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央不怪罪香港」之外　夏寶龍給全港上了一堂課

全國「兩會」正在北京召開，分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以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分別會見港區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時，主要圍繞香港疫情發表看法；不過，儘管有關說法明確點出香港防疫抗疫的突出問題，例如韓正關切私立醫院是否拒收病人，但整體主調仍然是為深陷疫情困局的香港打氣，例如夏寶龍提到中央百分百支持香港抗疫，香港市民不用擔心和疑慮，即使香港面對種種困難，中央從未怪罪，而是願與香港一同承擔，解決問題，並形容「大家是一家人，不分你我。」可以說，夏寶龍除了傳達中央對港的關愛和包容之外，亦給香港社會上了一堂課。

據與會代表透露，夏寶龍日前（3月9日）會見港區政協委員約半小時的發言，並沒有侷限於疫情本身，而是藉由第五波疫情，回答了香港社會一直以來爭論不休的一些關鍵性問題，比如「一國兩制」五十年之後怎麼辦、中央全面管治權會否壓倒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愛國者治港」如何避免淪為「忠誠廢物治港」，也為香港如何依託於「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指明大方向。

關於「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夏寶龍表示，中央對於「一國兩制」落實是堅定不移的，大家毋須有任何顧慮及猜測；他又提到，「一國兩制」是一個哲學概念，而不是一個數字，「一國兩制」只要能行穩致遠，按正確方向走下去，就不會變；關於中央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夏寶龍坦言，中央會一方面維護國家在香港的最終管治權，同時容許香港行使高度自治權，只在香港面臨困難時才出手，絕對不是要「代香港政府管香港」；至於愛國者治港，夏寶龍再次談到了五個有——有情懷、有格局、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強調治港者不要辜負中央和香港市民的期望。

夏寶龍此言，並非空喊口號，而是有切實行動作為支撐。比如2019年修例風波爆發後，激進示威者不僅衝擊立法會、癱瘓交通、到處「裝修」，而且把各區示威行動升級為警民衝突，導致香港儼然一座不設防的城市，於是有聲音呼籲中央趕緊出手、甚至出動解放軍平息騷亂，但中央始終保持戰略定力，遵循「一國兩制」制度設計，沒有貿然出動解放軍，而是在香港確實管不好的情況下，依法制訂《港區國安法》，從根本上堵住香港因《基本法》第23條立法遲遲未能落定造成的國家安全漏洞，推動香港止暴治亂。

再比如這次疫情，從第五波疫情爆發至今，中央一直在強調「香港只要有求、國家必定有應」，強調特區政府肩負穩控疫情的主體責任。雖然香港社會對於特區政府能否肩負起這一主體責任抱持懷疑態度，但中央層面確實做到了從專家、物資到運輸等各個環節的「有求必應」，對香港請求「照單全收」，派出的高級別醫療專家組也只是提供指導性意見，沒有跨越「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更沒有以全面管治權壓倒高度自治權。

夏寶龍在講話中同樣將修例風波和第五波疫情作為範例。按照夏寶龍的說法，2019年修例風波過後，中央雖為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但具體執行仍然交由特區政府透過本地法律對接、落實；至於是次抗疫，中央提供人力物力支援，但內地專家來港後只是提出指導性意見，具體如何整合資源、落實抗疫政策，還是由特區政府擔起主體責任。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怎麼辦？「一國兩制」確實前所未見，所以世上沒有任何範例可以依循，但早在制度設計之初，時任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開革開放總舵手鄧小平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不要擔心變，變不了。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們也在變。」

然而，儘管鄧小平的說法再清晰不過，而在回歸以來的25年裡面，中央也反覆強調「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但香港社會始終圍繞這一問題爭論不休，導致「五十年之後怎麼辦」好像成為香港市民的夢魘，每每社會爆發激烈衝突，總會有人把問題歸咎中央，「一國兩制已死」的論調就會伴隨而來，央港之間的互信就會備受挑戰，中央就會積極管治和監督，香港社會就會越發不適應，結果就是持續圍繞高度政治化的議題空轉，導致民生問題一再被遮蔽，久而久之，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等深層次矛盾愈發積重難返。

夏寶龍再次強調「一國兩制」50年後沒必要變的說法，明顯是針對上述困擾社會多年的關鍵問題重新予以詮釋；對香港市民來說，也不失為一個重新全面理解「一國兩制」的契機。當中的關鍵在於必須要釐清糾纏香港多年的六對關係：即憲法和基本法，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融入國家和自身發展，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內地方式、北京思維和港事港辦、港式思維，以及「一國」和「兩制」的關係。這六對關係，是曾擔任中聯辦主任的王志民在宣講十九大精神時提到的，也是中央研判香港問題的總綱。

可以說，內地與香港聯動共同應對香港第五波疫情，至少涵蓋了後五對關係，尤其以「內地方式」、「北京思維」和「港事港辦」、「港式思維」這對關係最為突出。正是思維模式的不同，導致一般香港市民很難從哲學高度、辯證法的維度去理解「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即使治港者能在中央加持和民意倒逼下可以「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卻很難真的「有情懷」、「有格局」。也正是因為思維模式的不同，2014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首份針對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時，才會被當做一份無須認真研讀的官樣文件，甚至被不同政見人士揪着「全面管治權」的說法攻擊中央「破壞一國兩制」；至2019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談及香港究竟該「堅持與完善什麼」的總部署，也同樣被想當然地忽略。

回到夏寶龍的講話，毫無疑問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穩控疫情，夏寶龍也用很多充滿温情的話語，儘可能在給香港打氣，但在這之外，香港社會亦需要透過夏寶龍講話，結合修例風波和疫情防控中的兩地聯動，打破過往迷思與想當然，凝聚全新共識。正如國家衛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所說，「（第五波疫情）是一場全社會廣泛動員的人民戰爭，是個全社會必須參與的系統工程。」面對這樣一場人民戰爭和系統工程，香港既需要在「術」的層面穩控疫情，亦需要全社會在「道」的層面逐步革新思想。夏寶龍的這堂課，不失為一個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