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錢穆、唐君毅深信共產主義和中國文化無法並存，所以他們的對策是在香港建立學院，傳承中華文化，寄望青年學有所成以後，他日若有機會重返中國，就能拯救中國。

年前，曾有出版社出版《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如何重寫香港的歷史？該書作者之一李家翹，從地緣政治角度，重塑香港的供水政治史，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即是說，重寫香港歷史的一個進路，是從更廣闊的區域乃至全球脈絡，透視香港土地之上，這些外而內的影響如何種下、往後如何推展、如何形塑我們今日所認識的香港──畢竟因緣際會之下，香港是接連世界的港口城市。近來出版、由學者 Priscilla Roberts 與 John M. Carroll 編著的《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便是由此角度出發、另一值得參考的著作。

背景：英殖民地政府欲抵消中、台影響力

1963年中文大學成立前，香港大學是香港唯一一間大學，只有英文中學畢業的學生，或者成績優異的中文中學畢業生才有機會入讀。需要專上教育機會的香港華人青年，其時選擇並不多。

當時，新成立的中國共產政府為推廣共產主義，以低廉甚至是免費的大學教育，吸引香港學生到中國升學；另一方面，台灣國民政府亦積極招募香港學生，透過增加學位和增設聯合考試吸引學生到台灣升學。

中台的招生舉動，為英國殖民地政府製造了政治壓力：英方一方面擔心香港學生受共產主義影響，令共產思想在香港蔓延，因此不希望他們到中國升學；另一方面，兩岸關係極為緊張，英方擔心中方不滿香港學生到敵對的台灣升學，繼而影響中英關係。

在此形勢下，對英國而言較好的做法是在香港另立一所以華人青年為收生目標的新大學，但當時社會還未重視，甚至質疑中文高等教育的價值和必要性──曾有學者質疑以中文教授科學的可行性等實際問題。當時大英帝國在殖民地建立大學，主要目的是為培養公務員，而香港因受二戰重創，社會百廢待興，推行中文教育的資源其實不多。

這是新亞書院在1963年加盟中文大學的背景。事實上，新亞書院草創期間，港府並未有給予太多援助；到了1959年，港府宣布資助包括新亞書院在內的三所書院作為中文大學的基礎書院，新亞書院自1949年起的努力才得到更多重視。

新亞書院──南來難民創立的學院

中共建政前後，大量中國難民湧至香港，當中不少人是為了逃避共產主義，新亞書院的創辦人如錢穆、唐君毅是當中例子。

錢穆、唐君毅深信共產主義和中國文化無法並存，所以他們的對策是在香港建立學院，傳承中華文化，寄望青年學有所成以後，他日若有機會重返中國，就能拯救中國。

新亞書院一眾校職員視台灣的中華民國為「正統的中國」。台灣與新亞書院關係也非常密切，蔣介石曾動用私人基金每月捐助新亞書院。新亞書院亦曾考慮在台灣開辦分校，但最後沒有成事，原因是擔心在台灣辦學會受政治限制、無法自由自主。

錢穆等人選擇香港是因為香港政治中立，而且位置毗鄰中國大陸，同時是一個華洋共處的國際大都會。這些條件能方便學有所成的青年重返中國，或將中華文化宏揚海外。

美國非政府組織──希望從香港走入中國

新亞書院創立頭 10 年最重要的資助來自美國的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立場亦相當特別——它們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但同時亦希望到中國進行教育工作和傳教，不過因為受到中國新政府阻限，他們只能在香港或台灣活動。

這些美國組織曾考慮資助台灣的中華文化教育組織，台灣政府也曾希望這個想法能夠實現，因為台方可從中得到大量的金錢資助。不過美國組織最後將資金投放香港，原因與新亞書院一樣：走入中國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為免惹怒中共政府，這些美國非政府組織需與台灣國民政府保持距離。

何謂香港　需從過去重新認識

此刻香港仿如前路茫茫，什麼是香港、未來香港路在何方之類，是當下常見的問題。在此背景之下，這本書告訴我們，為何有需要從更廣闊脈絡出發、從過去重新認識香港。

新亞書院在港台之間的選址決定、美國組織資源投放背後的想法，令我們更加了解香港曾有何可貴之處、何以能夠匯聚網絡、文化與資源；新亞乃至中文大學的成立源起，讓我們知道香港過去的發展有着怎樣的外而內痕跡，同時香港曾扮演過何種地域角色。換句話說，當下香港失去什麼、需要承傳什麼、如何承傳，多少可從這些研究之中得到靈感。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