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後利益說起】到處都是官商勾結　旋轉門與神明下凡

從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紅灣半島案、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鴻基、前特首曾蔭權及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懷疑收受利益；到近期特首梁振英收取澳洲UCL公司五千萬元、以及今天的馮程淑儀「樓換樓」等有關政場高官與商人勾結，收取「延後利益」（Deferred Benefits） 的醜聞不絕，坊間早有論調，應對現時高官退休前後各種就業及款待安排作規管，始能根治這些延後利益問題。然而，事到如今問題愈演愈烈，對本地廉潔和法治，儼然已造成多次傷害。

旋轉門政治　美國政治專才穿梭商場

優秀專才人人愛，有能力者遭挖角招聘實為職場常事。在官場與商場之間相互轉換任職，逐步提升地位的政治手法，外國一直執行之，稱作旋轉門政治（Revolving Door）。美國不少企業就會僱用團體和專家，遊走政府部門進行游說工作（lobbying），希望他們同意支持某些法案，以保障代表企業的利益。

這些游說專家，有具人脈的公關好手，有具分析力的政治專才，但更多的，是前政府官員或退休官／議員。究其原因，自是他們熟識政府門路，知曉系統運作，做起事來有方法「走後門」解決問題。但這種招聘並非單向的，不少專家跑出名堂以後，又被政府招攬成為官場一員，權與利之間的計算，造成旅轉門有入有出的雙向流動。

持之以恒的制度不代表沒有問題。當一個企業大部份高層都曾出任政府重要職位，官商兩者的主客優次就變得模糊。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就曾撰文指，當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之間出現可互換角色的旋轉門，將催生出裙帶資本主義，讓最有人脈的人試圖將政治優勢永久化。

雖然有人提出改革，但美國旋轉門政治未見收歛，

一來，游說系統運作多年有效；
二來，來回旋轉的精英們，的確在多項重要法案中起關鍵作用；
三來，最重要的是，民眾接受以才論事之餘，也相信國家健全獨立的媒體監察與司法制度，能阻止黑箱作業私相授受的醜事出現。

旋轉門理論相對難與現時香港發生的各宗「延後利益」事件比擬。首先香港未有一套以利益集團作主導的游說系統，只有以上大人指使為依歸的投票機器；其次，高官們的流動為單向而非雙向，只於退休後下海而非持續變換身份；第三是本地媒體與司法制度就延後利益的監察，並未為本地市民所相信及肯定。

日本官員「下凡」惹爭議

或許日本人所講的「天下り」，才是我們更值得參考的情況。

天下り（Amakudari）字面解作「神明下凡」，本來就是我們中文認知的意思，但後來就借代為政府高官退休後，跑到企業就職的行為。與香港一樣，官僚是國家公務員，跟政治家是兩個不同體制，而傳統上，日本重視職場輩份，在經濟起飛、未設退休年齡的80年代，當官員升職至最高級別「事務次官」時，無論年齡大小，政府都會安排跟他同期、課長以上級別的官員集體離場，說到尾竟是一種面子衡量，以免同年入職者做自己下屬。

「神明下凡」變隱式行賄　商、政、公務員齊配合

既然是經濟起飛期，不缺錢的日本企業相當樂意賣這個人情給政府，以求打通日後交涉門路方便辦事；政府能健康換血，又不用提供大筆退休金，當然也樂得讓官員退休；公務員本身薪酬偏低，退休金有限，更視這次「下凡」為補償，在職時亦更樂意與同期組成派系，務求盡早推有能者上位，加快下凡進度。

這套隱式行賄體制，在執政自民黨、官僚和大財團三者互相合作下成形，在經濟加速、國民生活水平提升的結果下，大家都願意接受這套潛規則。但當經濟泡沫爆破以後，「下凡」的問題隨即浮現。

首當其衝的，是企業不欲承擔高官們下凡的薪金，也不欲「硬食」與本身專業無關之人士，在自己公司坐着養老。另一方面，當經濟不景氣，社員對空降而來、吸食他們付出的下凡高官們，當然抱有怨言，影響企業士氣。加上官員們過去幾年，醜聞層出不窮，更加深民眾對下凡的厭惡。

日本政府於06年曾修改國家公務員法，要求中央省廳官僚退休後，兩年內不得從事關聯行業，也不得強迫企業接收下凡者，然而至今十年，下凡情況仍然在日本發生。

再來看香港官員們，退休後享有豐厚的長俸，就是按英國傳統，不鼓勵他們再到大企業工作去避免利益衝突，跟日本人的「退休金補償」不可同日而喻。但同樣在經濟轉差、官員醜聞不絕的背景下，市民討厭再工作的高官，跟日本人可謂同出一轍。

「旋轉門」好，「神明下凡」也好，有人覺得是一種合情合理的補償，也有人覺得這是貪污溫床。筆者認為退而不休是好事，但總有更多地方可讓你發熱發亮，教書好做義工好，一樣能對社會作出貢獻，但掛上「為社會出一分力」的面具去吸錢歛財，騙得了自己也騙不得民心。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