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偉倡特赦．博評】不能特赦所有人，不如特赦學生先？

2014年為時79日的雨傘運動，是一整代年輕人一生不能磨滅的印記。
雨傘完結，社會撕裂，藍黃陣營壁壘分明，青年人對政府的不信任，達到爆炸性頂點。
薯片的「夢想辦」或許令社會稍為放下怨憤的情緒，但特首選舉結束，回歸現實，我們仍然要面對這個久未癒合的傷痕：怎樣處理？有什麼解決方法？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提出，特首可考慮特赦佔領行動中所有參與者，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可惜，這個建議一出，便立即牽起萬重波浪，網上罵聲四起，楊岳橋由原先支持和解方向，立即改口，胡志偉亦於傍晚道歉並收回「大和解」建議。

法治國家也有特赦制度

對於特赦佔中參與者及七警等被建制如周浩鼎、湯家驊指，屬「破壞法治」之舉，我大惑不解。先論法治與特赦的關係。單單用法律的角度看特赦權，確實是離經叛道。一個國家元首或議會行使特赦權時，大部份時候不需要避嫌，甚至不需要給予理由。例如，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因「水門事件」辭職下台後，繼任人福特同年宣佈特赦他。又例如，奧巴馬於卸任前，赦免因將機密文件洩露給「維基解密」而被判監35年的變性士兵曼寧，卻從沒有正式交代原因。但這樣具爭議性的特赦制度，卻見諸於有長久法治基礎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等。

雖然每個國家能夠行使特赦權的政治機關及行使程序都不同，但回歸問題，一如建制派所講，如此「傷害法治」的制度，為什麼仍存在於各大大小小的法治國家？法治法治，法律與管治分不開，當以法律處理問題的結果與管治不一致時，特赦可能是補足法治的的例外機制。特赦的理由多數出於兩種考慮，一、政治和解，安撫社會，循國家及社會安定的考慮出發；二、法外開恩，法律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達至公平的效果，有些年輕罪犯可能因為一次的錯誤而毀掉一生，一次法外留情可能有助於人改邪歸正。

習主席「破壞法治」？

為著政治和解進行特赦，在不同國家都有先例。遠一點，有南非曼德拉特赦種族隔離政策下的罪犯，又如福特赦免尼克遜，原因是「避免水門事件引發的龐大訴訟進一步傷害國家」；近一點的，有上年緬甸趁新年特赦83名政治犯，當中包括多名學生；同年年底，越南特赦4000多名囚犯，當中包括政治犯；甚至乎國家主席習近平，都於2015年8月特赦過包括參與過國家戰爭在內的四類罪犯，涉及超過三萬人。如果進行特赦是「破壞法治」，請問建制派怎樣解釋習主席的特赦令？

在香港，《基本法》第48條第12款明例寫到，行政長官可以「行使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的權力」。特首若要行使特赦權，完全有憲法依據。那邊廂，建制派議員如梁美芬、蔣麗芸等，上月大力支持特赦七警，甚至《文匯報》都有評論認為「政治判決應該進行政治特赦」；這邊廂，民建聯李慧琼、周浩鼎卻指「特赦會損害法治」，建制派「打倒昨日的自己」。是否對建制派來講，特赦佔中者就是對法治的破壞，特赦「自己人」如七警就是對法治的彰顯？

說到「破壞法治」，釋法是破壞法治，梁振英利用律政司以不同法律空隙政治檢控政敵都是破壞法治。雨傘過後，政府愈來愈懂玩政治報復的遊戲，包括司法覆核4名立法會議員劉小麗、姚松炎、梁國雄及羅冠聰議員資格、以「侮辱國旗」及「侮辱區旗」拘捕純粹將國旗反轉來放的鄭松泰、還有以「披露受調查人身分等資料的罪行」等九唔搭八的罪名拘捕社民連吳文遠等，甚至在特首選舉完結翌日預約拘捕參與佔中的泛民議員，務求「一鑊剷起」一整代泛民中堅。利用法律程序進行不公義的政治審判，令律政司淪為秋後算賬的工具，這才是真正的「破壞法治」！

特赦學生，值得考慮

胡志偉提出「大和解」，可能未經深思熟慮，未考慮到實際執行的方法與細節，但我認為特赦這個方向，是值得我們深化、研究。局長大熱人選、同是民主黨的羅致光認為，運用特赦時需小心，可以從人道理由或政治行為作考慮，這個方向，令我想到習主席前年頒發的特赦令。其中一類受赦免的罪犯，是犯罪時年紀未滿十八歲，被判處三年以下徒刑的年輕人（犯重刑事罪者如強姦、販毒除外）。

我認為，在未有社會共識前特赦所有佔中參與者及犯事警察可能言之尚早，但特赦佔中時正在學的年輕人，卻非常值得深思。始終學生年紀尚幼，參與這麼大型的政治運動屬熱心社會的行為，部分人未必料到有如此沉重的刑事代價，於情於理，都應該給予他們多一個機會。要雙輸很容易，要雙贏很難，新特首若能有這種寬容，或可至少令社會行出信任的第一步。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