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撕裂】理性討論找共識?不如首先「講故事」

撰文:李立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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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Richard Rorty,是個人非常喜愛的作者…話說讀研究院時,Rorty也在同一間大學教書。有一次,一位同班同學跑去聽他的午餐講座,同學回來後說:「有個很有趣的地方:那些哲學系研究生問的問題,我全都聽不懂,但Richard Rorty的答案我都聽得懂!」
李立峯
「好書」可遇不可求,要找一本真正令自己感到獲益良多或甚至茅塞頓開的書,並不容易。(視覺中國)

從事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閱讀文獻是很花時間的工作,而且對研究生來說,往往有書海茫茫,不知如何入手的情況。「好書」可遇不可求。這裏指的好書,不只是客觀上內容不錯。「有料到」的書很多,至少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出版社的書,審查嚴格,水準有保證。但要找一本真正令自己感到獲益良多或甚至茅塞頓開的書,卻不容易。例如你對一個領域沒有甚麼認識,想找一本入門書籍,老師或同學可以給你建議,但其他人覺得合適的書,對你來說可能太淺易或仍然太深奧。要找到一本寫得好而又剛好合乎自己水平的導論性讀物,要講點運氣。

不過,經過一段時間,書讀得多了,自然會找到喜歡的作者。這些作者不一定跟自己專門研究的範疇直接相關,他們吸引的地方,除了文字和寫作風格外,也許是他們說出了完全意想不到但又言之成理的觀點,也許是他們觸動了自己對事物和世界的想像,也許是他們表達了一些自己隱約想到但又老是說不出來的想法。

Rorty在1988年出版《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中指出,真理沒有超越文化的客觀基礎,所以,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尊重和包容,單靠「講道理」是行不通的。(網上圖片)

哲學家Richard Rorty,是個人非常喜愛的作者。我不是研究哲學的人,不敢在專業層次上評論他的觀點,新實用主義也不是甚麼令人感到深不可測的哲學。但我喜歡Rorty,正在於他和他的著作都頗為「平易近人」。話說讀研究院時,Rorty也在同一間大學教書。有一次,一位同班同學跑去聽他的午餐講座,同學回來後說:「有個很有趣的地方:那些哲學系研究生問的問題,我全都聽不懂,但Richard Rorty的答案我都聽得懂!」後來又有一次,大學舉辦公開論壇談論宗教,Richard Rorty和「解構大師」Jacques Derrida同場,記憶中,也是只聽得懂Rorty在說甚麼。至於Derrida,我只記得會場外有攤位售賣印有他的名句的T恤。

Rorty是一名哲學家,但晚年卻在比較文學學系裏當教授。無論是故意與否,這轉折跟他的思想發展是相關的。Rorty在1988年出版《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書中其中一個主要觀點,是真理沒有超越文化的客觀基礎,所以,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尊重和包容,單靠「講道理」是行不通的。

八、九十年代,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論很流行。根據哈伯馬斯的說法,在理想的社會,大家應該在公共領域中通過理性討論達至對事物的共識,而理性討論的可能性,在於人具有溝通理性。Rorty對此不以為然,他不反對理性討論,但他不認為人類有甚麼超越個別文化的溝通理性。人類如果有共通之處的話,就只在於同樣會感到痛楚和羞辱(pain and humiliation)。所以,相比理性討論,人們更應該做和可以做的,是「講故事」,通過故事來擴闊人的同理心,令人們有能力把跟自己非常不一樣的「他者」,包括到同樣會感到痛楚和羞辱的「我們」當中。人們有了基本的同理心和信任,才有講道理的空間。

將人們的苦難和屈辱化成文字,「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小說家、詩人,和記者是能手;自由主義理論家則通常不太行」。圖為是經典反烏托邦小說《1984》。(Getty Images)

從這個觀點看,文學比哲學更加重要。就像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1984》又突然大賣,又像電影《一念無明》,可以增加人們對躁鬱症的關注,將人們的苦難和屈辱化成文字,「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小說家、詩人,和記者是能手;自由主義理論家則通常不太行」。

Rorty在上面的句子也中提到了新聞,不是「news」,而是作為一種文體的「journalism」。傳統新聞專業主義強調客觀、報道事實、監察權力、揭穿在位者的謊言,這些全部都很重要。但除了這些,Rorty很可能會說,如何透過說故事來重建同理心,也是新聞界要參與的工作。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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