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歷史】鐵托阻止大南斯拉夫主義 南共社會主義實行工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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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制憲會議宣布廢除君主制,成立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Federal People's Republic of Yugoslavia)。民族政策雖為立國之本,但起初並非南斯拉夫領導者最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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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托(Josip Broz Tito)自己就宣稱南共「早在戰前就已徹底解決了」南斯拉夫民族問題(1964年12月南共八大報告),方法就是建立聯邦制。其實,在1948-49年蘇聯和南斯拉夫交惡以前,南斯拉夫所採取的是蘇聯史太林式的聯邦主義,即地方加盟共和國僅在名義上分權,而聯邦中央政府實際上高度集權。(Malešević, 2000)蘇南分裂後,南斯拉夫開始摸索自己的發展道路。1952年南斯拉夫共產黨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黨改名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南共聯盟」),逐步推動分權以及黨政分離,即「改變黨的領導作用為引導作用。(…)使行政工作和經濟業務由國家處理,南共聯盟不加干預;南共的主要任務是從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張澤森,1985)南斯拉夫自此走上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迥異的道路。

鐵托穿軍服的照片。(網絡圖片)

南斯拉夫官方承認六大斯拉夫人族群: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和波斯尼亞穆斯林(波斯尼亞穆斯林為1971年增補)。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人雖為穆斯林,但並非斯拉夫人,故不在此列。鐵托認為,民族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並不衝突,「是民族還是階級優先,並不存在着什麼疑難之處。(…)不論有什麼民族特殊性,全國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71年5月5日在南斯拉夫自治者二次全國大會講話)鐵托又說:「為(工人)階級在本民族內贏得統治階級地位(就)代表着民族的利益,而民族的利益則代表着階級利益。」(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報告)鐵托的這個想法,如果以中國人熟悉的孫中山政治詞彙解釋,那就是「民族、民權、民生」問題必須同時解決,意即:

能解決民生問題就是最高的民族利益。

鐵托認為,「我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一個根本特徵,就在於把爭取民族解放和平等的鬥爭,同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相結合再一起。(…)民族問題成為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事業。」(1977年2月25日在黑山科學和藝術研究院講話)所以,民族的解放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無論如何,鐵托等南共領導者竭力阻止社會主義南斯拉夫重蹈二戰前南斯拉夫王國的大塞爾維亞主義的覆轍。斯洛文尼亞人,愛德華‧卡德爾(Edvard Kardelj)副總理在國會宣告:「舊有的臭名昭彰的所謂『大南斯拉夫主義』過去曾是,將來也還會是反動的與不能實現的。」(1953年1月南斯拉夫聯邦國會報告)鐵托提出「兄弟情與統一」的口號,並總結:「我們還遇到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共和國和自治省的權力和作用太大了,這樣據說就會導致我國大家庭的解體和團結的削弱。共產主義者有責任從原則上反對諸如此類的傾向。」(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報告)

圖左為鐵托,圖右為愛德華‧卡德爾(Edvard Kardelj)。(作者提供)

鐵托表現出共產圈元首罕見的極高文化智商。他指出,南共的文藝教育政策的出發點是促進各民族「自然意向的解放,即通過互相的文化影響,彼此發生聯繫並互相借鑑。(…)不但不否定,而且肯定每各民族在文化創作中民族特點的存在。」鐵托呼籲全黨全國要 「始終不渝地忠於國際主義,(…)首先在自己國家內部,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社會共同體裏,做一個徹底的國際主義者(,)主張自己國家內的國際主義」,並且提出要徹底肅清教育體制和教學內容中的「民族主義、唯心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因素」。(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報告) 除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語之外,南斯拉夫還將斯洛文尼亞語和馬其頓語列為法定語言,並沒有嘗試推動語言同化政策,而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語繼續以拉丁和西里爾字母書寫。換言之,鐵托為了防止大南斯拉夫主義復辟,連基本的文化融合政策都不願意推行。

1964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者提供)

不過,這就陷入一個思想誤區,即以為:避免了大塞爾維亞主義和大克羅地亞主義就等於避免了剝削、封建階級意識,而此後各民族應該在社會主義下自由發展,且將不會再因為文化差異的存在,而重新衍生排他的、封建保守的、民族主義的甚至反社會主義的傾向;即使再有民族主義的表現,也只不過是社會主義體制下新出現的官僚主義利益的反映。鐵托甚至為個別民族文化辯護,並批判黨內沙文主義:「眾所周知,馬其頓民族的民族獨立權力曾受到多方面的否定。(…)令人遺憾的是一直有人在這樣做。這些企圖是出於 (…)政治野心和政治慾望 (…)想再次使馬其頓民族的創造能力停頓下來」。(1970年6月9日在馬其頓科學和藝術研究院講話)

南共黨內第二號人物、塞爾維亞人亞歷山大·蘭科維奇(Aleksandar Ranković),掌管南斯拉夫情治(情報和治安)單位,代表着南共黨內的「大南斯拉夫主義」傾向,反對地方分權和黨政分開。1959年,主張分權的卡德爾遭到意外槍傷,一直有傳是蘭科維奇在背後策劃。1966年,蘭科維奇因在鐵托寢室內安裝偷聽器,被開除黨內外職務。1966年7月,南共八屆四中全會批判蘭科維奇,指在其管轄下的情治單位有「不正之風」,罪名包括「壓制社會」。祕密警察遭到批判的情況,在共產圈中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蘭科維奇被打倒後,南共更加缺乏國家統一的思想和強制促成統一的行政力量。後來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面對克羅地亞等地的分裂主張時,多對「蘭科維奇主義」(Rankovićism)有懷念之情。

