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中國緣何從「局部富裕」轉向「共同富裕」？

自8月17日中國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十次會議，聚焦共同富裕以來，「共同富裕」這一當年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多次承諾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在被不少人幾乎淡忘後，重新強勢回歸公眾的視野，成為過去一段時間海內外討論中國政策風向標的熱詞。今年以來，中國政府接連出手整治網絡平台經濟、房地產業、娛樂圈等領域，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固然有多重原因，但其中不乏促進共同富裕的考慮。這其實是預期之內終會來臨的一天，昭示鄧小平時代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歷40多年的發展，終於由量變引起質變，或迎來歷史性的節點，進入新的階段。

「共同富裕」正在成為核心議題

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和幾位中共領導人談話時強調：「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這段話包含三層含義，其一是鄧小平生前曾多次講過共同富裕，其二是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和本質在於共同富裕，其三是鄧小平認為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共同富裕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

一年多後，鄧小平開始了晚年最為著名的「九二南巡」。期間，他再次表達了自己對於社會主義和共同富裕的看法：「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句經典表述其實是意在破除當時社會對於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認知誤區，解釋他早前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路徑——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的此番表述和他設計的中國改革開放發展路徑，在當時雖遭到不少人的質疑，被批背離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放在更宏大的歷史周期來看，以及結合今天中共重提共同富裕，可以說當時那些批評鄧小平和中共的人可能理解錯了，而在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的積累後，中國未來絕對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理想。

「社會主義」符合中國傳統價值

「社會主義」的設想和學說產生以來，不論是歐文（Robert Owen）、聖西門（Comte de Saint-Simon）、傅立葉（Charles Fourier）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還是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停留於理想層面，至多是工人運動，難以轉化為成功的國家實踐。直到列寧（Lenin）發起俄國革命，建立人類歷史上首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政權，後經史太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的發展，形成一套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

出於反抗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殖民霸權的共同背景，本來就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國人價值認同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小康、大同社會相契合的社會主義思潮迅速傳入中國，其中由李大釗所宣揚的俄國革命是一場庶民的勝利，尤其引起當時深受被列強瓜分之苦的不少中國人的精神共鳴。後來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國共產黨雖以農村包圍城市，走了一條不同於蘇聯的革命道路，但成功奪取國家政權後，政治經濟體制還是受到蘇聯模式的深刻影響。在蘇聯的極力推動下，二戰後效仿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政權在全球範圍內紛紛建立，形成一個與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陣營並駕齊驅、分庭抗禮的社會主義陣營。

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有一個非常突出的優點，那就是可以在短時間內非常強有力地集中人力、物力發展經濟，推進工業化。對於那些不像西方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可以依靠殖民掠奪來進行原始積累的後發國家來說，這個優點至關重要。某種程度上講，蘇聯和中國的工業化快速完成，都與這種高度集中的政經體制密不可分。

但事有兩面，快速完成工業化背後是無數平民尤其是農民群體的巨大犧牲和付出。人的犧牲和付出往往是有限度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一旦運行時間久了，必然造成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人浮於事、消極怠工等一系列嚴重弊病，社會活力與積極性受到極大抑制，經濟發展嚴重滯後。所以當時不論蘇聯還是中國，儘管都能快速完成工業化，但絕大多數民眾依然生活在整體性的貧窮落後之中。不僅如此，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階級鬥爭、極左等問題。

從「階級鬥爭」到「經濟建設」

中國就曾深受其害，長時間奉行以階級鬥爭為綱，極左思潮盛行，在文革時達到頂峰，給整個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傷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秩序瀕臨崩潰邊緣。後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因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弊病所致。而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之所以能夠倖免於難，是因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重新定義了社會主義及其模式，讓當時危機空前嚴峻的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涅槃重生。

