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關係】升溫背後　教廷與中共迥異的政教邏輯

主教任命權的七十載拉鋸

1949年中共建國，1951年梵蒂岡與台灣建交，同年中國趕走梵蒂岡駐華公使，切斷兩國官方聯繫，從此內地天主教系統秉持「自選自聖」原則，官方僅承認「一會一團」——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使教會獨立於教廷「聖統共融」體系之外。主教任免權之歸屬，在此後近七十載一直是兩國外交拉鋸的核心。

教廷面對着「地上」與「地下」兩個信眾團體，雖不接受由中國政府以「自治、自養、自傳」方式發展教會，但沒有把它徹底排除在天主教的大家庭之外，自1980年代起，雙方在主教任命上更時而以非常鬆散模糊的方式合作。不過，北京並不放棄自行任命主教的做法，教廷則支援着拒絕受官方管控的地下教會，彼此摩擦不斷。

陳日君走上前台向教廷高層叫陣，便是要為數百萬計中國地下教會信眾張聲，尤其是長年冒着受打壓風險傳教的一眾地下主教。2月9日，他出席網台節目解畫，稱自己並非完全反對建交，但質疑以目前的建交條件，梵蒂岡恐怕沒有多少話事權。據他所知，中梵正蘊釀的框架協議分為「民主選舉」、「主教團任命」及「教宗批准」三步。他說，這套方案將使中方名正言順掌握主教任命的決定權，連目前中梵雙方互有妥協任命主教的做法都不如。

嚴格來說，中梵關係取得進展，並非方濟各上台後才出現。前一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便曾發牧函，呼籲中國地上地下教會互相寬恕，「協助所有天主教徒在團結中成長」。再之前一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雖然是一位反共色彩鮮明的人物，但也多次提出與中共合作的期盼。

方濟各當下在中梵關係上取得的進展，比之前兩任教宗更大，雖然他未就如何看待中梵關係給出明確答案，但從就任以來向中方擺出的一系列和善姿態來看，他卻未必真如陳日君所言被蒙在鼓裏。

方濟各仰慕中國文化

方濟各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2013年3月各自走上權力中心以來，中梵和解談判勢頭向好。2014年，方濟各在經中國領空飛往韓國期間向習近平致以問候；2016年4月，他在梵蒂岡接見23名中國神父時表示期待到訪中國；同年10月，他和蘇州教區主教、隸屬天主教愛國會的徐宏根在聖伯多祿廣場會面，相信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勝利以來，教宗首度公開接見內地主教。2017年11月，中國故宮博物院和梵蒂岡博物館互借40件藝術文物展出，展開「藝術外交」。

意大利駐華使館前文化參贊、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員郗士（Francesco Sisci）質疑目前社會對陳樞機過度關注，「為什麼咱們必須那麼關心一個樞機？如果按民主考慮，我們得聽多數，如果按天主教信仰考慮我們得聽教宗。」

郗士曾於2016年訪問方濟各，世人由此知道現任教宗原來對中國文化有情意結。方濟各在那篇訪問中形容自己從小就「欣賞」中國，「對我來說，中國總是與偉大相關」。身為耶穌會修士的方濟各還說，他研習了同一修會對華傳教先驅利瑪竇（Matteo Ricci）的生平，認為「利瑪竇的經歷教導我們，必須要與中國對話，因為那將累積智慧與歷史」。

傳教是教會的根本。從方濟各對利瑪竇的推崇看中梵關係種種動向，包括當前的風波，他的立場似乎不言而喻。明朝萬曆年間來華傳教的利瑪竇提倡天主教在華的「本土化」，宣傳西學前先將儒家經典倒背如流，學會了寫典雅的文言文，再將天主教思想包裝在其中。他因分享實用的地理等科學知識而受到士大夫尊重，在傳教方面也取得巨大進展。

中梵政教考量迥異

用通俗的話說，利瑪竇的傳教事業取得成功，建基於他懂得政治。梵蒂岡雖為宗教心臟，但也離不開政治。只不過在宗教與政治的考量上，它與奉行無神論的中共有截然不同的邏輯，要在這樣一個國度發展推動傳教事業，當然需要變通。

作為一個食人間煙火的政權，梵蒂岡需要應對官員賄賂與神父性侵等醜聞，亦需要用政治智慧解決外交問題。不過，「政治只是工具」，香港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林瑞琪博士相信，「對梵蒂岡來說，宗教永遠是第一考慮。」教廷需要與中國千萬教友取得連結，而眼下基督教新教在華的迅速發展和天主教人數的降低都令教廷焦急。

不少研究教廷的專家，如長年關注梵蒂岡事務的美國記者加埃唐（Victor Gaetan）等指出，梵蒂岡一直夢想着重返中國，讓地下教會走出陰影，並彌合中國天主教徒之間的裂痕。對教廷來說，中國信眾的分裂使教宗難以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公開行使權力。一旦中國的天主教會實現共融，不但會壯大天主教的力量，也可進一步增強教宗在政治與道德層面的國際影響力。

