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蘭多屠殺】別搞錯重點——不是宗教與政治，是社會矛盾！

「新恐怖主義」之所以「新」、之所以「恐怖」，不只是「施襲者」的本土化、內在化；也包括「施襲動機」的本土化、內在化——與複雜的社會問題相糾纏。慮乎此，當我們問及「犯案動機」時，就不能從「西方—中東」、「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二元對立當中找答案；而必須檢視精神健康、家庭暴力、隔代貧窮等眾多現代問題造成的內部撕裂、社會傷口。

過去一年半以來，悉尼、巴黎、布魯塞爾及奧蘭多，跨過數洲的西方主要城市，都發生由土生土長「恐怖份子」策動的特大恐襲。一眾潛在犯，也曾被監視過、調查過，甚或被拘留過；最終，卻悉數成為漏網之魚，造成慘重傷亡。上述人等犯案，其政治、宗教動機究竟有多重，一直成疑、難以論定；也就造成調查當局的敵我難分、進退失據。

施襲動機與社會問題相糾纏　未必與宗教有關

說到底，「新恐怖主義」之所以「新」、之所以「恐怖」，不只是「施襲者」的本土化、內在化；也包括「施襲動機」的本土化、內在化——與複雜的社會問題相糾纏。慮乎此，當我們問及「犯案動機」時，就不能從「西方—中東」、「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二元對立當中找答案；而必須檢視精神健康、家庭暴力、隔代貧窮等眾多現代問題造成的內部撕裂、社會傷口。

悉尼咖啡室人質案　兇手未與激進團體深交

奧馬爾的情況並非孤例，如2014年底策動悉尼瑞士蓮咖啡室人質案的穆尼斯﹙Man Haron Monis﹚，曾因涉嫌謀殺前妻，而交保候查。從其網上及社區言行可見，穆氏精神狀態不穩，並有嚴重暴力傾向。上述特徵，都被澳洲警隊及反恐當局，視為現代社會常見的公共衛生及精神健康問題；所謂響應「達伊莎」﹙DAESH，原稱「伊斯蘭國」﹚號召，或許僅屬誘發穆氏極端行為的偶然因素。

一如奧馬爾與「奧蘭多案」，無論事發前還是行凶過程中，穆尼斯的組織聯繫和政治訴求，一直難以追索。穆氏從未參與戰鬥，亦未與激進團體深交。

查理周刊案　幾位主犯政治背景對立　令人難以置信

及後爆發的巴黎「查理周刊」案，施襲者手段凶殘，但其政治背景和訴求，同樣模糊甚或自相矛盾。

在3名主犯中，Kouachi兄弟宣稱是也門基地組織﹙AQAP﹚成員，其同黨Amedy卻在自行錄製影片時，表示效忠「達伊莎」——彼此竟來自完全對立、互相攻伐的極端武裝，實在難以自圓其說。回首自2014至今，隨着「達伊莎」向「敘利亞—伊拉克」各地，以及更廣闊的「北非—西亞—中亞」擴張，該武裝已與「基地組織」、塔利班衝突不斷。

「達伊莎—基地組織」，竟然聯手策劃恐襲巴黎？此表述反使Kouachi兄弟等人的「絕命書」，讓調查方難以置信。

無可否認，Kouachi兄弟、Amedy有多次進出中東戰區的「往績」；然而，其苦不堪言的童年，卻更值得西方反思，也許才屬「查理周刊」慘劇的內因。

與其追蹤宗教與政治痕跡　不如反思複雜社會病因

Kouachi兄弟是阿爾巴尼亞移民後裔，本身在巴黎土生土長。兩人母親因患精神病而自殺，Kouachi兄弟遂於孤兒院長大。弟弟Cherif意圖進入敘利亞參與內戰而被捕，在獄中認識Amedy，後者則因販毒及多種罪行而入獄。Kouachi兄弟要購買槍枝襲擊「查理周刊」編輯，相關資金即屬Amedy等人在布魯塞爾非法所得，包括販賣大麻籌措而來。總之，雖然在巴黎土生土長，Kouachi兄弟和Amedy始終無法融入主流社會，而徘徊於打散工與犯案謀生之間。

可見，發展至今，在西方社會生根的「新恐怖主義」，所披着的宗教與政治狼皮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狼皮所掩蓋的社會病因，更要複雜得多，並無標靶治療特效藥。其內在張力，悉數由家暴、毒害、精神病、槍械走私、破碎家庭等複雜社會矛盾提供。如執法、保安部門，過於強調凶徒的宗教背景和政治訴求，不只背離了事實，難以對症下藥，更會讓西方社會的少數族裔，進一步剝離主流社會，埋下更多本土恐襲的禍因。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