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鴇母龜公與勾結外國勢力 反思批評六四燭光的倫理意義
我必須承認集會是儀式，但這是一個會說話的儀式，向世界宣告我們不能，也不可忘記這段沉痛的歷史。耶魯大學教授沃弗（Miroslav Volf）指出，專制政權其中的統治手段，便是依靠對記憶的壓抑。對於專制政權來說，最害怕是會喚起人民對他們暴行的記憶…六四集會上的燭海，正是中外傳媒報道的焦點，一個向全世界展示力量的政治符號。而這個符號代表着一種傳承，也流露出香港人文精神的既有關懷和正義感，而這也是我們香港人共同的身分認同與集體回憶。
過去 20 多年來，每逢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集會」臨近，土共們總是煞有介事地攻擊「六四燭光集會」。有些指摘支聯會撒謊虛構六四屠城，並勾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港；有些則呼籲市民向「錢」望，肯定國家經濟發展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無論如何陳述，他們的目標就是維護中共權力，掩飾歷史真相，沖洗人民的記憶。而內地就掀起白色恐怖，監視天安門母親，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罪名判處六四悼念者監禁，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打壓言論，六月飛霜之景象遍佈全國。
「勇武本土派」批評支聯會更狠毒
近幾年，「勇武本土派」批評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相比土共更狠毒，其反對集會的聲音已協助和代替了建制派的角色。他們指摘集會行禮如儀、缺乏想像、無助政治現實。今年11間大專院校學生會除不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外，更表示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和「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綱領，與這一代帶着本土身分認同的青年人而言，有根本上之分歧，故此，不能在「支聯會」名義下走在一起。
除此之外，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總編輯吳桂龍狠批支聯會是「鴇母龜公」、「職志就是要誘拐少女受污，上貢暴徒土匪」；其編委會Facebook再指支聯會歷來有龐大捐款收入，用以製作儀式化的悼念活動，因此要求解散支聯會，把資源全數捐獻予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等本土組織。樹仁編委會使我想起董建華叫司徒華先生不要再搞支聯會，兩者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不禁令人黯然神傷卻是出自一批貌似反對獨裁、支持民主的新一代。
「鴇母龜公」論屬「理性的狡計」 將妖魔化支聯會視為高尚的正義
吳桂龍的「鴇母龜公」言論，反映他有欠人格、毫無學養，抹黑之技倆猶如土共。借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阿多爾諾之語，他們的論述和指摘純屬「理性的狡計」，從否定六四集會，來肯定自己的政治路線。而且，在否定中肯定了中共的六四鎮壓，因為悼念已成為他們口中的「鴇母龜公」，從客觀現實上，是屬另一種「勾結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土共邏輯，以此降低六四集會人數，並轉移視線，將中共六四屠城的焦點模糊化。
11間大專院校學生會借批評六四集會，來凸顯她們的本土／港獨論述。他們平凡的邏輯，把支聯會與自己及參與群眾看為「主客」二元，依賴「在否定中肯定自己」的個人政治目標，認為唯有在主觀的倫理中，才能握住個體／自身的存在。這種平凡的邪惡和墮落，把功利與成效成為客觀條件，借六四死難者和批評六四集會，驅動了她們的本土/港獨論述，這是一種具推銷商品性質的卑劣手法。
她們消費六四死難者，轉化八九民運的意識形態，將社會實踐與六四的歷史感切割開去，如納粹主義般，使生命和死亡失去意義，將一切關心都依附當前的利益和保障。事實上，這些平凡的邏輯所引伸出敵友的二元關係，某程度反映她們對中共的恐懼，以至麻木不仁。將支聯會妖魔化，視自身為更高尚的正義；然而，她們卻把歷史責任逃避或退縮為香港自身的前途問題，將生命、文化與人文精神之尊重，普遍迷失在她們的海市蜃樓裏。
燭光集會蘊含對他者的關懷 專制政權最害怕是人民的記憶
「六四燭光集會」不在乎燭光的亮麗，也不在乎一時三刻能否推倒中共，當中還蘊含對「他者」的關懷與生命的感知。天安門母親、六四倖存者、六四死難者才是主角，而非「你我」和「主客」關係。11間大專院校學生會對支聯會的重點狠批，就是把她們自己看成六四晚的主角，漠視了對「他者」的關懷與尊重。
我必須承認集會是儀式，但這是一個會說話的儀式，向世界宣告我們不能，也不可忘記這段沉痛的歷史。耶魯大學教授沃弗（Miroslav Volf）指出，專制政權其中的統治手段，便是依靠對記憶的壓抑。對於專制政權來說，最害怕是會喚起人民對他們暴行的記憶，使他們的統治失去合法性。故此，專制政權常常想盡辦法去竄改歷史。所以，每點燭光是人民受冤屈的記憶體，而記憶乃是用來抵抗暴政與不公義的原始武器；是我們無權者的力量。
每年六四集會都跨越了身分、階級、性別、年齡等芥蒂，一同肩負這個歷史使命，向中共六四屠城作出歷史的控訴。六四集會上的燭海，正是中外傳媒報道的焦點，一個向全世界展示力量的政治符號。而這個符號代表着一種傳承，也流露出香港人文精神的既有關懷和正義感，而這也是我們香港人共同的身分認同與集體回憶。
【編按：作者為民主黨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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