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統局旗手厭倦官場倒果為因:「最理想的世界不需要補習社」

撰文:李慧筠 梁雪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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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說深水埗有間口碑很好的樓上補習社,是香港首間實踐正向教育的補習社。不為谷成績而操操操,反而重視小朋友的情緒,發掘優點,教小朋友靜觀。來補習的學生會自發清潔課室,留在課室至晚上8時多也樂而忘返,要家長打電話來三催四請回家。這間補習社叫「昭悅教室」,我沒有機會親身看看這斗室的小朋友是否真的會蹦會跳會笑,因為這間社企補習社已於8月下旬因租約期滿而結束。
攝影︰黃永俊
影像協作:曾梓洋

老師說:「山:豎、兜。」同學們將手直放,代表「豎」,兩手屈曲朝天,代表兜,做出一個「山」字。

「如果每個家庭都可以自理,最理想的世界並不需要補習社。昭悅教室做了兩年,本來想示範給家長與教育局看,不是死谷爛谷就得,小朋友做得不開心,你怎樣逼他的腦也不會開,我想讓家長、老師知道怎樣教育孩子。」創辦人程沛玉說。

雖然補習社失去實體空間,但程沛玉(左二)會繼續找不同的地方「Pop-Up」,實現其理想的教育世界。

「求學不是求分數」的理想與現實

她是有份推動「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前教統局官員。教育統籌局(即現時教育局)於2004年曾揚言要「創建教學新文化」,兩年間斥資200萬推出13輯電視宣傳片,大力宣揚「求學不是求分數」。記者大膽說,聽到這宣傳時我開始準備公開試,好老實,玩咩?這句口號實在反高潮。當時記者尚未考公開試,模擬試已考了4次,連除夕夜都要補課,為的難道不是一次考試、一堆分數?

沉浸在制度多年,她說,身在局中,有美好願景也無法實踐。像「求學不是求分數」,沒有人會說這句口號有錯,只是落地之後變了樣--當初,他們卻的確希望學校以持續評估、專題研習代替一試定生死;但最後,交(或抄考)研習報告卻仍是為了應付局方要求。說完,她沒有繼續辯解:「我在公營機構做得意興闌珊,往往倒果為因,不是我想做的事,做了十幾年,好迷失。」

在香港讀公共行政、英國讀社會政策碩士,做過公關、廣告、畫廊、大律師公會、僱員再培訓局、教統局,大半生找不到終生志向。7年前離開人工高、福利好的崗位,到處當義工,尋找人生目標,於婦女基金會由義工做到現在的副行政總裁。個子嬌小的她,堅毅執著的能量卻超乎想像。昭悅教室未結束前,她上班前、下班後處理教室行政事務,並以自己人工撐起開支,兩年來蝕了幾十萬。

程沛玉與學生的感情深厚。昭悅教室要結束時,有學生不捨得離開,留守教室至晚上。(受訪者提供)

因為找不到合適地方,補習社無法繼續經營。為此,她哭得眼都腫起來。如今再憶起兩年來的種種,程沛玉還會滔滔不絕地憶述:這個學生來的時候心灰意冷,那個家長來的時候無助困惑;班房好嘈,沒有規矩,便讓他們在自由之中學習自律,例如她會問學生:「你也有份嘈,你覺得可以點?」小朋友又會撕開廢紙箱製作做武器,她說:「人與人之間有好多東西發生,這樣才學到Social Skill。」

問題學生 vs 問題社會

她接觸過很多「問題」學生,不過這些「問題」,都是逼出來的。她說:「好多學生來的時候信心盡毀,因為之前去那些補習社,我學生叫那些做黑心補習社,又打又罵,只懂得叫學生背誦。他們成績都很好,但是不快樂。有學生甚至跟媽媽說:『我想死』、『你再逼我,就好似佢哋咁跳落去』(指年初的學生自殺潮),他們未必知道跳下去有什麼後果,只說:『總之跳落去囉』。」

現今的教育制度、社會環境,都迫使新生代喘不過氣來。病源到底從哪來?

