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三周年.博評】特區民運分水嶺:「九二八」之回顧與前瞻

撰文:湯家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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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沒有太多人會反對,回歸以來,影響特區政治生態和民主運動最深遠的應該算是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及二零一四年的佔中運動。零三年之前,香港的民主運動源於民間,而傳統民主黨派一直以來,也是以爭取普選的單一政治議題為核心理念,始終擺脫不了壓力團體之意識形態,所以當時的民主黨及前線,與一般民間壓力團體分別不大。雖然當時民主黨派已走入建制,但在立法會內只佔少數席位,實難以左右大局。

這一切於零三年之七一,在一股反廿三條立法的熱潮之下,一日之間改變了。這場民間運動導致廿三條立法被擱置,最終更令特首董建華黯然下台,改變了特區整體政治氣氛,也改變了北京對香港之看法。由那一天開始,北京與民主派展開了一場持續至今的政冶博奕。但若說北京在零三年後不再視特區之民主運動為一種簡單民間壓力運動的話,民主黨派卻並沒有就此摒棄壓力團體之心態。

當時的民主黨派對七一這戲劇性的轉變亦感意外。這場運動孕育了一些一時無兩的政治明星,更令民主黨派憧憬著在議會中最少可增強至半數議席。我便是在這豪情壯志的政治氣氛下跌跌碰碰的走進了立法會。當然,歷史告訴我們,縱是有五十萬人上街,民主黨派最終也不能奪取半數議席。儘管如此,最少當時的泛民認為在議會中,特區的民主運動有一定的發揮潛能。可惜議會中的泛民,甚至後來崛起的公民黨,只滿足於壓力團體之運作模式,而始終無心、亦無力發展政黨政治,直至政改一再失敗,在建制內的泛民才察覺到政治前景濛濛難料;加上黃毓民與激進民主派的冒起,令傳統民主派人人自危,不知所措。到了零八年,民主派難逃分離變形的命運,早已寫在牆上。

這場民間運動導致廿三條立法被擱置,最終更令特首董建華黯然下台,改變了特區整體政治氣氛,也改變了北京對香港之看法。(Kin Cheung/路透社)

要說在議會中的民主派第一次感覺到逐漸失去民主運動的領導地位和話語權,應可追溯到反國教運動。「學民思潮」的冒起和動員能力令很多當時民主派的議會領袖大感詫異。不但如此,在整場反國教運動過程中,民主派也只可以充當作一個在議會中聲援及支持的角色。

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學生運動竟然會轉變為一股勢不可擋的政治力量。二零一四年年初,佔中運動的最早構思是一種逼使中央政府與民主黨派促成對話的「殺手鐧」。這想法最少有兩點致命的謬誤:一、北京政府在特區社會形勢威逼下會俯首稱臣,與民主派對話解決政改問題;二、公民抗命本身雖然屬於一種比較偏激的政治運動,是可以促成溫和理性對話的。你可以說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也可以譏笑佔中三子為「書生論政」,但事實是,我堅信他們的出發點是希望最終佔中不會發生、北京與民主派能就普選行政長官達成共識的。

當然,雖然由始至終,我相信三子的初衷是出自良好意願,但這與怎樣評估整場政治運動能否成功是完全兩回事。儘管陳健民在佔中構思初期不斷對我「安撫」及「保證」,最終佔中運動會支持一個不堅持「公民提名」的溫和政改方案,但我從來也不認為這良好意願是會落實的。原因很簡單,若佔中是一種公民抗命的話,你是要激發一些願意承擔牢獄之苦的民主派支持者之激烈情緒,運動才會成功。這些人在本質上根本不可能相信溫和理性對話是會有結果的,他們又怎會去支持一個溫和理性的政改方案?加上在這期間,泛民一再拒絕與北京就政改展開對話。一四年四月上海之行的失敗,令北京官員深信泛民對對話根本不存在誠意,再加上之後泛民一直拒絕出席任何與北京官員的飯局或非正式接觸,致令整個政治形勢只繫於一觸即發的佔中運動。政改面臨失敗再一次成定局。

雖然由始至終,我相信三子的初衷是出自良好意願,但這與怎樣評估整場政治運動能否成功是完全兩回事。(資料圖片)

到了八月三十一日,人大常委會以「八三一方案」正式回應佔中。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八三一方案」的《說明》有這樣的一段:

