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法結果無限延伸 政府搞掂立法會又會贏得什麼？
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其實都在不斷意圖矮化立法議會。而且已經不單只是意圖了，實質上，19 年來在政治行為上從未停止過這樣做。
「三權分立」一直存在 硬要行政立法和諧不正常
按道理，立法會是香港憲制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殖民地時代如此，回歸後的特區時代也是如此。雖然《基本法》沒有寫上「三權分立」這四個字，但不少法律界人士，甚至前後兩位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都已經講得很清楚，權力制衡是香港整個制度一個現實處境，不會因為《基本法》條文沒有「三權分立」這四個字便不再存在。硬要說香港不是「三權分立」只是自欺欺人，也只是意圖矮化立法會的長期策略之一。
要持續這樣做，而且愈來愈露骨，主要原因是因為立法會有民選成分，不完全受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支配，甚至有時會反過來跟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抬扛。議會與行政機關有時有需要配合和合作，但很多時都互相制約、互相抗衡，這是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硬想要追求行政立法和諧合作，才是不正常，只有對民主意念無所知，或另有所圖要歪曲民主意念的人才會這樣講。
回歸20 年仍未馴服 中央以自己行為否定立法會
近日重臨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回歸之前曾經說：
「中國政府不是反對香港有選舉，只是想在選舉之前知道結果。」
這話把中共的專制獨裁本質一語道破。雖然有這個願望，但因為香港的獨特發展背景，這個願望始終難以實現。因而只能不斷繼續矮化立法會，要令它邊緣化。
回歸一刻，已經即時解散當時的立法局，沒有直通車，要另起爐灶。不過，臨時立法會任期屆滿之後，重新選出來的立法會仍然有一大班中央政府看不順眼的人。就算最近幾屆建制派人數佔多，但仍然未足以馴服這個立法會。只能口頭上說立法會要配合行政機關的工作，從來不去提立法會是一個制衡政府的最高民意架構，甚至要出口術調整香港人的觀念，但這些做法可以改變制度運作的現實嗎？中央官員及建制人物否定「三權分立」的說法，就連管治團隊也不敢跟車太貼，只好尶尶尬尬語焉不詳地顧左右而言他。
另一方面，回歸快將 20 年了，中央政府從未正式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也沒有正式以官方禮節來接待過立法會。這種做法其實很不得體，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可以高規格接見「幫港出聲」這一類組織，但卻從來不會有這個級別的官員，正式會見香港的立法會全體議員。這不是存心矮化還是什麼？因為立法會內仍然有曾經高喊「打倒共產黨」的議員，因此，如果立法會不自己先行「淨身」，或只要有選民仍然把票投給那些被視為「反中亂港」的人，讓他們進入立法會，中央政府情願以自己的行為，去否定一個他們自己制定的《基本法》之內佔有憲政地位的立法會。
借區會基層民意壓立會 政府自己壯大攔路虎
除了在言論上否定「三權分立」及中央官員拒絕官式接見立法會兩招之外，行政長官及其管治團隊也往往視立法會為他們管治香港的主要障礙。特區成立後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從一開始便沒有打算接受立法會的制衡。他未曾正式上任便說過要做「強勢領導」。不過，他自己只是由一個極小的圈子選出來，面對的卻是一個有民意基礎的立法會，所以董建華不行正道，改行「旁門左道」。
董建華的手法有兩方面。第一，回歸伊始，他便在區議會重新加入「委任」議席，令建制力量重新控制區議會。第二，他後來廢除了兩個市政局，把更多行政權力收歸行政機關，也截斷了一個培養政治人才的體制台階。有了一個可以由建制陣營主導的區議會，董建華情願事事先向區議會諮詢，以區議會的基層民意來反壓立法會。區議會原本只是一個處理地區「文娛康體、環境改善」的諮詢組織，突然間「水鬼升城隍」，雖然在憲制上地位不變，卻成為比立法會的民意更受到政府重視的民意機關。
從此以後，一旦出現任何重要爭拗，總得要 18 區區議會來個討論，然後煞有介事地高調宣布政府的意向得到 18 區區議會支持，有些時候，就連 18 個區議會主席的表態，都算是基層民意的總代表。這一種做法當然可以減低政府面對的民意壓力，也在一定程度衝淡了立法會作為最高民意機關的影響力，一時之間也可能確實可以幫上政府的忙，但到了今天代價也是十分沉重的。
區議會作為一個地區性的諮詢組織，平均每一個小選區都只有萬多二萬人，但現在卻變成事事都管。涉及全港性的事務，例如何處建公屋，設立厭惡性設施、巴士改路線等等，全都要先在區議會內民意過關。任何事只要區議會反對，政府便動彈困難，這不正是政府自己執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以抬舉區議會來矮化立法會這個策略，無疑有時可以為政府解解圍，但整個政府的施政就更加困難。政府今天面對的施政困局，連民生基本事務也障礙重重，與其說是立法會不合作，倒不如說是因為政府自己壯大了一頭攔路虎。
