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霑遺物整理師：《世界真細小》手稿連釘書釘都要留｜吳俊雄專訪
我們都知道《世界真細小》由黃霑填詞，卻不知道原來這只是他工作項目之一，有更多「相關作品」。我們都知道顧嘉煇與黃霑常因創作方面的合作而有書信來往，卻不知道原來二人創作與書信往來有用傳真機。我們都知道黃霑當年曾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念書，卻不知道中文學院原址曾在2005年舉辦過一場「黃霑與香港大學」特展，當時重現的正好有黃霑書房……還有許多個「都知道」「卻不知道」在，隨吳俊雄「黃霑書房」編製的《保育黃霑》，許多只是口耳相傳的傳聞與軼事，有了非常完整的印證。
資料太多，不想放棄。有段時間甚至會閉關……
訪談開始的時候，我們先從「第一眼見到霑叔書房有多震撼」說起——那種震撼並不全是全屋被書包圍的情景，更大的震撼來自每個細節，在在呈現「黃霑這個人」的細心、認真，以至一種難以言說的「溫度」：「霑叔2004年過身，我們2005年來到書房整理遺物。」黃霑經常翻書，在書頁書眉書邊寫滿自己的想法與意見，每頁都有指頭按過的、隱隱的指紋，室溫與空氣、書頁留存的氣味猶在。黃霑歷經數十年創作的歲月，我們可以想像那個空間曾有這麼的一個人長年在那個房間工作。
我會說這是個時間黑盒，或者歷來有許多前台資料，而（書房的）是後台資料。
許多年後，吳俊雄辦公室「桌面」安放一張「wallpaper」，在典型教師的案頭雜物下，是一片大玻璃，壓住的正是黃霑辦公桌實物原大照片，意思是說：吳俊雄用俯瞰角度保存了黃霑生前辦公桌的最後一刻——眼鏡、口琴、CD、參考書、放大鏡、電視搖控器、字典等。吳俊雄在大學工作的歲月裏，每天都與霑叔辦公桌共存。
黃霑是吳教授的學生。吳俊雄以筆名梁款寫的文化評論，這麼多年以來，總又無法繞過黃霑。二人關係微妙。他每次看到黃霑，就想到他寫過的、自己都會唱的作品，滲滿他成長年代的歌曲，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字，「在課堂上，在聊天時，如見故人」。而他長年研究流行文化，是個學者；黃霑其時正希望可以用學術方式探討自己成長與盛年時期接觸的流行文化，他這個興趣為吳俊雄與黃霑生前建立了一種罕見的關係：「他很親切、親和，會叫我做『吳俊雄老師』，可是他明明是個大師……」
他是個粗口佬，同時又是文化人。
「每次都客客氣氣。霑叔生前，我們算不上是朋友……」畢竟霑叔煙酒粗口與教授生活似乎有頗大的距離？吳俊雄的意思其實是，二人在私交上真的一點也不熟絡；倒是霑叔告別人間，他保存的遺物、文件、手稿，卻在博士的生活佔了很重要的位置，有種特殊關係在；籠統地說，就是亦師亦友。
黃霑辭世差不多一年，其時正值香港保育話題熾熱的年份。自那年開始，社會運動漸漸由一群學生與文化人啟動，紛紛關注地標的保育；那種實體實物的保育意識，影響着香港每個人，包括吳俊雄。其時許多人到利東街訪問，直接從一條街道、幾門行業採集民間聲音，緊接着就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一連串保育運動。「實物保育」是他每天都可從新聞甚至朋友口中得知，亦在港大通識開課講地標，講的是一塊塊青磚，而不是一個人做了什麼、他她做的怎樣留下來。
整個書房給人的質感好強烈，溫度還在。留下來的這些材料與文字，有許多我都寫過，但從未見過：手稿、書信、書本、錄音帶……是有種「發現寶藏」的感覺。
【黃霑的遺物｜論文戰後講到回歸 廣播道訪問四大天王粉絲極痛苦】
