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騎劫夢工場》 金正日是出色的電影人?

撰文:何阿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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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強人、獨裁者好像也有一鋪電影癮,對電影的迷戀與一般影迷無異。
希特拉正是一位狂熱影迷,他特別鍾情迪士尼出品的動畫,為當時的女角色神魂顛倒,更傾全國之力,請來他非常敬佩的女導演拍成納粹宣傳片,也當上了主角。
有說毛澤東晚年得白內障,身邊人為免他病情惡化,也勸老毛少看書,反之引進不同電影給老毛欣賞,凡是來了好電影,往往文件也不理會便走去看(實有轉移視線之嫌?),他特別喜好李小龍,邊看邊鼓掌,連說:「功夫好!打得好!」

申相玉與崔銀姬被綁架後,被逼幫金正日拍戲。

芸芸「獨裁者影迷」當中,金正日可說是當中代表,有幾件事可以引證這位已故北韓領袖,對電影藝術有多執着。金正日有一個媲美資料館規模的電影資料庫,內藏過萬部電影,相對他們反美的國策,金氏的電影喜好偏向荷里活娛樂大片,尤其深愛007系列,要知道當年並沒有影碟,收藏的必然是菲林。另外,金正日在電影理論方面也頗有造詣,曾著《電影藝術論》一書,講解他理想的電影模式,高舉「電影應該融合了崇高理念和激昂的熱情」。還有這樣一件事,為了改善北韓電影工業,在1970年代尾,他下令手下先後綁架韓國著名影星崔銀姬和導演申相玉。

離奇綁架案始末

在香港上映了一段時間的《北韓騎劫夢工場》(The Lovers and the Despot),正是講述這一段電影史上最離奇的綁架案,崔銀姬與申相玉是1950至1960年代亞洲地區最具名聲的影壇夫妻檔,整個電影生涯裏,前後合作20多部作品,但至1970年代事業下滑,加上兩人離婚(1983年再重婚),也面對朴正熙的獨裁統治,韓國電影受到政府的嚴厲審查及干預,變相令自由派的申相玉被打壓,兩人事業雪上加霜。1978年,離婚後的崔銀姬,受邀約到香港與神秘女富商見面,但背後原來是北韓特務設局綁架了她,申相玉前往香港調查期間也被捉走。金正日的盤算,是借助二人在國際間的名聲和電影技術,並提供豐厚的資源、最高級禮遇,以教育和改革北韓電影的狀況,如果不是以非正常方式「邀請」他們,對於電影人而言,這樣的條件是相當大的誘惑。二人在北韓被禁長達八年,獲得對方的信任,留下的七部電影製作,也為北韓電影蜚聲國際,但榮譽並不能籠絡二人,結果,他們於1986年參加柏林影展期間,逃到美國大使館。

金正日被崔銀姬的演技與氣質深深吸引,不惜要綁架她。

錄音真偽難辨

可惜的是,整部電影似乎只能聚焦在綁架的經過,當中細節確實是巨細無遺,更重演了綁架過程,不過二人在北韓期間的經歷又如何?申相玉早於2006年離世,崔銀姬就成為唯一證人,但這位證人一點也不願意公開當中細節,令訪談變為流水帳。導演其實早已告知觀眾,在戲中一位受訪間諜多次強調錄音的真偽(電影其中一個賣點正是罕見的金正日錄音),但當導演要求提出證據時,也只是反覆提醒我們只要相信他的說話,事情已經夠撲朔迷離,無法提供更多角度供觀眾參考,是受訪者還害怕北韓當局而不願透露更多,究竟還隱藏了多少真相在背後? 在往後發展的選材上,也順理成章把事情濃縮得無比簡化。

電影也沒有提供韓國電影(不論北韓還是南韓)的相關資訊,特別是戲中兩位影人地位有何重要,因為這反映了為何金正日要捉拿二人?除非是老影迷,否則對大部分觀眾而言,二人的名字甚為陌生。申相玉與林權澤、金綺泳是戰後重要的韓國電影人,後兩位早已在當地被視為大師級人物,受後輩如朴贊郁、洪常秀所推薦,很多人都推崇申相玉是南韓電影工業的奠基者,在1950至1960年代主導南韓電影風潮的重要旗手,更創下一年內拍15部電影的驚人紀錄,二人合作的《房客與媽媽》、《地獄花》和《成春香》也被選入為韓國百大電影,申氏的電影生涯更觸及不同亞洲地區,和香港甚有緣分,1960年代,他曾與邵氏電影公司合作,拍攝李麗華主演的《觀世音》。