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極左盛行到回歸常識理性，從對外封閉到對外開放，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變化。這一系列變化的核心是「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應的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在鄧小平和當時中共看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只會帶來共同貧窮，根本難以實現社會主義理想，因此只有在堅持社會主義底線和原則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中國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理想。正因這樣，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有一個可以稱之為國人共同契約的兩個大局：一個大局是改革開放初期東部沿海地區加快對外開放，使之較快地先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是當發展到一定時期，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從長曆史周期來看，鄧小平和當時中共所設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路徑富有遠見。過去40年以來，或者說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國正是基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目標導向，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集中精力「做大蛋糕」，不僅讓大約9億人擺脱貧困，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期存在的普遍貧困難題，而且中國快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指日可待。

「如果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當然，正如曾任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的黃平在接受《香港01》專訪時所言，「過去40年中國也從來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原則和底線，在追求發展過程中，防止兩極分化的工作一直在做」，不論是大規模扶貧、實行西部大開發，還是各種惠農政策包括取消農業稅，以及建立廣覆蓋的基本社會福利制度和醫療保健制度，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明顯緩解了貧富分化，有效改善了民生。

但總體而言，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已是不爭的事實。時至今日，中國仍有近40%的人屬於農村人口，其中多數人收入低、生活條件差。而在60%的城鎮居民中，固然已有許多人生活富裕、奢華，但仍然有為數不少的人常年都在為生活乃至基本生存苦苦掙扎。

以反映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為例，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披露的數據，2008年中國堅尼系數達到歷史高值0.491，明顯超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規定的警戒線0.4，高於同期歐洲主要發達國家。2008年之後，中國堅尼系數有所下降，但一直都高於0.4，其中2015年是0.462，2016年是0.465。

《21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曾發布研究文章稱，今天中國的貧富懸殊程度已經超過了絕大多數歐洲國家，幾乎接近於美國。伴隨貧富分化的擴大，階層流動通道逐漸堵塞，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新時代四座大山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年輕人的焦慮不斷蔓延，對資本霸權的不滿情緒日益攀升。近年來，類似於「社畜」、「打工人」、「996」、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拼多多女孩猝死、「內卷」、「躺平」的字眼或新聞，之所以總能在中國網絡上引發巨大的共鳴，歸根結底是社會公眾尤其是工薪階層對於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的不滿。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國確實到了鄧小平當年論述社會主義說的「先富帶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階段，以更大力度推行兩個大局的第二個大局。因為這不僅是當初改革開放時的承諾和中國人的共同契約，而且是關乎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否則的話，就會像鄧小平所言，「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所以說，中共十九大將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調整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僅要繼續「做大蛋糕」，還要「分好蛋糕」，其實是對改革開放之初承諾的兑現，反映了持續接力的傳承精神和一以貫之的政治抱負。2020年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時，其中關於2035年遠景目標建議部分明確要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最近中共聚焦共同富裕，就會發現其實是順理成章，鄧小平當年說的「共同富裕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至少在政策宣示層面逐漸成為事實，中國正在進入以共同富裕為中心的新發展階段。

理解共同富裕的四個維度

隨着中國正進入以共同富裕為中心的時代，那麼理清共同富裕的概念，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避開潛在的風險，讓共同富裕健康可持續，就非常有現實意義。畢竟，共同富裕的實現必然任重而道遠，充滿各種風險，稍有不慎，可能適得其反。

第一，什麼是共同富裕？關於這個問題，前不久中國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解釋稱：「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富裕，不是僅僅物質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虛；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

這番解釋應該說是非常穩妥和準確。既然是共同富裕，那自然是全體人民的富裕，讓所有人都能公平地分享社會發展的紅利。今天中國已經擺脱絕對貧困，人們日益追求精神生活，因此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質生活的豐富，還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