「硬地標可以保育，軟文化又如何保育呢」，吳俊雄形容黃霑的書房其實就是「一個人家裏有許多紙張」的概念，大家可以想像搬屋要處理家裏存放文件的狀態——乘以百倍：黃霑手稿除下的釘書釘，是用包裝袋為單位的。「真的很痛苦。我自己平時並不是很整齊的人」，於是去請教在資料館（博物館）工作的朋友。他們提供處理文物的一般方式：什麼也不能丟，不能斷不能捨也不能離。大家又可以想像，一個有一千平方呎的單位內，所有紙張都不能丟掉，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狀況。他在這期間獲得的知識，並不全屬於自己的專業——容我暫時用「遺物整理師」與文物保育人員的處境來形容吳博士當年眼前的狀態。
想說這並不是開倉，而是要嘗試去理解，也想知道他是怎樣創作出來的。
「黃霑書房」並不是一個工作室，也不是一間公司，更不是一間出版社；它是「一群朋友」——大家都願意為黃霑遺物努力整理的朋友。他們以文物保育的最高標準來整理遺物，手上每一件東西都是珍品，卻又未必能認得出每個物品的來歷，就會商量應該要找誰來問。有時，他們正要打電話給誰，恰巧誰就來電，要談的本來是另一些事，最終還是談到霑叔當年哪件物品是什麼來歷。
黃霑物品實在是太多太多，家人遞來一些文件檔，檔案內就是一大疊收得整整齊齊的手稿，有時是一大疊書信：「我們常常說的『煇黃』時代，一看這些書信就知道，他們真的親如兄弟，是真兄弟。」說的「煇黃』就是顧嘉輝與黃霑。
吳俊雄｜在香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多年，長期關注流行文化和香港社會發展。曾出版《普普香港：閱讀香港普及文化，2000-2010》（合編），及《此時此處許冠傑》等著作。近年為「香港記憶計劃」製作了「黃霑書房網站」，和替香港電台主持播音節目「粵語長片重出江湖」。
當中亦有一批已褪色的傳真感熱紙張，上面的字體已難辨認。「亦有Romeo Díaz——即是戴樂民這位菲籍音樂人的書信。」他與黃霑當年有非常緊密的合作，例如討論《男兒當自強》應該用哪種風格的曲式，在書信裏就讀得到：「像後來他與雷頌德的合作，同聲同氣，什麼都可用電話解決，就不會有這些珍貴的材料。可以說，幸好他們需要以書信來溝通，我們才讀到這一批作品的創作由來。」這批英文書信需要翻譯與分類，創作痕迹都留在《保育黃霑》套裝書裏。
保育建築是一方面，保育一個生命，我們就要努力學習。
還有一大批從未曝光的數碼錄音帶（Digital Audio Tape，簡稱DAT），由於磁帶大都打結開花似的，他們又需要花時間整理：「做到某一段時間，我是需要閉關，認真想想：有這麼多東西，到底要怎樣分類來處理才對。」例如人人都會唱的《世界真細小》手稿，他早就知道是霑叔為迪士尼巡迴做的翻譯填詞作品，卻原來還有更多尚待流傳的詞作，又或從未發表過的作品，這些巡迴本來會演繹或未唱過的中文歌詞，又成為「黃霑書房」要分類的珍貴內容。
吳俊雄試過不同的分類方法，其中一種就是為每個手稿、書信、作品、物品等做「好像今日大家都會用的hashtag」，甚至會做完整圖表。例如「星島業餘歌唱比賽」，他與周梁淑怡都有參加，互相有提到那段日子：「一封信是寫給周梁淑怡的，他在專欄又有幾篇文章又提過周梁的」，他們就會為這批材料起tag；到了一定的儲藏量，就拿出來對照，看看到底有關周梁的原來已經有幾十則，就組織起來，看看怎樣編選整理。這些瑣碎而每個微小步驟都那麼重要的工作，與「成書」階段還有很大的距離。
霑叔與香港歷史緊扣，可以說，與歷史有關，是因為香港社會給他機會，令社會更開放。