「因為成功的定義與學業、成績掛鈎,若非大學畢業就是『廢柴』。於是家長就開始驚,如果不跟大圍做,良心會受責備,這種情緒一路蔓延到小朋友。有小朋友跟我說,最憎大人講邊個叻邊個叻:『聽到我好嬲,成日想打爆佢哋個頭。』」

例如這天,程沛玉找來專教外籍人士中文的老師,以圖像方式加強學生的記憶,讓他們先學會寫。
程沛玉堅持不讓到昭悅教室補習學生在小息時,打機玩手提,反而給他們廢物自創玩具。(受訪者提供)
小朋友在補習社建立一個「家」。(受訪者提供)

除了喜歡比較,現今的教育亦不容許孩子犯錯。「有老師會在午飯期間、放學之後打給家長,說最近錯了很多功課,小朋友是不是有問題?如此一來,家長便會有壓力,但老師的壓力來自哪裏,你猜老師不想食飯?小朋友堅持錯的答案便由他錯,我們不應該講答案,而是解答案。我補習社的小朋友做功課時,也不應該有老師常伴在左右,否則他們回家便無法自己做功課。所以很多學生剛剛來的時候,要用很多時間去建立自學能力,例如自己看手冊、執書包和做功課等。港孩是大人造成的,我們沒有藉口。」

她認為,現在許多家長只重視「硬件」,要子女學習很多知識,卻忽略了「軟件」,即是孩子自理和面對困難的能力,以致有小朋友逢考試便生病,遭遇挫折迅即崩潰如世界末日。

程沛玉說,昭悅教室是一個示範,以正向教育發掘優點,再將之發揮;接受小朋友的情緒,讓他們表達。現在補習社結束了,卻剩下一堆滿載笑容的照片,她說,以後會打游擊戰。

以圖像、字母教少數族裔學中文

就像這天到深水埗中聖書院,學校老師願意於周六借出課室,予少數族裔學中文。參加者包括斯里蘭卡、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裔的小一至中一學生,他們從香港仔、將軍澳等不同地區前來上課,不少家長更陪着小朋友學習。

像來自巴基斯坦的艾沙和詩言兩姊妹,她們的爸爸雖然不懂說廣東話,也與兩個女兒齊齊看着黑板,指手劃腳,擺出「十字死光秒殺怪獸」的手勢,原來是在用動作代替抄寫,學習中文筆劃。

中文有21個筆劃,以英文字母的概念讓外籍學生學習。

程沛玉找來專教外籍人士中文的陳耀良一連上8堂。陳耀良本來在銀行的電腦部工作,但由1999年開始,便研究將中文筆劃轉換成字母,更以這套字母自創輸入法。9年前辭職專心研究如何教中文。他將中文筆劃砌成21個字母,例如「山」,便是一棟加一個兜。上課時,便邊讀「山:豎、兜」,邊將手直放,代表「豎」,兩手屈曲朝天,代表「兜」,以圖像加強記憶。

正向教育重視成功感

鼻樑上架着金絲框眼鏡的陳耀良說:「1983年我在英國讀書,要搵外快,所以幫外國人補習學中文,但教了幾個月都是太陽月亮,怎樣教也不識。記音好快忘記,像中文的『長大』、『長短』有兩個音,外國人怎記?所以他們看到中文字會驚,所以這套方法是先讓外國人學懂怎樣寫,記得形狀,懂打在電腦,再上網查字典,才不會驚,才有成功感。」

程沛玉所說,沒有實體補習社,打游擊的意思,就是像Pop-Up Store(短期店子),有空間便教,用各種方式改變扭曲的教育生態。昭悅教室兩年來的經驗,讓她感受到求變的不只她一人。有家長說,感謝她在女兒心田裏播下種子,發了芽,因為家中環境太舒服,父母太疼孩子,難以讓他們主動學習。程沛玉讓孩子感受到他們是教室的一部分、是另一個家--「嘈你有份嘈,髒你也有份髒」。這種責任和歸屬感竟能讓孩子們主動清潔班房,甚至洗廁所,使家長們瞠目結舌。她深信,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方法。她渴望終有一天,能看到香港的教育,不再是硬生生地「撬」開孩子的腦袋,灌進知識(分數),而是培養學習動機,做到真正的「求學不是求分數」。

少數族裔學生們以動作拼出中文字。
教室內的「玩具」都是廢物利用,小朋友玩得忘我。(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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