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中醫粉絲嗎？

文：陳裕達（香港及澳洲註冊中醫師）

前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捷克，中國和捷克雙邊關係將會提升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而隨著中捷關係的深化，中醫在捷克也開始落地生根，中國－捷克中醫中心也揭幕，中醫作為「替代療法」之一，在歐洲立法進程已經進入倒數階段。

這也印證了中國將中醫中藥視為推出世界的文化瑰寶，也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內地網民似乎更關注的是習近平主席本人自己是否中醫粉絲？

筆者個人推測，習近平主席對中醫確實是有情意結。除了其個人的親身經歷外，更重要是中醫是一種代表著中國過去五千年生產形態的醫學。

筆者過去曾和內地的國際關係和文化學系學者和教授交流，請教過一個問題，就是「傳統中國文化多建基於農業生產模式，在新的時代何以適應新的社會生產模式而生存下來？」。這不止是筆者的問題，也是過去一世紀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心中的問題，比如說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所提倡的新儒家思想，關注的無非就是這個問題。

筆者之所以認為習大大是中醫粉絲，關鍵正是由於「中醫是建基於傳統農業文明基礎上，而過去五千年任何朝代和時期，政府所關注的第一要務，無非就是農民生計，而君主本人也就是農民的首席代表」，作為世界上最大「農業帝國」繼承人，不可能反對農業文明背後的價值觀。

在中國五千年歷史洪流中，有一「悖論」，在理論上排名第二的農民階級（士、農、工、商），在現實中卻是最受壓迫的一群，在中國的歷史中，未曾出現過「離地精英治國」的根本原因，正是脫離了農業生產的思維方式，是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管理。（註：中國傳統士人階級和官僚，所關注的更多是「在地的、實用的」，比如人文倫理、水利工程、天文曆法和醫療養生，而西方社會中知識分子往往是脫離農業生產的，例如希臘雅典哲學家和中世紀經院哲學的修道士，他們探討學問，傾向「離地」和理論性如幾何學、代數學、邏輯學等，而中世紀歐洲的修道院，正是大學的前身）。因此有理由相信，作為世界上最大農業國領導人，對建基於農耕思維方式的醫學體系，是會有一種親和力。因此中醫這種醫學體系，即便是中國經歷多次大變動，都得以生存。即便是中國曾經歷多次廢除中醫運動，也終沒成事。那怕是民國時最激進的余雲岫、曾習西醫的魯迅還是現代的方舟子也沒從根本否定中醫學。

而這套建基於傳統農業社會的思維方式，和農村人口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即使在文革期間，大批知識分子被迫勞改，中醫也因其實用性而得以倖存。

傳統中醫面臨的困境

不少中醫同寅認為，現在中醫開始「西化」，脫離了傳統以經典為本的理論體系。但為什麼出現這個原因卻沒有深入探討過。

醫學史家保羅烏爾里希昂斯丘爾德比任何人看得透徹，他說道「在任何社會，一種醫療方法體系的強不僅系於它本身的客觀療效，也與其背後的世界觀有關，當儒家經學和大清皇朝崩塌，中醫學本質難題是，如何重建新的意識形態層面認受性？」。個人認為，一種醫學和它背後世界觀（生產方式）更有密切關係。

筆者閱讀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深有啟發，其中所言中國的落後，其中有一個原因是欠缺「數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任中國人再精明，卻沒有像意大利修士發明的「複式記帳法（double entry）」容易管理。背後原因是海洋商業文明和工業文明著重的是「量」，而在農耕文明，我們更關注的是事物的「性質」而不是精確的「數量」。而且在農耕文明生產方式，是著重個體的差異性而在工業文明下，不論是醫療、教育還是生產，都是講求標準化和流水式作業。

因此不是一種醫療體系改變了歷史，而是不同社會生產模式塑造了不同的醫學體系。

西醫臨床前期的三大基礎科目——解剖、生理和病理，解剖學是系統性表達形體結構而後兩者正是用數字闡述正常和異常的分別。因此現代醫學研究，無論是在實驗室的basic science還是臨床上的bedside research，所強調的也是「形」和「量」。實驗室中細胞的histology 還是臨床的隨機對照研究（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都是追求量化和形象化的表達，而且都是以「標準化、可重複性」為大前提。

像中醫這種既不能形象化表達，又不能用數字論證其真確性的，自然被主流視為異類。

想深一層，更根本原因在於中醫是一種將概念「符號化」的醫學體系，而這種符號背後的概念是建構在農業文明上，例如五行和陰陽，而這一種思維方式已經和現代工業文明脫節。傳統「經典」中醫被現代化中醫取代，是因為「現代化中醫」更能用形象、系統而數量化的角度解釋疾病的機理。而「數字化管理」所帶來的便利，不但適合於政府的行政，也同樣適用於個人健康上的管理。比如告訴病人，你要控制好血壓，只要簡單而直觀告知其「正常範圍」就可以了，而沒有人會深究正常血壓範圍的統計學原理是否合理。

經典派中醫最大弊端，其實是過去農業社會中一些一般人根本覺得是「常識」的概念，今天在工業社會中變得「難以理解」。比如五運六氣中歲運、十干化運用的方法學，全是建築在農業時代的曆法之上，在古人眼中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卻因為改用新曆而變得難以理解。中醫學講求的人與自然相應，不同節氣會對人產生不同影響，同樣也是以農業文明基礎上建立。

日本丹波康賴寫的《醫心方》輯錄了很多中國醫書古本，其中有很多，是說明不同節氣對疾病的傳變規律，但這套規律大部分是以中原季風溫帶氣候發展出來。

今天國內的中醫，更不像傳統中醫，其中最為核心原因是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真正經歷由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演變，數字化管理、標準化作業流程正是工業文明的主旋律，今天在中國中醫的變化，在微觀中，反映了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變化，而如何在保留自己理論體系的特色又能適應工業時代的步伐，不單是中醫，正是一切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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