最令吳俊雄感到苦惱的，是傳真感熱紙；他怕讀者不知道什麼是「傳真機」，細心地解釋：「即是現在購物時經常收到的單據」那種感熱紙，它上面的文字是有期限的，過了一段日子就會消失。「文物傳真紙如何救？要照燈，亦要用PS。」這種文物簡直是整理者的大敵——它裏面可能是很重要的資料，又可能是無關痛癢的信息；根據他們採用整理文物的最高標準來看，手邊這一大疊無字天書，每一張「白紙」，他們都有責任把它們「還原」。而手稿和其他書信就要除釘。「有些書與紙會有蟲，更有許多影帶未曾出街（發表）的。」
「黃霑書房」團隊做了許多調查與研究，終於運用PS來「還原」——在CMYK之間逐一選擇，有時要用青色才看到原文，有時用紅色，每次掃描與還原都花很大的氣力與很長的時間，而且要每字細察字迹，辨別那些文字是在寫什麼，然後為每張紙做分類：「不能不做，亦不能不這樣做。」
吳俊雄在訪談中常常提到「霑叔有幾千萬字」，我們當然知道「幾千萬」在這裏是形容「多不勝數」，不過像他們這種連「白紙」也不放過的態度，再看黃霑從不間斷的專欄寫作與各類廣告文案創作，從概念、實踐到回饋，說不定真的有幾千萬字。
像重遇一個人，他稱不上是你的熟朋友；最後，卻因這些文字而成為老友。
2004年至今，出現許多回顧黃霑生平的文章與研究；吳俊雄從流行文化研究的教學工作到親身整理霑叔遺物，得出一個較容易令人記住的說法——50年代吸收，60年代成人，70年代發放。「霑叔與香港歷史是互相交織的，他既是歷史見證者，也是時代的參與者、推動者。」吳俊雄自1950年代說起：黃霑少年時代已經是個出色的表演者，他的口琴技巧早就達到一流境界，經常參與電台演出，當年已遇見過許多來自上海的音樂大師，見識影響香港早期流行曲的一群奠基者。同時，香港發生的許多事件，例如家在深水埗的黃霑，就寫過1953年聖誕夜遙望石硤尾大火一直燒，燒到巴域街才停止，而他家正好就在巴域街前，如果再燒下去，就燒到他的家，真如他寫過的，大火燒到他家門前。而他目擊的這場大火，成為香港房屋政策基礎的關鍵事件。
書名｜保育黃霑（一套五冊）
作者｜黃霑
編者｜吳俊雄
製作｜黃霑書房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第一冊：《黃霑看黃霑》｜放大黃霑早年的身世，在他身上慢鏡頭重播香港本土文化形成的經過，記下香港平民的集體前傳。
第二冊：《黃霑與港式流行》｜重新嚴選黃霑有關流行音樂的專欄文字，理順次序，對焦「製造港式流行音樂」的過程和奧秘。
第三冊：《黃霑書房 — 流行音樂物語》｜整理黃霑手稿，忠實呈現他的足跡，還原一段本土歷史的面貌，為如何在香港做好文化保存，提供線索。
（附錄）第四冊：《黃霑年輪》｜將黃霑的生平，以及同代的社會和流行文化大事，以編年表的方式呈現，折射大歷史和小人物在香港曲折的交往。
（附錄）第五冊：《黃霑音樂創作全紀錄》｜由黃霑的歌詞手稿、電影上映和唱片出版的資料集合而成，按年份展現，是目前有關課題最完整的紀錄。
至於他為什麼會在電台遇上那麼多的音樂大師，全因當年一大批避亂的文化人，從上海來到香港，一如他當年如何從廣州來到香港。那一群人，那一段歷史，簡直是「印在他身上」，「他與歷史的因緣很深，而他又能像海綿一樣吸收前輩的養份」，其後把它們繼承下來，轉化為自己的創作。在文化養份方面，他早就投稿《中國學生周報》，亦深得「50年代香港文化上的精華」，文字工夫早就確立下來。到了1960年代，香港電視媒體有普及化的趨勢，廣告創作有很大的需求，粵語歌曲亦漸受重視，黃霑工作愈來愈多，可說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包。
他的辦公桌，有口琴，有放大鏡。後面一樣有書架，放他寫博士論文的手稿和參考書。當年他來旁聽我任教的流行文化課，從中看到他真的是個好學生：參考書不止看一次，而且會在書頁寫滿意見，意思大致是「點解啲人咁寫」、「點解要用咁難嘅野寫出來呢」。他寫論文是反轉原稿紙來寫的。
