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史觀再謀崛興
二戰後的日本人反戰思想根深柢固，右翼只能附應主流而掩藏其好戰思想。但新一代日本人歷史意識相對薄弱，給予了右翼重振激進思想的空間，其中歷史教育更成為其主戰場。歷史教育是國民教育的根本，若然處理不善，惡果不限於向國民灌輸極端理念而已，更可能再把國家推向戰爭深淵。
（本文原載2017年4月24日《香港01》周報第57期B05版，按此訂閱周報）
日本民族主義由明治維新後急速膨脹，到1930年代更成為軍國主義的推動器，最終釀成戰爭災難。二戰後，日本暫時由盟國託管，這令在近代發展一帆風順的國家的民族自尊心嚴重受挫，民族情緒由極端自負轉變為極端自卑。NHK廣播在1945年12月播放了名為「真相是這樣（眞相はかうだ）」的節目，披露了大量在戰時受官方控制而不能公開的日軍戰爭罪行。這個廣播節目由盟軍總司令部幕僚部門「民間情報局」所編輯，旨在向日本民眾公布盟軍在「東京審判」所確定的日軍罪行，令他們反思歷史。及後，美國為首的盟軍在日本推行全面教育改革，向日本民眾灌輸盟軍史觀。教育改革所提出的新歷史觀點，強調日本對鄰國的戰爭是侵略行為，提倡自我批判式的謝罪。
披上反戰外衣的「被害者」史觀
與戰後德國一樣，以自我批判與謝罪為基礎，日本社會在戰後也開始重新認識自身的近代史。以往被歌頌的「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在戰後則被認為是由「帝國主義」所引發的戰爭；而這些不義之戰的勝利，令日本變得驕縱，最終將其推向軍國主義的深淵。如果用這種歷史解釋論述可以往上追溯，最終更會得出「整個日本歷史都是惡劣的」的結論。但是，部分前軍人和資深政客並不甘願接受這種歷史觀。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為保日本安全，因而容許日本以自衛名義有限度再武裝化。1952年日本根據《三藩市條約》得以回復主權，同時與美國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右翼團體和思想在日本恢復主權及重新武裝後死灰復燃。這些右翼團體繼而開始批評以反省與謝罪為中心的史觀，認為其過分強調日本罪行，使日本人無法對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產生自豪和歸屬感。日後，他們稱這種史觀為「東京審判史觀」，或是「自虐史觀」。
右翼認為日本應脫離自虐史觀，在論述近代史時，應減少或完全不提及日軍暴行，論述古代史時，則應該強調國家的文化和宗教，以培養國民自豪感。雖然政界不乏暗中支持右翼者，但普羅大眾則甚少認真對待右翼史觀。日本社會才剛從二戰災難中恢復，根本無暇深入理解、討論複雜的歷史觀點。社會大眾關心的並非如何理解歷史，而只是不想再爆發戰爭。右翼史觀的早期討論多數只局限於學術界，對於整體日本社會影響輕微。右翼若然希望其史觀能廣泛影響社會，則必須配合日本群眾的主體意識——「反戰」，否則可能觸及眾怒。
1967年，野坂昭如發表小說《再見螢火蟲》，衍生出被害者史觀，此類文學創作，意外地成為右翼的另類史觀載體。《再見螢火蟲》的故事改編自作者少年時的經歷，描寫一對兄妹在二戰後期痛失親人、流離失所，並先後餓死的故事。1988年，吉卜力工作室的高畑勳，把小說改編成最終在世界享負盛名的經典動畫。當時一般評論認為，《再見螢火蟲》旨在以戰爭殘酷無情帶出反戰意識。雖然韓國曾經對《再見螢火蟲》電影版提出嚴正抗議，並在2014年前一直禁止其公演，但由於日本民眾最關心的是「反戰」與「和平」，只要右翼不觸碰這條底線，普遍對歷史和政治冷感的日本民眾並不會有太大反應。
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作家百田尚樹在2006年出版的《永遠的0》，也屬於這類作品。故事講述一位深愛妻子的日軍飛行員，在二戰時為了保護家人與國家而參加自殺式攻擊，最終殉職。這部作品於2013年被搬上大銀幕，吸引不少對二戰欠缺興趣的年輕人。同期以二戰為題的電影《山本五十六》（2011年）和《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2015年，原版1967年）也有相似風格，將鏡頭集中在日本而忽略其在在其他國家的作為。
野坂昭如等創作者雖然未必有心，但這種描述人民於二戰中痛苦和犧牲的作品，意外地成為右翼在民間散布史觀的載體。因為大部分日本民眾都承受着在二戰中失去親人、家園的痛苦，並且曾長期忍受饑貧，這種重喚民眾集體回憶的作品，除了容易打動觀眾，更可在歷史記憶上把日本由發動戰爭者與侵略者，巧妙地轉化為受害者和犧牲者；我們可稱之為「被害者史觀」。在被害者史觀之下，右翼毋須再處理戰爭罪行所帶來的問題，也可以在「反戰」的主體意識下自由地發表論述。