回歸十七年來,香港仍然有少數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缺乏正確認識,不遵守香港《基本法》,不認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少數人甚至提出違反香港《基本法》的主張,公然煽動違法活動,這種情況勢必損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治,損害廣大香港居民和各國投資者的利益,損害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必須予以高度關注。常委會……認為……有必然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一些核心問題作出規定,促進社會凝聚共識,確保行政長官普選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規定的正確軌道上進行。

意思說得比紙更白,佔中運動威迫不了中央政府。

不是說「八三一」或中央的決定是對或錯。這是政治,不是對錯題;既是政治,各自為自己的政治利益盤算和部署是理所當然的,否則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到時找誰負起全盤失控的責任?這一點,相信所有人也明白的。當然,權在中央手,中央實難逃其責任;但差不多其後所有民調也顯示,政改失敗,中央與泛民之責任,各負一半。這也不失為一種中肯的看法。

政改既然早已注定失敗,這場佔中運動是否可以避免?「六二八」電子公投結果後,我已認定佔中運動無任何改變的空間,再就此進行任何討論也沒意思,我亦再沒有與佔中三子有任何聯絡。但隔岸觀火,可以看到當時的佔中三子仍然希望落實對香港的公開承諾,在十月一日進行佔中。在他們的重新考量中,佔中之運作規模與時間長短卻與最終發生的事實距離頗遠。到了九月廿八日,學生運動已被推到沸騰點,罷課集會也輕易地轉化成佔中的揭幕禮。當然,在台上宣布進行佔中的還是戴耀廷,但事實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真正發師號令的並非三子。由那一刻開始,傳統民主派已完全喪失了特區民主運動的領導地位和話語權。雖然整場佔中運動期間,泛民作出極力的「參與」和全面支持,但他們對佔中如何發展下去卻完全沒有說服力和決策權。事實上,由佔中開始那一刻,至最終為法庭頒發禁制令而終止,民主派也難以說服他人自己有一套全盤戰略大綱,而佔中本身也只可以轉化為一種「報復」「八三一」的行動,更難逃無法挽回政改失敗的厄運。

若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喚醒了香港人對自由的關注,佔中運動卻是喚醒了年輕一代對政治的關注。(資料圖片)

若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喚醒了香港人對自由的關注,佔中運動卻是喚醒了年輕一代對政治的關注。不但如此,他們對傳統民主派的領導能力亦同時產生難以逆轉的質疑。佔中孕育了本土派、自決派和「港獨」思潮;而相對地,傳統民主派面對這巨大政治意識形態的改變,卻始終不能為延續自己的領導地位作出任何策略性的定位。

非但如此,隨著佔中的大浪而來的,是一系列衝擊中央在特區行使管治權最低底線之行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回歸二十年的慶典上把問題說得再清楚不過:國家主權的底線是不可觸碰的;只要是在這條底線上,任何溝通對話也是可能的。雖然習主席沒有明言超越這條底線會有何後果,但這已是不言而喻。

這警號傳統民主派是清楚了解的,相信也明白的;但他們可以做甚麼?他們可以與激進民主派、本土自決派,甚至「港獨」派劃清界線嗎?對傳統民主派來說,這已不再只是勇氣問題,也不是政治理念問題了,而是如何生存和保著議席的生死存亡問題。到了今天,民主運動從「九二八」佔中的一刻開始,已徹底改變了。這不但只是方向性的改變,而也是遊戲規則的改變。這是一個民主派再無主導權的分水嶺。他們可以不斷為自己解脫,說這是「團結」,但大家心知肚明,這只是一種隨波逐流的「團結」罷了。

既然我們不能再說服北京民主派是可以對話的,那除了默然忍受本土、自決及「港獨」派的持續發酵,還有甚麼方法可以跳出這死胡同?我不是一個悲觀的人,但到了這一刻,我亦很難不接受民主運動已進入了一段將會在谷底持續徘徊頗長時間的潛伏期。我們實在難以看到社會,以致與北京有任何重啟政改的基礎。便是泛民願意,他們抵受得了學生運動的衝擊嗎?他們能力排「港獨」對政改之障礙嗎?「九二八」代表了年青人主導特區政治意識形態的新局面,也是民主運動的分水嶺。也許這是特區的命運,怎樣也避不了。我們只可以看看這隻被喚醒了的年青獅子,將怎樣面對政改重啟無期的困局。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