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從「羅馬大道」到「一帶一路」

中國地產商王石 3 年前為塩野七生女士十五冊巨著《羅馬人的故事》（中文版）撰寫的前言中說：
「作者專門講了羅馬的道路建設：與其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倒不如說『條條大路起羅馬』。羅馬是這個龐大帝國的心臟，而這些四通八達的國家公路，有如血管脈絡，把政令和資源高效率地傳輸到帝國的每個角落。」
今天，中國領導人提出雄心勃勃的新「羅馬大道」計劃，它的名稱是「一帶一路」。無庸置疑，這項頗具雄心的規劃實施和推進過程，就是中國影響力的擴大過程。

關於「一帶一路」，人們習慣用海權論、陸權論、進攻性現實主義等西方理論加以分析，卻忽略了中國傳統思想的養份。

中國歷史上的周朝（前 1046 年—前 256 年）弱於周邊的鄰國，卻以以小治大的方式做到以一治眾，周朝採用的方式是不靠強力而靠信譽，讓眾國萬民都願意接受給予穩定的政治承認和信任的全新制度，其要意是把所有的政治實體都考慮在內，也就是把整個天下可能出現的情況考慮在內。中國當代哲學家趙汀陽根據這一思想提出「天下體系」理念。他認為：

「與西方的政治思路完全不同，中國政治不是從思考和處理國家問題開始的，而是從世界問題開始。」當年周朝「如何創造一個具有普遍正當性的世界政治制度，就成為周國的首要政治問題，政治就從世界問題開始了。」

「一帶一路」的思路與「天下體系」有相通之處。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就必須禀持「天下」理念，各方思考的出發點不僅僅是自己，而且包括對方，最終達到共同受益。

攜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信仰、不同發展階段國家一起發展經濟，是否與普世價值發生衝突？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開出的條件是先治理政府，再發展經濟。

美國學者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在其《貿易國家的興起：現代世界中的商業與征服》（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一書中提出一個相反的理念：貿易競爭取代了領土擴張和軍事實力的追求，貿易平衡取代了權力平衡。在跨國貿易和投資急速增長這樣一個國際結構中，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愈來愈高，這使得領土擴張變得不再有意義，而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卻愈來愈激烈，從軍事的邏輯轉向貿易和相互依存的邏輯。這種趨勢來自：

一，決策者理性的選擇，核戰爭時代領土征服代價過於沉重；
二，國內民眾的選擇和壓力、成本和利益的反差，民眾對戰爭的支持率大降。

羅斯克蘭斯無意提出另一個普適（世）價值──世界各國之間有著共同的商業利益。雖然國家間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經濟發展狀況各不相同，但經濟合作提高了相互依存的要求，惟有合作才能實現各自的商業利益，作為欠發達國家，合作是脫離貧困，走向繁榮的選項。

旅港英國學者夏思義（Patrick H. Hase）曾經說：

「他們（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英國中產階級）深信，外交政策不能只為攫取本國利益，而必須在道德上有正當理由。」

「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沿線國家借此脫離貧困，正是為這場「經濟地理革命」提供了道德的正當性。

「要想富，先修路」是「一帶一路」的中國經驗。12 萬公里鐵路（2 萬公里高鐵）、457 萬公里公路（12 萬公里高速公路）、210 個民用機場……這個網絡實現每年 200 億人次的國內人口流動，成為脫離貧困、支持經濟發展的動力。

這項只有路線圖、沒有時間表，超過 1 萬億美元、橫跨 60 多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是對歐亞大陸經濟體系的一次再造，在此過程中伴隨著中國理念的輸出、西方傳統價值體系將受到衝擊。中國過去 30 年的成功經驗是強調效率和政府干預，並為環境、腐敗、民眾權利付出巨大代價。不過，中國領導人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之門的「萬能鎖匙」。

「貿易普適主義」能否令「一帶一路」獲得成功？在此過程中，中國能否填補傳統意義普適主義的空白？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