當然我們應該知道，右翼中也有不同的派別和觀點，他們各自有不同的方法去迴避或者否定二戰的罪行。但是，在眾多的手法當中，避重就輕的被害者史觀無疑在戰後漸漸發展成為右翼的「主旋律」，也有不少右翼思想的文學作品以被害者史觀描述二戰史事。在這個框架之下，不少在以往被視為禁忌的行為，也變得合理合情。例如，日本首相或官方代表可以參拜靖國神社——因為靖國神社除了戰犯，還供奉着眾多在二戰時為守護「被害者」而捐軀的「英靈」。甚至，有部分右翼團體更於美國總統奧巴馬準備訪問廣島的時候，要求結束太平洋戰爭的美國向日本道歉——因為日本是歷史上唯一曾經被核彈攻擊的國家，廣島和長崎合共有超過20萬平民因此死亡，作為被害者自然有資格要作為施害者的美國道歉。雖然我們不能否定被害者史觀的確能夠宣揚反戰理念，但它卻很容易使觀眾對反思二戰起源感到麻木。
從教育出發 推崇激進理念
接近21世紀，經歷過二戰的日本人漸漸老去，被稱為「平成年出生（平成生まれ）」（意指在1989年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對二戰的印象更加薄弱。日本右翼看準了這片空白市場，出版中、小學歷史和公民教科書，以圖將其史觀、思想植根於年輕一代。1990年代，藤岡信勝推出了「自由主義史觀」公然反對戰後以來的「自虐史觀」。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只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把戲，內容跟自由主義沒有明顯關係，反而是道地的右翼史觀。但跟以往右翼有所不同的是，藤岡把視野放在歷史教育上。藤岡在199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有關改革教育的理論書籍，如《近代史教育的改革》和《「自虐史觀」的病理》等。1996年，藤岡與志同道合者成立「製作新歷史教科書會（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製作會結合有右翼背景的扶桑社，積極製作新版右翼教科書，希望能重建年輕一代對於國家歷史的自信。2001年扶桑社出版的《中學社會：新的歷史教科書》首次通過官方檢定而成為認可教科書。2007年，製作會分裂出「教科書改善會」，由扶桑社出資建立的「育鵬社」為其出版教科書。「扶桑」是日本的古稱，暗示以日本歷史為本的主體思想，而「育鵬」二字更表示了意欲將年輕一代培育成為鷹派的目的。
不過，由於沒有官方支持，這條道路並不順利。2011年，藤岡信勝負責的新歷史教科書完全沒有官校採用，私校也只有六所，而育鵬社的教科書在全國也僅有3.7%的採用率。雖然官方通過這些右翼教科書的檢定，但他們相對保守，不希望因為右翼教科書而公然挑戰民眾情緒。加上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前車之鑑，日本政府更是不敢妄動。2000年，森喜朗在右翼神道政治連盟的會議中發表了「日本這國家，可謂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之國」的講話，引來在野黨和輿論質疑，指摘其意圖破壞戰後的和平憲法，企圖回復政教合一的戰前體制。森喜朗最後只能解散內閣，提前大選。這成為了對日本官方，尤其是長期執政的保守自民黨的重要警告。
但2012年自民黨從民主黨手中取回執政權，安倍晉三再度出任日相後，日本官方漸漸露出右傾的迹象。2013年安倍開始提倡修改日本憲法，容許日本自衛隊有集體自衛權。修憲即管也引來非議，然而卻得到半數日本人的支持。修憲終在2015年9月通過，與2000年森喜朗神國發言有完全不同的結果。次年，安倍更希望進一步全面解禁自衛權。措施之一，即在2016年大選中將選民資格由20歲下調至18歲，以期增加右傾選民數目。NHK的調查顯示，新增的240萬選民中，有52%表示「不知道」修憲問題。從安倍與日本修憲問題，可以觀察到日本年輕民眾並不重視戰爭問題，與經歷過大戰的一代截然不同，大部分對政治欠缺明確主張，容易受右翼宣傳所影響。日本官方可以明目張膽地於國內展露其右傾的實體，而右翼也正好可以利用年輕人薄弱的歷史觀重塑社會對二戰的看法。2015年，育鵬社的教科書採用率已達6%，雖然還是少數，但比四年前已顯著增加。甚至，今年初更有小學採用明治時期的《教育敕語》為教材，宣揚忠君愛國思想。年輕人對二戰的史觀因而逐漸變化，值得日本乃至國際社會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