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身分認同

撰文:沈旭暉國際學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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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夷」之別關鍵在於文化而非種族,故此就算夷狄入華,他們若能「師法中國」,就可「以夷變夏」。換句話說,他們的中國觀,是「將『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加以區別」。
沈旭暉國際學術台
世界各地均有不同活動慶祝孔誕,圖為在韓國舉行紀念孔子的釋奠大祭。(Getty Images)

在過去數篇書評,身分政治一直是重要主題;身分認同的特點,至此可被歸納為四點:

(一)【憤怒的菩薩:當我們的身分會隨政權而改變】:我們的身分,以及「英雄」、「愛國」乃至「叛徒」的定義,並非「自古以來」就有、能隨政權更替而變改;

(二)【南北韓,統一必亡:同血源就等於同族群嗎?】:即使族群「血緣相同」,那並不代表他們散居在不同的政治與文化脈絡之後,仍能維持同一世界觀、彼此沒有各自的身分邊界意識;

(三)【國家與地方本土的張力:從魁北克看何謂國家】:因歷史原因而形成的地方鮮明身分意識,會衍生國家認同的內部張力、磨合需時;

(四)【從台灣意識論爭看「中國結」與「本土結」】:從台灣乃至星馬的海外華人案例可見,「華人」的身分認同之中,「中國結」與「本土結」之間能有複雜的層次關係,甚至能夠引發有關何謂「中國」與「中國人」的更多思考。

今次介紹的《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則從古時朝鮮士人案例,說明他者文化,如何被用以建構一地之本土意識與身分邊界。

書本封面。(香港二樓書店)

比明遺民更持久的思明之情

清初,「明遺民」是指一群視大明王朝為中華正統、自身政治文化認同之歸依的人。而在近鄰的朝鮮,士人們同樣對明朝懷有一種「眷戀」之情,不過,朝鮮士人對明代中國的情意結,與「明遺民」不同——朝鮮士人的「思明」之情更持久。《眷眷明朝》作者、台灣學者吳政緯,書寫的正是明清交際,朝鮮士人「思明」文化心態的由來與嬗變。

明清交際,「焦慮」是朝鮮士人「思明」思潮的重要推因。明代時期,朝鮮與中國有頻繁文化往來,故此朝鮮以「小中華」、「衣冠之國」自許,士人階層尤以中華文化定義自我身分認同。由於「朝鮮(士人階層)信仰明朝所象徵的中國文化」,清軍入關之後,他們「憂慮清政權的興起導致明朝文化消亡」。在此背景下,作者續問:朝鮮士人在與中國儒生的交往,如何衍生與反映「思明」心態?17至18世紀期間,朝鮮「思明」心態和「中國論述」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書以朝鮮史料、朝鮮使臣的中國紀錄《燕行錄》為基礎。從史料可見,即使明亡清興,朝鮮士人仍然緬懷「明朝中國」、頌揚「明朝中國」的種種美好,但避而不談明清兩朝相承的種種弊病。相對而言,清代儒生則因清朝官方種種言論審查政策和政治壓力,不敢自由談論「明朝中國」,因而與朝鮮士人的明朝敘事形成鮮明落差。

「北學派」代表人物洪大容。(資料圖片)

正視清朝中國的「北學派」

不過,朝鮮士人的「思明」心態並非一成不變。隨着朝鮮自身社會發展,朝鮮士人心中的理想「中國」起了變化。其中一個例子,是18世紀興起於朝鮮、提倡正視「清朝中國」的「北學派」。「北學派」的觀點是,清朝的政治制度發展和社會經濟水平都不亞於明朝,故此值得朝鮮效法;「清朝」與「中國」有着怎樣的關係,也因而成為朝鮮士人的一大爭議題目。「北學派」代表、朝鮮士人、哲學家洪大容,曾與他的師兄、傳統思明士人代表金鐘厚,就「明清二者何為中國」展開被稱為「華夷論戰」的辯論——金鐘厚堅持認為,清朝乃「胡虜夷種」、「亡我皇明」,洪大容則肯定清朝「器物法式」,認為應學習清朝經驗以「利用厚生」。另一個士人爭論的重點,是區分華夷的標準,應重種族還是文化。

洪大容對清朝的正面印象,源於18世紀他到中國燕京(今北京)之行。此行中,他與幾位清朝儒生深入議論天文地理、風俗軼事等,這在其著作《乾凈衕筆談》都有記載。此作受朝鮮士人廣為傳閱,成了他們了解清朝中國的一扇窗口。洪大容與金鐘厚曾就《乾凈衕筆談》述及的清朝形象進行多番論辯,當中洪大容伸論了朝鮮應當正視乃至效法清朝的理由——洪大容援引清朝康熙帝治世之術,以論證清朝制度的先進,並不亞於明朝。康熙帝以「文治」著稱,積極學習與推廣漢儒家文化,且注重改善社會民生,其治下中國不僅被後人稱為「盛世」,亦令不少「明遺民」臣服。洪大容因而評論道:「康熙以後與民休息,治道簡儉,有足以鎮服一時。」

在此基礎上,洪大容從「華夷觀」和「忠義觀」兩方面肯定「清朝之中國」。他反問朝鮮保守派思明士人:

若今時之夷狄也,以其久居中國,務其遠圖,稍尚禮義,略倣忠孝,殺伐之性,禽獸之行,不若初起之甚。則謂之諸夏之不如夷狄,亦何不可哉?

洪大容同時反駁金鐘厚的「不思明乃不忠義」論,指「君子之澤亦五世而斬矣,欲其沒世之思不衰於百年之後,則此人情之必不能,而天理之必不然也」。換言之,以洪大容為代表的「北學派」認為,朝代興亡更替乃是自古皆然的規律,夷狄並非不可入華夏,關鍵在於前者能否繼承華夏之禮義;固守前朝名號,可以是不合「忠義」、違背「天理」。

「北學派」認為,只要能繼承其文化精神,夷狄也可入華夏。圖為清高宗乾隆帝。(資料圖片)

只要師法中國 夷可變夏

「北學派」的興起及其「效法清朝」的主張,一方面跟朝鮮與清朝交流日繁有關,另一方面,也緊隨朝鮮國內的改革步伐。18世紀,朝鮮帝王英祖、正祖勵精圖治,獎勵農桑,注重吸納先進的社會經濟發展之理念。這一系列的社會改革,所以會動搖「思明」信念,原因是改革思想着重實用、同時有士人認為「明制」只注重理學而輕政策實踐。「北學派」的主張,正是打破「思明」枷鎖、以實用主義心態看待「清朝模式」之於本土改革的價值。在洪大容等「北學派」眼中,「中國」沒有固定意涵、而是能夠復合流變——其意思是說,「華夷」之別關鍵在於文化而非種族,故此就算夷狄入華,他們若能「師法中國」,就可「以夷變夏」。換句話說,他們的中國觀,是「將『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加以區別」。

不過需要補充一點:「北學派」並非純然是尊清輕明,而是強調「思明」不一定要「反清」。作者吳政緯指,洪大容等人所代表的,是「新華夷觀」,當中重點有三,分別是「維持尊明立場」、「正視清朝統治」與「重界華夷定位」。

這段朝鮮士人身分認同構建的故事,對我們進一步認識身分政治,有兩點啟示:

(一)一地族群意識之建構,能以文化而非血緣種族為基礎,且一國之文化魅力,能成他方本土邊界意識形成之文化資源,這為我們思考「血濃於水論」,帶來了另一種視野;
(二)朝鮮士人對明清不同的評價,反映了「何謂中國」這個問題,「自古以來」就已引來不少爭論。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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