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戰.博評】林鄭執政的三座大山——政改、廿三條、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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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治問題,說到底是中、港問題;也就是北京和民主派代表的廣大民眾,尤其是高學歷專業人士之間,一直無法建立互信。
許楨

林鄭月娥昨日發表完整政綱。(鄭子峰攝)

自殖民時代以來,香港奉行的行政主導,最大制度特點,就是由倫敦派來的總督、北京任命的特首,在政府內部掌握極大行政權。因此,這套以總督、特首為核心的管治機器政績如何,端賴在任者如何理解並履行自身權責。所謂「眼高手低」,是在執行層面出問題—想法很宏大、手段卻拙劣。八萬五建屋目標、三年上樓、七成市民自置居所,都屬顯例。
 
作為對照,出身資深政務官﹙AO﹚、向來「很打得」的林鄭,是否在執行層面尤其幹練?近年也因為「發展用地不足」、「政改甩轆」等事件,而被受質疑。眼前,透過政綱的發佈,人們似乎發現林鄭為民情把脈,為社會指路方面,有著根本的欠缺。強於實行、弱於觀察、體會和思考—就算做得到,對香港又好唔好?
 
如首屆特區政府般「想到做唔到」,固屬一大教訓。與此同時,對於民眾要甚麼?困局關鍵何在?千頭萬緒從何入手?如若斷錯症,那麼,會否開錯方、醫錯人,就可想而知了。
 
愚以為,香港管治問題,說到底是中、港問題;也就是北京和民主派代表的廣大民眾,尤其是高學歷專業人士之間,一直無法建立互信。箇中關鍵,在於富國強兵以後,中國未來之路怎麼走?香港如何推進民主、人權發展,以延續殖民時代遺存—自由、法治社會。
 
推動政改、立「廿三條」很難搞,固然「阿媽是女人」;但做與不做,不是選擇題,在在反映主事者的政治判斷。曾鈺成就說過,無普選,香港幾乎無法善治。愚以為,無論誰當特首,都有責任拉近北京與主流港人的距離。讓國領導人、涉港部門、中港保守派,與具有引導作用知識階層,以及普羅大眾,就敏感問題作坦誠溝通;自然是特區政府,尤其是特首本人第一職責。
 
自從吳邦國承諾港人可於2017普選特首,只是林鄭所推銷的「831」方案未為港人接受;此後每一屆政府,都有促成中、港共識的義務。獲林鄭、黃仁龍寫求情信的曾蔭權,不是為了爭取「2010政改方案」通過,而在談判過程中押上仕途?將普選方案、立「廿三條」綑綁處理,已成為香港政治現實,林鄭無法繞過這座大山;除非,她不認為這是香港善治的必由之路。
 
根據上述邏輯,新一代香港不是天然統,也不是天然獨。所謂八、九十後,已入壯年。自幼受民主運動洗禮,成長期恰逢主權移交者,早已成家立業。與父祖輩不同,這一代人既沒有對中國深刻的愛與恨,也不會為殖民者留下的社會制度、價值體系背書。既然在中國的根已經短淺,亦無法輕言離去,對新一代港人而言,這裡不再是「世界華人的渡頭」,而是「退一步即無死所」的埋骨處。
 
筆者相信,從20到40歲的香港人,早已不太著墨「從哪裡來」,只關心社會和下一代「往何處去」。林鄭設立一系列委員會,既希望發展青年事務,又意圖吸納新一代就不同施政範疇的意見,其初衷值得稱許。但是,沿用殖民時代「行政吸納政治」模式,讓人有今夕何夕之嘆。此舉又豈能取得新一代的支持、認同和良性互動?

過去數年來,新世代抬頭讓香港民間政局大變。在教育普及、資訊爆炸的時代,本土派經過佔中、新東補選、區選、立會、選委而崛起。分散式社會運動,以及社交媒體幅射式傳導,早已成為新一代抗爭者壯實的雙腿。不用說林鄭計劃新增一堆諮商職銜,無法吸納新式精英;甚至連立會議席,對新一代都欠缺吸引力。對年輕意見領袖而言,平臺與資源,遠遠不及個人號召力、對特定議題的識見與組織經驗重要。

不只是普選,從教育開始,再到醫療、土地、稅務、退保、吏治、警政,乃至城市空間、小販政策;在自覺與不覺中,港人從局部到整體,正在全面反省「我城」的現況與前景。香港到了不得不變的關口,面對牽一髮動全身的危局,要有帶領者、統合者,才能讓市民有信心追隨、一榮俱榮。

深陷瓶頸的香港,要有政治家提出完整、可持續的構想;而不只是繼續由資深政務官頭痛醫痛、見招拆招。只敢或只願在政策層面摸摸碰碰的林鄭,無論在識見上,還是擔當上,都未敢直視深刻的制度變革,其實是締結社會和諧、中港穩定關係必須經歷的修行。

新一代愈發不安,源於歷任特首都無法給予信心、無法說清香港社會、香港人的文明進步,在中國現代化歷程當中,究竟有何角色與重要性。當年新一代覺得在上位者失去歷史座標、價值觀號召力,年輕的躁動自必催化出社會的不安。開再多的委員會,都無法起承載及疏導之效。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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