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共融】民族國家意即單一民族國家 時代趨勢下已不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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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國家」成為世界的主流思想,傾向讓一個民族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包括波蘭和捷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等。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單一民族國家」已經是不可能實現。一個新「民族國家」的獨立往往會引致地緣政治的極度不穩,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單一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的誕生就是為了削弱一戰前的多民族帝國。讓他們互相牽制、內耗正正就是那些一戰勝利國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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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共融」、「信仰多元」,似乎是新近的名詞。的確,這些口號都是針對過去一百年來屬於主流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模式而提出的。「民族國家」的基因中包含對異文化的排斥,而數其最惡劣的代表,便是高舉日耳曼民族旗幟,清洗猶太人、吉普賽人的納粹德國。如果說一百年前的閉塞的交通條件下,「單一民族國家」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並且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幫助劃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新國界,製造了捷克、波蘭之類的新民族國家,那麼在全球化的今天,「單一民族國家」已經不可能實現。這是因為所有主要國家,包括日本,都日益依賴外來勞動力和專才,甚至需要容納難民。「單一民族國家」的詛咒,到今天還籠罩不少地區,比如執着於「猶太民族國家」定位的以色列,就一直找不到與巴勒斯坦人共處的良方。

實際上,一百年多前在巴黎和會上,列強代表正是以「單一民族國家」為藉口,瓜分戰敗的多民族帝國──德意志、奧匈和鄂圖曼帝國。要反思「民族國家」,便需要考察這些一戰以前的多民族國家到底以什麼方法,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內維持多元文化共存,而這個系統最後又是因為什麼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遇上嚴峻挑戰,結果土崩瓦解。今天我們先看鄂圖曼帝國。

鄂圖曼帝國原本是一個宗教多元的強大帝國,後來卻逐漸走向衰落(網絡圖片)

宗教多元確保鄂圖曼帝國繁榮穩定

鄂圖曼帝國(即奧斯曼帝國)在1300年左右由奧斯曼一世創立,是由突厥人(今土耳其人為其分支)建立的神權國家,蘇丹同為哈里發(Caliph,即伊斯蘭教宗)。鄂圖曼帝國在1453年征服了東正教拜占廷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將之改名為伊斯坦堡。在19世紀以前,鄂圖曼帝國版圖涵蓋北非、中東和巴爾幹半島,西至摩洛哥,南至也門,東與伊朗接壤,北疆則在維也納久攻不下之後,止步於匈牙利,然後於歷次戰爭中被迫南移。鄂圖曼帝國因此管理着一個民族和宗教上極為多樣化的地區。根據《可蘭經》,猶太教和基督教由於與伊斯蘭教同源(即《舊約聖經》),所以其教徒都被視為「奉經民眾」(People of the Book)。帶兵攻入君士坦丁堡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決定不強迫異教人民改信伊斯蘭教,反而允許他們組成財政、司法和行政上自治的「米利特」(Millet,「族群」),繼續與伊斯蘭教徒混居,並充分承認其文化差異。比如東正教徒所組成的米利特,其領導者仍然為該教的「牧首」(Patriarch,等同教宗),繼續管理帝國內的東正教堂。非伊斯蘭教徒不受帝國司法系統管轄。各族群可以自辦宗教法庭,處理婚姻、遺產和民事訴訟等,印發經書和辦學、行醫的權利也不受干涉。由於伊斯蘭律法不允許異教徒開設新的教堂,帝國行政當局往往利用其神權,借哈里發名義,特許異教徒開辦教堂,反映鄂圖曼帝國處理文化問題的高度靈活性,以及行政人員「文化智商」的水平之高。不少在歐洲教廷苛政下無法生存的基督教宗派,比如聶斯脫里派(Nestorian)、埃及科普特派(Copt)、敘利亞教會和亞美尼亞教會,都在伊斯蘭帝國蔭庇下欣欣向榮。鄂圖曼帝國的開放和包容實在難能可貴。

十七世紀末的鄂圖曼帝國,綠色為伊斯蘭教地區,藍色為東正教地區,黃色斑點為猶太人聚居地,紅色為亞美尼亞人地區,圖上方青黃色為羅馬天主教地區。(網絡圖片)

異教徒也享有不少伊斯蘭教徒所沒有的權利。1492年,天主教徒統一西班牙,消滅南部的伊斯蘭教的安達盧斯公國(Al-Andalus)之後,下令驅逐境內所有猶太人。鄂圖曼帝國馬上派出艦隊,把猶太難民接走並安置於國內。愛琴海邊的薩洛尼卡(Salonica,今希臘城市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 )在17世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猶太人都市。在鄂圖曼帝國,伊斯蘭男性教徒除非繳納特別稅款,否則必須服五年兵役,但猶太人和基督徒則可免服兵役。即便如此,不少猶太人和基督徒都主動參與軍隊。鄂圖曼近衛軍「耶尼切里兵團」(Janissary Corps)本來是由被擄走的基督徒男孩組成的奴隸部隊,但後來由於其社會地位大增,吸引不少基督徒參軍。「耶尼切里兵團」也成為16世紀全歐洲最精良的步兵隊伍。多名猶太人和基督徒甚至先後出任帝國首相。在1856年改革之後,當局按照「帝國人口三分之一為異教徒」的標準,規定公務員學院名額須有三分之一為非伊斯蘭教徒。帝國統治精英也擁抱多元文化,其口語混雜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詞彙、文法,貴族間的通訊和部分政府公文甚至是以法語書寫。Ōztürk(2014)認為,多元政策確保了鄂圖曼帝國多年的強盛與活力。鄂圖曼社會的「文化智商」可謂冠絕全球。

