作為遜尼派地區大國的沙特首當其衝,在什葉派伊朗革命之火的「感召」下,此前曾長期被沙特王室引以為護國柱石的瓦哈比派教士階層出現了令前者極為不安的「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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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異動的原點主要來自當時尚處於年輕世代的新晉瓦哈比派教士們,在他們的成長歲月裏,耳濡目染的都是沙特在首次現代化改革——由1975年遇刺身亡的費薩爾( Faisal bin Abdulaziz Al Saud)國王開啟——期間普遍出現的,遍及整個政權肌體且觸目驚心的腐敗現象,以及老派教士們那種對政權「墮落」不聞不問,因循苟且的「犬儒」姿態。

遠方傳來的伊朗革命之火讓這些年輕教士們找到了深刻批判反思現行體制的思想武器,經過革命精神洗禮的年輕教士們認為彼時的沙特政權已嚴重背離了伊斯蘭正信之道,唯有通過激進手段抗爭才有迫使體制「反正」的可能。

由於瓦哈比派在沙特社會生活與精神指導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在這些年輕教士身體力行的教化之下,「革命之火」迅速在沙特民眾——尤其是同為年輕世代的群體中傳播開來。最終,以1979年末發生的麥加清真大寺人質劫持事件為標誌,沙特王室與瓦哈比派之間的關係一度走到了危機的邊緣。

鑑於瓦哈比派已深度嵌入政權肌理的既成事實,以及對由伊朗發起的「顏色革命」之風險的擔憂,權衡之下的利雅得當局巧妙地選擇了一種內外背離的應對之策。

於內,以全面中斷費薩爾現代化改革,重新提升瓦哈比派的權利地位為籌碼,換取後者對舊體制的繼續效忠。於外,則採取了某種「革命輸出」政策——即以沙特王室為出資主體,全力扶持國內受激進瓦哈比主義感召的勢力去境外傳播思想甚至進行「聖戰」。

在這種情形下,當時因蘇聯入侵而陷入全面內戰的阿富汗就成為利雅得方面「革命輸出」的唯二重地之一(另一個為中央集權孱弱不堪的也門)。於是,一個由沙特當局出資,由來自沙特國內及其他穆斯林國家的激進瓦哈比主義分子出力,同時以阿富汗為主要集散地的「聖戰網絡」就此形成。

沙特與塔利班:從盟友到冤家的詭異蜕變

作為由「抗蘇聖戰士」轉變而來的塔利班因同屬遜尼派,且在「抗蘇聖戰」中深受瓦哈比主義薰陶,自然而然地得到利雅得方面的持續「關照」。而在塔利班首次執掌阿富汗政權期間,沙特也成為國際社會中少數幾個公開承認塔利班政權合法性的國家之一。

雖然塔利班隨後在由小布殊(George W. Bush)當局主導的「9.11」反恐風暴的衝擊下迅速失勢,且沙特方面迫於華府壓力在明面上強烈批評塔利班,但實際上對塔利班以及在阿富汗與塔利班互利共生的阿爾蓋達組織的「聖戰金援」從未斷絕。

只不過在2010年之後,隨着敍利亞內戰和伊斯蘭國崛起,利雅得當局因為金援對象增多之故,對阿富汗的兩大「傳統夥伴」的資助力度有所減弱。

但在2017年6月,年輕的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出任沙特王儲並實際執掌大權之後,沙特的總體外交政策開始出現重大轉變。其中的核心要義即在於逐步放棄此前長期偏好的「宗教輸出」方針,轉向與強勢經濟體以經貿與產業合作為主的「懷柔外交」。在這種方針指導下,沙特的阿富汗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進行重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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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穆罕默德「改革春風」的勁吹之下,沙特大幅削減此前對塔利班「慷慨過度」的金援。以此為基礎,利雅得方面進一步嚴令後者最大限度地減少武裝敵對行動,並把主要精力放到「和平建國」的途徑上來。

對於塔利班來說,曾經長期倚為首席金援基石的沙特驟然「跳反」多少讓其有些措手不及。但所謂禍兮福之所倚,沙特「金援」的大幅減少也意味着利雅得方面對塔利班話語權的大幅削弱。

塔利班在近年來,持續數輪的阿富汗和談中完全撇開沙特的行為即是明證。更有甚者,在塔利班入主喀布爾之後(8月19日),有塔利班高官明確表示「塔利班不接受瓦哈比主義,阿富汗也沒有瓦哈比主義的棲身之地」。雖然這一表態意指阿爾蓋達所屬的宗教主張再不會得到塔利班支持,但也顯示出塔利班已經到了與利雅得方面公開決裂的臨界點。

在這種情形下,對於穆罕默德治下的利雅得當局來說,在阿富汗再度變天之際採取某種靜觀其變的姿態已然成為最合適不過的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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