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來稿】《黑鳥》——永遠的理想主義者

1984年，恰好與佐治奧威爾筆下的「Big Brother」世界遙相呼應，一班面對紙醉金迷的香港社會徬徨無助的知識青年遠赴威尼斯，參加由意大利安那其（Anarchist）組織舉辦的研討暨音樂會。成員之一郭達年坦承那次旅途使他懷上了名字叫「理想主義」的孩子，真正認識到原來表達心中所念所想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
郭說那是個難忘的一週，不分白天黑夜，意志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們或縱情高歌，或揮汗如雨地跳舞，或忘我搖滾，或恬靜悠揚的鄉村旋律，各自只管努力著試圖打破音樂與藝術的侷限，使出全力向充斥虛偽、不公義現象的世道咆哮宣洩。

【編按：本文為作者在觀看「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黑鳥》（Blackbird，沒有導演，1987）後特意撰寫之影評。以下內容或含劇透，逃生門在此。】

文：霞飛路賣報君

郭達年如私密絮語般的旁白讓這場歐洲之旅備添一份自省和反思的深刻意涵。究竟應該重拾夾Band初衷，抑或繼續在出版業的泥濘中掙扎求存？在經歷西方自由文化的洗禮之後，達年下定了決心，黑鳥樂隊就此誕生。這麼一支由狂熱的理想主義者組成的樂隊，沒有過人的唱功，一出道便飽受評論界的批評與不屑，又談何透過音樂來扭轉香港社會荒誕滑稽的價值觀呢？他們回以行動給出力道十足的答覆，那就是用心去玩音樂，只要能夠唱出自己的真情實感，總會有知音願意駐足欣賞。黑鳥樂隊在多間大專院校以及基層社區（東方紅音樂會）舉行多番巡迴演出，原來有很多年輕人也跟他們一樣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搖擺不定，郭達年沙啞的嗓音真切地唱出了這群孩子對未來的焦慮不安，樂隊因而深受廣大學子歡迎。

1989年，時值樂隊高峰，六位主要成員（郭達年、Cassi、李繼堃、莫昭如、湯時康、劉銘培）更憑藉滿腔熱血，懷著一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搖滾之魂高舉「人民必勝」的偌大旗幟，用永不停歇的高亢歌聲支援遠在千里之外，如火如荼的六四北京學運。選擇在黑夜的死寂中放聲歌唱，這群為樂而生瘋子們的前途注定不會一帆風順，政治打壓，場地經費不足，乃至成員間理念不合等問題令黑鳥樂隊二十多年的香港獨立樂壇生涯起起伏伏，最終亦不得不咬牙含淚接受歷史車輪的無情碾壓。

然而，即使面臨被迫解散的命運，直到現在，郭達年始終沒有放棄對於理想主義的那份執著，黑鳥這支樂隊是沒了，但九十年代的它卻成功將「文化實踐」往下滲透，傳遞到普羅大眾的心坎裏去，且影響到未來香港獨立音樂的發展，單就這一點來講，為理想傾注所有的郭生等人創造了專屬於黑鳥時代的現實，毫無疑問是值得後來人去銘記的。有能力在無盡黑夜之中自由翱翔的鳥兒，靠的不過是一種信念，一種打不死的堅持。

《黑鳥》是一部「沒有導演，沒有編劇，沒有剪接」的紀錄片，率性自然的攝影風格，事先不定劇本大綱，過場剪接的突然性甚至會讓觀眾一時無所適從。電影的出現並非只為了表現某位導演的情緒起伏，而是反映一個時代的人民在自主思維和現實之間不斷進行的拉扯與抵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黑鳥樂隊的異軍突起有其社會必要性，美好理想與殘酷現實的巨大落差令當時迷茫的年輕一代急切需要慰藉，而黑鳥的特立獨行及其自身潛藏的反叛因子（樂隊成員均戴上用報紙自製的面具，嘴巴全都貼上交叉封條，極具叛逆意識）與渴望自由高飛的年輕人一拍即合。所以《黑鳥》由群眾中來，最後也要回到群眾中去，就好像郭達年在八十年代信奉的共產左翼思想一般，諸如導演、編劇等形式上之稱謂存在與否似乎也就變得不再重要了。

映後談的郭達年是個十足真性情的藝術家，完全能夠代表黑鳥樂隊的獨立精神。回溯久遠的記憶，郭生坦言八十年代對「Big Brother」的恐懼，因而想以搖滾文化為利劍對抗步步進逼的極權主義陰霾，「沒有解放的文化，就沒有解放的社會」，郭生一直堅持的理念，二十多年風雨不改。他甚至語重心長告誡當下進行文藝創作的後輩們，在對抗外界的敵人之前先得打敗內心的「勁敵」（懈怠、排斥的自我），拆毀與人構成隔離關係的高牆，這樣才能將自己的所感所想化為神采飛揚的文字或動聽可人的音符傳遞給有需要的人們，繼而有效地從根本上逐步清除社會的頑疾。

郭達年在臨走前還特意送給觀眾們兩首歌，《東方紅》和《公開的邀請》，五十多歲的黑鳥主唱，操著依舊沙啞卻飽經風霜的嗓音，聽起來更加迷人。郭生在台上獻唱的一剎那，我仿佛親眼目睹那個初次登台，滿懷激情的理想主義青年。回到現實，才第一次留意到這位曾經站在民主最前線的搖滾鬥士早已花白的兩鬢。歲月催人老，理想的火焰終將熄滅，又有誰將衣缽傳承下去？有念至此，竟無語凝噎。

（本文為投稿，稿件可電郵至iwanttovoice@hk01.com；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