雖然陳日君仍對方濟各不與中國簽訂主教任命權協議抱有希望，但更多迹象卻顯示這似乎是勢在必行之事。教廷方面明言，與中國尋求協議將團結天主教會，體現的是寬恕與慈悲，正如方濟各曾宣稱的，「信徒們必須搭建橋樑，而不是築起牆壁」。正面來看，方濟各想必相信，地下教會與愛國教會融合，將令中國天主教群體的發展空間壯大。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分析，近年中梵多次就關係正常化作磋商，但一直未有突破；每次有「建交」傳聞，最後都未見成事，反映出中梵關係的複雜性。

對中共來說，思考的順序也許正正與梵蒂岡相反，政治是最大目的，宗教才是工具。中梵建交可以使中國獲得更為正面、開放的國際形象，同時亦可令台灣失去在歐洲的最後邦交。不過，北京考量與梵蒂岡建交時，這些恐怕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從中國歷朝歷代對宗教的態度中不難總結出，雖不是恆常友好開放，但只要有利於政權穩定，宗教便無妨存在，執政者會對之加以利用。雖然共產主義宣揚無神論，中共也謹慎延續了容納不同宗教的傳統，若有利於政權穩定，中共樂意與之共榮，但若發現宗教裹挾政治力量滲入，有威脅政權之虞，定毫不手軟。

中共牢牢掌控宗教事務

2015年5月，習近平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首度提出宗教工作「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官方歸納中國宗教界的「優良傳統」包括：愛國與愛教高度統一﹔愛神與愛人相結合﹔政主教輔、教不干政等等，而「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成為中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當代體現。

毋庸置疑的是，中共仍牢牢掌控着宗教。2016年，習近平提出「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防範宗教極端思想侵害。要高度重視互聯網宗教問題，在互聯網上大力宣傳黨的宗教理論和方針政策」。

2月1日，中國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開始施行，從不同程度上強化了各級政府對宗教管理職能，要求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起到配合協助的作用。緊接着，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大對農村非法宗教活動和境外滲透活動打擊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預農村公共事務。此番論述，並非從農村精神文化層面出發，而是升級到基層治理、組織建設、以及維穩層面。而多年來，農村都是地下教會集中地。

有趣的是，中國加強對宗教的管控之際，教廷正評中國的聲勢卻在冒起。2月6日，《梵蒂岡內部通訊》發表梵蒂岡科研機構宗座科學院校監索龍多主教（Bishop Marcelo Sanchez Sorondo）訪問，索龍多日前曾到訪中國，他表示，中國人是天主教教義的「最佳執行者」，比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好，並盛讚中國「捍衛人類尊嚴」，在環境議題上也起到了德行領導者的作用。

建交等於萬事「大吉」？

從越南的例子可見，解決主教任命權問題不意味中梵會在短期內建交（越梵在2010年達成主教任命協議，但至今仍未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近日在訪問中便不曾提及「建交」字眼，中國外交部2月2日聲明中也只提到了「改善中梵關係」。

越南模式：面對共產黨執政的越南，梵蒂岡與之達成主教祝聖的「越南模式」，即在任命程序上，先是由梵蒂岡尋找候選人，而後向越南政府提名以獲同意。一旦通過，聖座將正式任命主教；如果遭拒，梵蒂岡將被迫另外提出候選人，直到雙方達到共識。地下教會：受教廷單方面任命的內地主教只能非公開活動，由地下主教帶領及拒絕在政府登記的天主教會自稱「忠貞教會」，在內地約900萬至1,200萬名天主教徒中，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加入地下教會，他們忠於教廷，抗拒政府管控，有時會遭到迫害和監禁。

林瑞琪認為，對教廷來說，政治上的主動或被動並不重要，教廷不會為建交而犧牲教友空間，一定是為天主教的長遠利益和改善教徒們的生存狀況考慮，即使當下會激起一些疑慮。郗士亦向《香港01》強調，宗教關心的是信仰和精神生活，教會並不考慮「讓步」或「利益」。

不過，理解的牆壁此刻恐怕橫亙在教徒中間。在內地微博上，有信徒在相關新聞下留言「要求最高領導人講點底層教友聽得懂的道理」，有人說「真的不知道用這種方式換取外交關係的破冰有何意義！哪怕有再多的苦衷都無法接受！」亦有人持觀望態度，相信整體上「算是好事」。

邢福增擔憂，梵蒂岡對建交的意欲強於中國，雙方難以形成平等關係。他還拋出一連串問號：建交後是否容許各修會恢復在中國的公開活動？共融後的中國教會，如何處理與各級統戰部與宗教管理部門的關係？原地下教會的神職人員如何一方面面對政府強化的愛國主義教育，並另一方面自由地宣講天主教教理與社會訓導？還有自建國後涉及天主教的各起反革命集團案，及以各種罪名被囚的地下教會神職人員等「冤案」能否「平反」？……邢福增相信，「建交絕不是教會共融（地下與地上，中國與普世）的實現，而僅是開始。」

上文節錄自第99期《香港01》周報（2018年2月12日）《主教任命協議勢在必行　中梵進展中的香港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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