從有到無   鄂圖曼帝國多元政治因改革而衰敗

鄂圖曼帝國在19世紀面臨歐洲帝國主義壓力和內部民族矛盾,走上「維新」道路,但這反而引起內部民族矛盾進一步擴大。鄂圖曼帝國在1536年與法國結盟,並於1673年路易十四在位時,允許法國教會在鄂圖曼帝國自由傳教。在米利特系統下,帝國內的所有異教徒都有自己的族群首領,但鄂圖曼帝國卻承認所有羅馬天主教徒受法國大使保護,擁有治外法權,不受國內司法管轄,結果鑄成大錯。1798-1801年,拿破崙為抗衡英國勢力,派兵侵佔埃及省、敘利亞省和馬爾他,最終在英國抗擊下敗退。1826年,「耶尼切里兵團」叛變事敗,遭到屠殺。1830年,在英國、法國、俄羅斯三國干涉下,希臘成功獨立。同年,法國侵佔阿爾及利亞。1831-33年,鄂圖曼帝國與類似於朝貢國的埃及省,在敘利亞省(今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戰鬥失敗,敘利亞省割讓予埃及,在1841年才在歐洲列強干涉下得以收回。

外國勢力先由宗教入手,到後來的軍事介入,最後令到鄂圖曼帝國逐漸走向消亡(網絡圖片)

在這些事件的刺激下,鄂圖曼帝國在1839年宣布「坦至麥特」(Tanzimat, 意即 「改組維新」),推動多項改革和建設,發展工業和教育,並受法國大革命和人權觀念影響,提倡「鄂圖曼主義」(Ottomanism)作為新國民身分,將伊斯蘭律法改為世俗法,甚至宣布同性戀無罪。司法改革意料之外的結果,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削弱了各族群原有的司法自治權,引起反彈。1856年英法兩國幫助鄂圖曼帝國在克里米亞戰勝俄國,但同時要求進一步保障基督教徒權益,協助基督徒中產階級壯大,開了干預鄂圖曼內政的先河。1876年,無能的蘇丹穆拉德五世(Murad V)被廢黜,取而代之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頒布帝國憲法,召開國會,然而候選資格包括要通曉土耳其語。不到兩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便因對俄作戰失利導致保加利亞獨立,而宣布解散國會,恢復專制統治,錯失通過民主維繫族群關係的良機。

1876年鄂圖曼帝國頒布憲法,召開國會,但在1878年又恢復專制。(網絡圖片)

此時的鄂圖曼帝國不僅要割地賠款,而且跟晚清中國一樣,負債纍纍,帝國財政稅收受列強指派的「鄂圖曼債務管理局」一群歐洲公務員所控制。鄂圖曼帝國內部瓦解的先兆,是在敘利亞省,其居民除伊斯蘭教徒外,主要是基督徒和德魯茲人。後者屬於什葉派分支,但教義深受基督教影響,不為伊斯蘭教正統接受。基督徒多為貧農雇農,而德魯茲人則不少是地主,族群與經濟分野不幸重合。在歐洲列強干預下,鄂圖曼帝國在1842年宣布將黎巴嫩劃分為基督徒北區和德魯茲南區,然而兩派仍然混居,且衝突不斷,至1860年5月終於爆發戰爭,德魯茲人在大馬士革等地屠殺上萬基督徒,最後法國利用「基督徒保護者」名義進行軍事調停,制止殺戮。在英、法、俄、奧、普五國干預下,黎巴嫩行政長官(Mutasarrif,「穆塔薩勒夫」)改由基督徒擔任,黎巴嫩行政局由十二人組成,各族群(基督徒兩派、德魯茲、遜尼派、什葉派、東正教)選出兩名代表。黎巴嫩於是進入「分餅仔」政治年代,各族群要通過攤分實際政治利益,而不是透過文化默契,來維持穩定關係。

在另一邊廂,亞美尼亞基督徒也耐不住了。1856年的鄂圖曼主義「人人平等」司法改革造成亞美尼亞人的不滿。但亞美尼亞人自己也不是鐵板一塊,其知識分子希望削弱在米利特系統中「反動貴族」和擔任神權、政權領袖的總主教(Catholicos of All Armenians)的權力。1860年,在這些知識分子推動下,亞美尼亞米利特草擬了自己的憲法,並於1863年得到鄂圖曼蘇丹批准頒布,條款包括迫使總主教與新設的亞美尼亞民族議會(Armenian National Assembly)分享權力。結果是亞美尼亞總主教和上層貴族開始仇視鄂圖曼統治。1878年帝國議會解散後不久,亞美尼亞人便開始武裝起義,並得到俄、英等國的明暗支持,而亞美尼亞左翼份子也跟恩格斯等人取得連繫,開始向鄂圖曼帝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

(待續)

作者簡介:

梁明德@GLOs

1992年生,香港大學歷史、法文雙主修畢業。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哲學碩士,其研究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日關係。

GLOs 集團旨在將國際關係產業化,業務涵蓋六大範疇:教育、研究、旅遊、生活、社會及創意;透過不同公司和品牌,成為國際間的橋樑,或有助社會大眾適應各地文化,促成企業間合作關係。集團以協助小眾群體建立關係為重,跟跨國界人士合作,如非洲、南美洲,發掘其獨有才能。教育範疇將以共同學習人工智能(AI)、編程等方面知識納入課程,以適應未來科技世界。

【編按: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原題為「多元共融模式的先聲“文化智商”領先的鄂圖曼帝國為何衰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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