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身分認同
「華夷」之別關鍵在於文化而非種族，故此就算夷狄入華，他們若能「師法中國」，就可「以夷變夏」。換句話說，他們的中國觀，是「將『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加以區別」。
在過去數篇書評，身分政治一直是重要主題；身分認同的特點，至此可被歸納為四點：
（一）【憤怒的菩薩：當我們的身分會隨政權而改變】：我們的身分，以及「英雄」、「愛國」乃至「叛徒」的定義，並非「自古以來」就有、能隨政權更替而變改；
（二）【南北韓，統一必亡：同血源就等於同族群嗎？】：即使族群「血緣相同」，那並不代表他們散居在不同的政治與文化脈絡之後，仍能維持同一世界觀、彼此沒有各自的身分邊界意識；
（三）【國家與地方本土的張力：從魁北克看何謂國家】：因歷史原因而形成的地方鮮明身分意識，會衍生國家認同的內部張力、磨合需時；
（四）【從台灣意識論爭看「中國結」與「本土結」】：從台灣乃至星馬的海外華人案例可見，「華人」的身分認同之中，「中國結」與「本土結」之間能有複雜的層次關係，甚至能夠引發有關何謂「中國」與「中國人」的更多思考。
今次介紹的《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則從古時朝鮮士人案例，說明他者文化，如何被用以建構一地之本土意識與身分邊界。
比明遺民更持久的思明之情
清初，「明遺民」是指一群視大明王朝為中華正統、自身政治文化認同之歸依的人。而在近鄰的朝鮮，士人們同樣對明朝懷有一種「眷戀」之情，不過，朝鮮士人對明代中國的情意結，與「明遺民」不同——朝鮮士人的「思明」之情更持久。《眷眷明朝》作者、台灣學者吳政緯，書寫的正是明清交際，朝鮮士人「思明」文化心態的由來與嬗變。
明清交際，「焦慮」是朝鮮士人「思明」思潮的重要推因。明代時期，朝鮮與中國有頻繁文化往來，故此朝鮮以「小中華」、「衣冠之國」自許，士人階層尤以中華文化定義自我身分認同。由於「朝鮮（士人階層）信仰明朝所象徵的中國文化」，清軍入關之後，他們「憂慮清政權的興起導致明朝文化消亡」。在此背景下，作者續問：朝鮮士人在與中國儒生的交往，如何衍生與反映「思明」心態？17至18世紀期間，朝鮮「思明」心態和「中國論述」經歷了怎樣的轉變？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書以朝鮮史料、朝鮮使臣的中國紀錄《燕行錄》為基礎。從史料可見，即使明亡清興，朝鮮士人仍然緬懷「明朝中國」、頌揚「明朝中國」的種種美好，但避而不談明清兩朝相承的種種弊病。相對而言，清代儒生則因清朝官方種種言論審查政策和政治壓力，不敢自由談論「明朝中國」，因而與朝鮮士人的明朝敘事形成鮮明落差。
正視清朝中國的「北學派」
不過，朝鮮士人的「思明」心態並非一成不變。隨着朝鮮自身社會發展，朝鮮士人心中的理想「中國」起了變化。其中一個例子，是18世紀興起於朝鮮、提倡正視「清朝中國」的「北學派」。「北學派」的觀點是，清朝的政治制度發展和社會經濟水平都不亞於明朝，故此值得朝鮮效法；「清朝」與「中國」有着怎樣的關係，也因而成為朝鮮士人的一大爭議題目。「北學派」代表、朝鮮士人、哲學家洪大容，曾與他的師兄、傳統思明士人代表金鐘厚，就「明清二者何為中國」展開被稱為「華夷論戰」的辯論——金鐘厚堅持認為，清朝乃「胡虜夷種」、「亡我皇明」，洪大容則肯定清朝「器物法式」，認為應學習清朝經驗以「利用厚生」。另一個士人爭論的重點，是區分華夷的標準，應重種族還是文化。
洪大容對清朝的正面印象，源於18世紀他到中國燕京（今北京）之行。此行中，他與幾位清朝儒生深入議論天文地理、風俗軼事等，這在其著作《乾凈衕筆談》都有記載。此作受朝鮮士人廣為傳閱，成了他們了解清朝中國的一扇窗口。洪大容與金鐘厚曾就《乾凈衕筆談》述及的清朝形象進行多番論辯，當中洪大容伸論了朝鮮應當正視乃至效法清朝的理由——洪大容援引清朝康熙帝治世之術，以論證清朝制度的先進，並不亞於明朝。康熙帝以「文治」著稱，積極學習與推廣漢儒家文化，且注重改善社會民生，其治下中國不僅被後人稱為「盛世」，亦令不少「明遺民」臣服。洪大容因而評論道：「康熙以後與民休息，治道簡儉，有足以鎮服一時。」
在此基礎上，洪大容從「華夷觀」和「忠義觀」兩方面肯定「清朝之中國」。他反問朝鮮保守派思明士人：
若今時之夷狄也，以其久居中國，務其遠圖，稍尚禮義，略倣忠孝，殺伐之性，禽獸之行，不若初起之甚。則謂之諸夏之不如夷狄，亦何不可哉？
洪大容同時反駁金鐘厚的「不思明乃不忠義」論，指「君子之澤亦五世而斬矣，欲其沒世之思不衰於百年之後，則此人情之必不能，而天理之必不然也」。換言之，以洪大容為代表的「北學派」認為，朝代興亡更替乃是自古皆然的規律，夷狄並非不可入華夏，關鍵在於前者能否繼承華夏之禮義；固守前朝名號，可以是不合「忠義」、違背「天理」。
只要師法中國 夷可變夏
「北學派」的興起及其「效法清朝」的主張，一方面跟朝鮮與清朝交流日繁有關，另一方面，也緊隨朝鮮國內的改革步伐。18世紀，朝鮮帝王英祖、正祖勵精圖治，獎勵農桑，注重吸納先進的社會經濟發展之理念。這一系列的社會改革，所以會動搖「思明」信念，原因是改革思想着重實用、同時有士人認為「明制」只注重理學而輕政策實踐。「北學派」的主張，正是打破「思明」枷鎖、以實用主義心態看待「清朝模式」之於本土改革的價值。在洪大容等「北學派」眼中，「中國」沒有固定意涵、而是能夠復合流變——其意思是說，「華夷」之別關鍵在於文化而非種族，故此就算夷狄入華，他們若能「師法中國」，就可「以夷變夏」。換句話說，他們的中國觀，是「將『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加以區別」。
不過需要補充一點：「北學派」並非純然是尊清輕明，而是強調「思明」不一定要「反清」。作者吳政緯指，洪大容等人所代表的，是「新華夷觀」，當中重點有三，分別是「維持尊明立場」、「正視清朝統治」與「重界華夷定位」。
這段朝鮮士人身分認同構建的故事，對我們進一步認識身分政治，有兩點啟示：
（一）一地族群意識之建構，能以文化而非血緣種族為基礎，且一國之文化魅力，能成他方本土邊界意識形成之文化資源，這為我們思考「血濃於水論」，帶來了另一種視野；
（二）朝鮮士人對明清不同的評價，反映了「何謂中國」這個問題，「自古以來」就已引來不少爭論。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