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動怎樣分愛國或不愛國？

如果肯定當年「反英抗暴」的原意（即反對無理施暴和鎮壓、要求改善民生），今天同樣應該肯定反對港府施政失當的初衷（不滿行政暴力、要求改善民生）。

初一在旺角發生的激鬥，有人把這次事件跟1967年的左派暴動比較。不過，當年的參與者認為兩者不能相提並論，因為他們當年是「反英抗暴」，性質上有根本的不同。

在此先旨說明，我會分三個範疇來看「六七暴動」：

當年事件的起因，既有港英政府的高壓和鎮壓，也有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更有香港左派領導層盲目指揮的因素。這「三把火」都是核心問題。當年參與者基本分兩大類：有參加暴力行動（例如安排「土製菠蘿」）和沒有暴力行動（例如只是行使請願、抗議等公民權）。前者無論動機如何，如證據確鑿，應受法律制裁；後者如蒙冤下獄，我則表示同情，外界應還他們一個公道。即使沒有暴力或犯罪的後者，今天也應從全面的角度反思當年事，不宜只側重自己無端受累，而對當年左派的盲目引致的社會傷害視而不見，片面地認為當年行動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不能用個人的不合理遭遇掩蓋當年左派的錯誤。

愛國反殖​並非使用暴力的藉口

基於此，我想絕大部分市民，尤其是當年經歷過「六七暴動」的人都會感到，那時的暴動比現在的情況更嚴重。市民着重的，是事件對社會的影響和傷害有多大，而不是它的性質。如果認為因為「愛國」、「反殖」就可以使用暴力的話，那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這等如認同「以暴易暴」，而在市民眼中，卻是反對任何性質的暴力。

如果從兩次事件的初始階段和動機來看，都是為了反對執政者的倒行逆施，才走上抗爭之路。所以，如果肯定當年「反英抗暴」的原意（即反對無理施暴和鎮壓、要求改善民生），今天同樣應該肯定反對港府施政失當的初衷（不滿行政暴力、要求改善民生）。當然，我再三強調，兩次事件的參與者都不能因為原意和初衷是好的，就可以使用暴力抗爭。

事到如今，最重要的是如何善後？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要重蹈當年覆轍。換言之，政府的回應方法和日後的政策非常重要，成敗往往視乎執政者的措施。

以高壓處理社會矛盾　只會重蹈港英政府覆轍　

很不幸地，我們看到今天港府的處理手法跟當年港英政府差不多。

1. 只顧打壓，而不重疏導。

當年港英政府只重高壓和鎮壓，拘控左派分子，奉行「治亂世，用重刑」（最諷刺的是，當年重判左派人士入獄的華人法官，後來還成為回歸後的北京寵兒）。今天港府雖然不像當年港英那麼兇狠，但手法同樣激化矛盾。

2. 當年港英政府沒有從源頭處理社會矛盾，令社會不滿積累，導致民眾走上街頭。今天港府同樣沒有從源頭着眼，甚至在出事後拒絕組織獨立調查委員會，研究問題成因，這態度比港英政府更差。

港英尚且在事態平息後進行檢討，改變一些政策，用軟硬兼施和懷柔手段來強化管治。可惜，特區政府至今還沒有這個意圖，因為政治氣氛愈對立，愈可以顯示執政者的政治手腕和駕馭能力，從而更取信和取悅北京。

與此同時，社會上的不同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借助此事爭奪支持者，還有政治及選舉的利益。容或他們都有各自的理念，但在言行上卻犯了一個通病──只側重自己的觀點，卻不理會甚至為我所用地責難別人的觀點。這種只講有利於己而不提不利於己的思維模式，已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對解決矛盾毫無好處。

應以六七為鑒　理性解決問題

不過，我經常從解結的角度思考問題。我無法影響有權勢的人，因為他們考慮利益多於民意，但我還是希望當年「六七」的過來人，能發揮他們的特有作用──用他們的親身經歷說明，暴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而且一子錯滿盤皆落索，藉以勸諫今天的年輕人不要盲目，如果背負一個刑事罪名，更會貽誤終身。

我認識一位當年人。他表示今天絕對不會參加任何組織或研究社，但他卻經常跟不同的群體討論「六七暴動」的經驗教訓，警惕後人不要盲目冒進，要理性處事。他的心態很清楚，就是不想第二次被任何人利用。

官方避談六七事件　難解左派鬱結

再看今天的官方，對「六七」和「六四」都十分避忌，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多談這兩次事件，一定會追究到官方的責任，所以絕口不提。這也是當年人產生不滿的原因。他們感到，港英政府不會還他們一個公道，那麼中央和特區政府呢？為什麼他們一個公開的「說法」也沒有？但是，當年人又不敢直接向官方提出「平反六七」，因為這正是官方眼前的一大忌諱。我理解當年人的鬱結，也願意為他們過去受到不公平遭遇這一部分發聲，但久而久之，我卻發現一種「左派憂鬱症」。這種症狀只有官方客觀面對當年事、減少眼前的政治考慮，才能消除。可是，官方會嗎？這又是另一個死結。

明年是「六七事件」的50周年，可以預期另一場輿論戰已在萌芽。這不能不令人慨嘆一句：中國的政治風浪，幾年就來一次，十幾年又來一次更大的，幾十年後再來一次更大大大大的，周而復始，何時方休？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