長期倚靠功能組別 罔顧民意強過議案兩敗俱傷
特區政府除了配合中央策略不斷矮化立法會之外，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對立法會在制度上的功能。因此過去 19 年，政府用盡所有方法，要在施政上「搞掂」立法會。回歸之前，當時的立法局內有民主派，有支持政府的商界及專業精英建制派，也有親中派。作為政府，自然會對某些議員及派別較友善，背後的溝通也比較多。但政府公開表現出來的姿態，還是比較平衡一點的。
回歸之後，工商專業精英逐漸歸邊，結合之前的親中人士成為建制派，加上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方法，以及保留功能界別這一些制度上的優勢，令建制派長期主導立法會。連曾經在港英時代便當上政府最高層官員的第二任特首曾蔭權，也迅速接受了新的政治倫理，高調說政府在施政上要「親疏有別」。
不過，話雖如此，在地區直選，民主派始終到今天仍然稍佔優勢。政府在立法會內唯有長期倚靠功能組別，來阻撓一些政府不願意接受的決議，也只能不斷把立法機關「最終邁向普選」這個說法，不斷拖延或注入新的解釋。
政府也動輒罔顧民意的不支持或部分議員政黨的反對，透過「數人頭」上的優勢，把一些議案硬闖立法會。這個做法有時成功，有時不成功，但結果是政府及立法會兩敗俱傷。
包括不少零票入局的功能議席議員，可以不斷不問情由、不理民意地支持政府，但他們的公眾形象有改善嗎？為什麼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敢面對市民的選擇？他們的支持就算可以令政府的議案通過，但對改善政府的施政有幫助嗎？還是在不斷損害政府的公信力？
立法會議員，特別是直選的議員，對政府施政及權力行使總會構成制衡及阻力，但如果得到他們背書，起碼還是可以提升政府施政的公信力。政府不更努力爭取議員合作及支持，只想透過制度的優勢來體現其管治意志，這也是行政立法關係長期緊張的原因。
政府施政有困難，有些政策落實不了，只能不斷埋怨立法會議員不合作、不作配合。行政立法透過立法會這個平台不斷抗爭的結果，是大家「攬住死」。立法會的形象固然再不如以前崇高，但政府也不見得可以得到什麼好處。市民對立法會議員及政黨的評分不斷下跌，但政府高層，包括特首及管治團隊的官員，何嘗又不是在民望上不斷尋底。
通過釋法否定選舉結果 造成長遠政治損害
今天行政立法之間的對立及長期未能理順，兩者的關係是制度使然，因為一個弱勢的特首，面對一個有民意基礎的立法議會，特首注定沒有辦法「強勢領導」，體制上根本不能落實「行政主導」。如果特首政治手腕高明一點，身段可以放軟一些，行政立法關係還是有可能不致如現在這般緊張對立的，但現任特首梁振英的性格，根本沒有可能速成行政立法之間的緩和。加上中央政府的刻意矮化，在政制發展上不斷加設新的關卡，特區政府也意圖用盡各種方法搞掂立法會。這個死結現在根本看不到有什麼解開的可能性。
正因如此，今年的立法會改選出現了令人意外的結果，泛民主派或非建制派不但取得更多議席，而且更加入了「本土自治」甚至「港獨」的元素。政府在選舉還未開始時，已經想透過《確認書》及選舉主任進行政治篩選，但仍然放生了部分漏網之魚。
近個多月的事態發展，在此毋須多說。青年新政兩位年輕議員最終被法庭取消資格，還可以說是經驗不足、判斷失誤、咎由自取。但政府似乎想用盡人大釋法所提供的權力及法律效果，把原本因為要打擊港獨而作出的釋法，擴大至打擊其他看不順眼及在宣誓時的行為讓政府有辮子可抓的當選議員。
政府一次過提出司法程序要覆核四位議員的資格，明顯是希望透過此舉進一步搞掂立法會，改變選民透過選票而體現的權力格局。政府如果成功，實際上是否定了選舉的結果，顛覆了選民的意志，令立法會作為民意機關的本質受到嚴重的扭曲。用這樣的方式來搞掂立法會，當然會比上述以前拖拖拉拉成效不彰的做法更加立竿見影。但造成的長遠政治損害，可能比以前抬舉區議會及其他矮化立法會的做法更嚴重。
選民可能都難以認同青年新政兩位議員的行為，但如果政府這樣粗暴地扭曲九月的選舉結果，否定市民投票所表達的意願；雖然可能可以達到即時搞掂立法會的效果，但這一做法也同時會推翻香港整個體制的平衡點。當人人都不再相信投票選議員是監察及制衡政府的方法，下一次選舉只會令選民的投票意向更激進，反正選誰結果都會被政府的後續行為扭曲。其實這不正是近幾屆立法會選舉結果逐步激進化的原因嗎？
只恐怕如果用這樣的方法來意圖一次過搞掂立法會，最終的結果會令更多市民知道，不再需要重視立法會這一個所謂最高的民意機關，最終可能會有更多的抗爭走出議會，走上街頭。到時，香港將會是一個充滿爆炸性的地方。對立只會激化、管治將會更困難。到頭來，還是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政府千方百計矮化立法會，今天強暴般要搞掂立法會，政府又將會贏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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