亞歷山大·蘭科維奇(Aleksandar Ranković)。(作者提供)

卡德爾成為了南斯拉夫獨有的 「工人自治」 路線最有力的推手。「工人自治」 起源於戰時組織後方生產的一種辦法。為了鼓勵工人生產積極性,並填補戰時企業缺乏的管理人員,南共游擊隊推動工人用民主方式管理工廠,選出工人委員會,並推舉管理人員,但這套模式在戰後南斯拉夫短暫實行史太林主義集權的時候又被擱置。在1945-53年間,「工人自治的權限還不很大,企業的經理仍由國家任命」。以1953年為分水嶺,工人自治開始上軌道,企業廠長、經理雖然由國家招聘,但是要執行工人委員會的決定。卡德爾認為,企業國有制容易滋長官僚主義甚至利益集團,「勞動者也不能直接掌握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和勞動成果的分配權」,容易產生消極情緒,所以國有制「並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刑式,而只是一種低級形式,只有以企業自治制為基礎的社會所有制,才是最理想的高級公有制形式。」 工人自治的社會所有制「直接地體現了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張澤森,1985)蘇共在1956年召開二十大,會上赫魯曉夫發表 「秘密講話」 批判史太林,開啟了共產圈自由化的潮流,但接着匈牙利就發生反蘇反共革命,最後被蘇軍殘酷鎮壓。卡德爾宣稱:「在蘇共二十大之前,實際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較認真地探求並且找到了某種從政治上解決過渡時期矛盾的辦法,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建立了群眾的自治機構,(…)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把官僚主義當作一種社會勢力加以徹底清算;(…)它可以保證將來避免匈牙利式的流血事件和危機」。(1956年12月在南斯拉夫聯邦國會演說)

1952年的南斯拉夫工人。(作者提供)

1963年,南斯拉夫頒布新憲法,改國名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開始推動全社會自治,範圍擴大到黨、軍之外的所有國家機關和社會單位,各地建立「自治利益共同體」管理地區事務。1971年憲法修正案通過後,再擴大為「聯合勞動自治」階段,按1976年《聯合勞動法》,將規模相當於車間的勞動者聯合層面定義為「聯合勞動基層組織」,工廠層面為「聯合勞動組織」,聯合企業轉化為「聯合勞動複合組織」,全方位實行工人自治。南斯拉夫最早喊出中國在八十年代才奉行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又自稱為「統一市場下的社會計劃經濟」,實現計劃和市場的「最佳配合」。(張澤森,1985)然而,實行社會所有制的結果是:在1949-52年間,南斯拉夫同時面臨外貿危機和熟手工人的短缺。在勞動力短缺、工人有條件要求增加薪酬的時候,當局決定高舉工業民主旗幟,把企業的管理權,包括招聘權和制定薪酬水平的權利,交還予企業員工。而這些工人委員會通常只會選出少數精英工人和白領人員擔任企業要職,形成薪酬與普通工人極為懸殊(後期甚至達到1:20)的所謂「工人貴族」,並且由他們制定薪酬和招聘員工,並鼓勵企業之間進行競爭。結果當局成功通過工業民主,達到了壓抑勞動成本的效果。(Robertson, 2017)當局為私有資本保留一定空間,但又對私營企業的擴張作出種種制約,以防止真正的工人無產階級的出現。(Woodward, 2003)

這並不阻礙南斯拉夫國內和西方各國的左派,把南斯拉夫工人自治視為史太林國有制以外的一種可行而成功的經濟模式。其中,由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Mihailo Marković)等人領導的南斯拉夫實踐學派(Praxis Group)呼籲重新研讀青年馬克思的手稿,特別是1844年手稿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並高舉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的旗幟,每年在科爾丘拉島(Kurčula)上舉行夏季研討班,吸引西方左派思想巨頭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和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參加。然而實踐學派 「既是南斯拉夫體制在國外的最熱情的宣傳者,也是它在國內的最猛烈的批評者」(Secor, 1999),鐵托對它愛恨交纏,尤其是面對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的冒起,需要實踐學派的支持。

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Mihailo Marković)。(作者提供)

破局的契機是1968年貝爾格萊德大學生示威。鐵托拒絕派兵鎮壓,反而上電視演說,表示同情學生要求,指責南斯拉夫的官僚系統阻礙學生完成願望,如果官僚繼續從中作梗,自己甚至願意辭職。最後鐵托當然沒有辭職,反而下令開除八名煽動學生示威的哲學家的教職。(Secor, 1999)他們最後要靠貝爾格萊德大學出面,才保住了職位。

1968年6月9日鐵托發表電視演說,承認學生示威反映政府存在缺點。(作者提供)

然而,南斯拉夫更大的危機,將來自各加盟共和國的分裂主義。

作者簡介:梁明德@GLOs

1992年生,香港大學歷史、法文雙主修畢業。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哲學碩士,其研究對象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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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文章題目為編輯所擬,原題為「南斯拉夫崩潰之路 (三) 社會主義下實行自由化和工業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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