他開始將時代離亂得來的體驗，用在廣告創作方面，將那些能量轉化為正面的創作能量，從主題曲到歌舞劇，一一發放給香港社會，同時在香港社會亦給他很大的迴響。1970年代「兩個就夠曬數」的廣告歌、《白孃孃》歌舞劇《愛你變成害你》這支國語歌，還有他筆下的「不文集」。「在他之前，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讀中文出身的人，會大講粗口，又會（公開）寫這些。」吳俊雄形容他為人、為文與公開的言談，都為香港注入了很不一樣的動力，甚至可說是為香港奠定一種思想開放與包容接納的態度。
一講時代交織，必會提到《射鵰英雄傳》、《狂潮》、《家變》等劇集主題曲：「他做了許多個第一次，都是屬於這個年代的歌。」至於怎樣整理這麼豐富多變的黃霑，他提出了一種方法：「如果將他生平每十年劃分，可以稱之為『年輪』。」
在工作期間，書房曾發生「靈異事件」，例如發現文章有些問題想找人問，書架就會有一本書跌出來……
黃霑的出現，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香港社會裏，破除了多種典型，令社會更包容，更開放。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不管是什麼言語、什麼內容、什麼態度，一經霑叔演繹，整件事就「很香港」——香港常以打破階級觀念與定見為一種成就的地方，精巧乖張不再是貶義詞，靈活多變更是醒目仔的性格特質，這可說是都有來自黃霑特質的文化認同？
2005年年中，黃霑家人跟吳俊雄說，他有許多許多剩下的物品，不知怎樣處理；看看如何處理。黃霑的家好多好多書。他家門前有個佛像，佛像兩手朝天。家居陳設簡單，最特別的就是每個地方都是書架，每個地方都是書。走進他平日工作的書房，書就更多。
黃霑最特別的一點是，自己寫過學術分析。他寫的是1949-1997年間香港流行音樂，在課上用理論、用西方對流行文化的分析。「其實，霑叔上課時都已（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說）有點不高興；回看這幾十年，證實（這門學派的學說）不能盡可套用。它的觀點單一。在香港的資本主義都有不同面貌，創作人在當中的位置也不是扯線公仔。」至於論文為什麼沒有出版，「有次我問他會不會出版」，他表達的意思就是覺得這論文寫得不好。「開頭是很好的，慢慢愈來愈薄，有兩個原因，一是病，二是近——最親近的，最難寫。」近是指研究對象總不能避開自己，而自己明明又不是學說裏的那種歸類。「現在整理出版剛好就為論文建起一個骨架，可以說論文的編輯節錄，到了另一本就是它的血肉，充滿着論文難以包含的細節。」何況在香港談創作，是要「講求年代、條件與因緣，有時好，有時不好，要分析條件」。至於學者學術與創作人實踐，可互相印證，也可互相否定。發生在黃霑身上的則更複雜。相信這需要讀者與學者一同努力，從《保育黃霑》再發現一些事情才可說得準？
後記：7月9日上午，沿三聯書店為我約見的地點，穿過校園的保安群，找到吳教授辦公室。早在高中時代已在讀梁款，專欄報角或是文化雜誌，都有他的精彩文字，帶給我們觀察流行文化的方法，在最親近的歌曲與符號，找出文化身份的線索。來到辦公室前，他的門半開着；叩門進去打個招呼就開始訪談，談了大約四十分鐘，像上了幾堂課。《保育黃霑》花十數年時間完成一個階段的工作，其實還有大量材料在整理。這套書列入出版社今屆書展重點書籍，相信亦將會是這十年以來最重要的結集整理，「沿途在 修理着熄了的曙光」，尤其創作自由正受挑戰的時刻。或者，我們就從閱讀黃霑出發，認識那一段香港歷史，看看創意可以幾時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