但因為每個人的智力、能力和辛勤程度不同，任何社會的財富分配都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平均主義或大鍋飯，任何企圖以平均主義或大鍋飯來分配財富的努力，只會以失敗告終，帶來更糟糕的結果。中國曾在這一點上有慘痛教訓和深刻體會，自當時刻保持警惕，因此今天所說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而是在尊重差異和自由的同時盡最大可能確保公平分配財富，構建一個更加優化更加公平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第二，怎麼實現共同富裕？8月17日中國中央財經委員會的說法是「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這都是政策宣示層面，寫清楚了大方向，但具體執行階段怎麼行之有效地落實，則是一個艱鉅挑戰。比如，「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此處應該包括解決四座大山的問題，只是經費從哪裏來？怎樣確保經費真正用到實處？再如，「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能不能及早推行房產稅和財產稅，可一旦開徵房產稅和財產稅，必然影響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怎麼以較小代價成功讓既得利益群體讓利於民？

畢竟政策的宣示和執行經常是兩回事。就像中國中央財經委員會說的「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這是很有現實意義的表述，但若想落地，實在太難。例如最近中國教育「雙減」政策，初衷和理念很好，但引起了大量家長的不滿，原因是在階層固化、地區發展和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衡、教育投入佔GDP比重偏低、社會評價機制單一的現實下，只對供應端下刀的「雙減」政策會迫使需求和供應都轉入地下黑市，讓教育培訓從大規模連鎖時代退回到家教時代，增大中產階級向上躍升的難度。

由此可見，中國在推行共同富裕過程中，怎樣確保具有道德制高點的良好目標和理念，在執行過程中同樣取得良好效果，極具挑戰。

第三，怎樣避開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的潛在風險？除了前文提及的平均主義或大鍋飯之外，還有兩個風險：民粹主義的仇富情緒和用力過猛、一刀切的整治措施。今天中國在推進共同富裕過程中當然應該節制資本，規範資本的運作，調節富人的過高收入，但這絕不等同於殺富濟貧或民粹主義的仇富情緒。

就像馬雲和阿里巴巴，有問題當然應該依法處理，該怎樣就怎樣，但同時要警惕一些民粹主義的仇富聲音將馬雲和阿里巴巴扣上萬惡資本的標籤。中國政府的整治措施同樣如此，確實應該下大力氣去整治各種亂象，但同時要注意智慧和方法，要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不要用力過猛或一刀切，更要儘量減少造成不必要的社會和市場恐慌。這個分寸怎麼拿捏，怎樣達到良好的預期效果，確實非常考驗中國政府的能力。

第四，怎樣讓共同富裕健康可持續？現代文明是建立在工業文明之上，而工業文明在帶來人類社會巨大進步的同時，會消耗和浪費大量的自然資源和能源，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遍地垃圾，給地球生態的承載力帶來相當嚴峻的挑戰。

走在工業化前列的西方就曾在成為發達社會過程中產生大量的污染、消耗和浪費，後來只不過把污染工業轉移出去，但依然消耗和浪費大量的資源和能源。今天中國尚且只是發展中國家，就已經消耗不計其數的資源和能源，造成非常嚴重的環境污染。今後中國若想實現共同富裕，必然整體性邁入發達社會，屆時所消耗的資源和能源將會急劇增長。

試想一下，今天美國3億多人口，社會貧富分化懸殊，其中富人只是少數，尚且消耗那麼多的資源和能源，當中國14億人整體實現共同富裕，人人都能過上相對富裕的生活，那得消耗多少資源和能源？眾所周知，地球的資源和能源是有限的，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資源遲早會枯竭，地球的環境承載力更是有限，污染的代價已經顯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若想實現健康可持續的共同富裕，就必須設法增加新能源的供應，大幅度減少浪費和污染，更不要重走西方走過的向外轉移污染工業的老路，而是尋找人與地球和諧共生的新路。

無論如何，中國進入以共同富裕為中心的時代是讓人樂見其成的重大轉變。人類社會產生以來，迄今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理想長期以來都是停留於理想層面，一旦中國在經過艱苦努力後能夠實現健康可持續的共同富裕，那對於中國、世界來說，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說明世間真的存在超越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美好社會。

毋庸贅言，這必然是極具難度的挑戰，為此中國社會應該探索建立一個能夠集思廣益的包容和開放的公共討論環境。中國能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既然這是令人嚮往的宏大目標，事關絕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那麼大家不妨積極參與其中，去尋求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