不過電影也提出了一點有趣的角度,背後藏着一位對獨裁者心靈的窺探。究竟金正日為何對電影如此迷戀?是否與他童年經歷有關?而申和金在這些秘密錄音中,二人惺惺相惜,金正日曾自言:「如果我沒有成為政治家,肯定是個出色的電影人和評論家。」,導演和獨裁者這兩種身份,是否令二人關係得以走近的原因,從有限的資料和報道中所得知,金正日也非常信任申崔二人,過去對一切事都過問的人,惟獨製作電影時,近乎放手讓他們製作,對他們全力支持,所以二人能離開北韓參與國際電影節,與這份信任也有關係,也變相令他們有逃走的機會。

對於這樣一位從不信任身邊人,對一切有所猜忌的獨裁者而言,這種關係會否更令人感到意外?崔銀姬近年接受訪問時,透露當年違反金正日的信任,其實深感悔疚,而他們在旁人眼中,非常合理的「叛變」,又如何傷害了獨裁者的心?

改革朝鮮電影第一人

金正日所寄望的電影改革,只是發生在短短數年內,因為叛變事件,他轉移更多心力在軍事發展,究竟申相玉與金正日合作的電影計劃,對北韓電影以至當地社會可有改變?《北韓騎劫夢工場》也沒有提供到任何資訊,或者這是另一個更為有趣的課題。

事實上,要了解北韓電影也相當困難。這共產大國在申相玉來臨前也有風光時刻,1972年製作的《賣花姑娘》,就在中國以至其他共產國家大受歡迎。寫過北韓電影歷史的影評人Johannes Schonher,曾形容申相玉為北韓電影製作帶來改革:「他能夠將陳舊的朝鮮宣傳電影,轉化成偉大的作品。」但現今要看到申相玉在北韓時期的作品也相當困難,筆者也只能看到後來成為cult片迷談論的怪獸電影《平壤怪獸》(Pulgasari),與日本知名的哥斯拉類近。事實上,申相玉在拍攝之前,找來製作哥斯拉的攝影和特效人員協助拍攝,雖然對北韓的電影類型和製作質素來說,已經是一大進步,但電影始終也離不開主旋律,亦即宣傳政治理念的作用。

逃出北韓魔掌後的申相玉,也持續製作電影,開展了晚年的電影生涯,最後更移居到美國,在當地製作了兩部電影,但已不復黃金時期的視野與質素。是綁架案令他失去了創作力?還是他難以適應萬惡的資本主義市場?如果他們二人還留在北韓,兩人的電影生涯,在金正日的支持下,又會怎樣發展?

紀錄片能披露真相?

自各種脫北者的報道、書籍在香港大熱後,觀眾對於有關北韓的影像也相當好奇,更衍生了相關電影節,甚至近年有發行商引入不少相關紀錄片在港上映,但事實上這些電影所提供的資訊也大同小異,面對《北韓騎劫夢工場》那樣的問題,以上年公映多時的《洗腦遊戲》(The Propaganda Game)為例,導演嘗試跳出英美論述的框架,以導演個人親身深入北韓,記錄遊歷過程,但一切結果明顯看出是官方安排,更為諷刺的結果反而是導演本人認同官方資訊,變成被「洗腦」的奇怪局面。同樣上年在港上映過的《幸福北韓》(Under the Sun),是筆者較為欣賞的一部,創作者看似完全配合官方政策,拍攝北韓女孩金美排練大型演出的過程,強調北韓人生活充滿歡樂,從心裏敬畏金氏皇朝,不過導演也特意在影片中保留了攝製過程前後的人物狀況,以及一些NG鏡頭,因而在官方式笑容底下,洩露一點點北韓人的想法。

但上述兩者也因為當局嚴密的監視,無法突破我們對北韓的想像,我們也難以從官方口中獲得更真確的資訊,監控和突破之間角力,也不停在各種與北韓相關的影像、書籍中發生。觀眾除了滿足好奇心,也會打醒十二分精神來觀賞眼前的影像,我們知道一切都是受控,就像平壤示範北韓繁榮的作用一樣,一切都是假象,甚至會先入為主懷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為陰謀,不論官方、被拍攝對象、創作者,還是觀眾,也同時參與了這場「扮演遊戲」。除非鐵幕倒下,否則我們難以踏前多一步去窺探這個神秘國度。但如何才可打開這缺口?這不是電影所能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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