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中國】中醫生死大辯論　反映的竟是中國存亡焦慮（下）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暨醫學獎頒給發現抗瘧疾藥物青蒿素的的中國中醫科學院藥學家屠呦呦，成為該獎項的首位華人獲獎者，青蒿素的發現至今拯救數百萬名瘧疾患者的性命。屠呦呦在獲獎時表示，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給世界的禮物」，今年10月22日她再次因為青蒿素的貢獻而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赤道幾內亞國際生命科學研究獎」。
10月25日全國中醫藥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指示中提到，中醫藥學包含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瑰寶，肯定中醫藥的地位。 但現時風光的中醫，將時間回溯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中醫卻面臨是一場連自己都快救不活的戰爭，地位不可同日而語。

民國中醫的存亡之戰

1929年2月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行政會議，出席者幾乎都是留學歐美日本的西醫或不懂醫事的官員，包括余巖在內，沒有半個中醫參與。結果余在會議上竟提案要求「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南京特別市衛生局長兼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胡定安（1898年─？）也幫腔道：「先父是一個中醫，設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對到底」。

最後衛生委員會竟通過《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決議取締宣傳中醫的雜誌報刊、禁止成立舊醫學校、禁止舊醫診治法定傳染病等等。但最致命的則是所有中醫得在一年內登記領照，國民政府卻又規定中醫訓練期限為五年，這無非是斷了所有尚未結業的中醫學生的懸壺濟世之路，落日條款一出，待現有的老中醫逐一凋零後，中醫便將自然消亡。

這樣的法案通過後，立刻炸出全中國中醫界憤怒的聲響，281名中醫代表雲集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打出「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反對廢除中醫」等口號。神州醫藥總會成立者之一的包識生（1874─1938年）痛斥道：

中醫是國醫，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怎麼能夠唾之為封建迷信，怎麼能夠唾之為是舊醫呢？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們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員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需要。我們要誓死保護中醫藥！

各地商鋪、報館、藥業工會、甚至南洋華僑也都紛紛給予支持。最後在龐大的民意壓力下，國民政府才不得不宣示取消該議案，但衛生部竟聲稱「查中醫一案，本部力主提倡……並無廢止中醫中藥之說」，彷佛忘了通過廢止中醫案的主管機構究竟是誰。

不過，有廢止中醫之心的國民政府，又緊接著在1929年4月由教育部公告：

查現有之中醫學校，其講授與實驗，既不以科學為基礎，學習者之資格與程度，亦未經定有標準，自未便沿用學制系統內之名稱，應一律改稱中醫傳習所。

這種說詞聽起來冠冕堂皇，但國民政府一面拒絕明訂中醫課程和學系，一面又指責民間中醫學校不夠科學化，故要予以降格，因此又惹起中醫不滿，蔣介石遂下令撤銷。但教育部和衛生部竟又呈文給行政院，主張既然不能叫傳習所，便改作「稱為中醫學社，俾成為學術團體……非擯棄中醫於學校系統以外，實欲中醫有自由發展之機會，不受教育規程之限制」，但對於這樣的內容，行政院居然採納並通令推行，致使中醫地位跌得更深更重。

雖然中醫界後來改變戰術，改要求國民政府設立國醫館、再附設國醫學校，藉此令中醫教育得以不輟。接著再推動立法院制定《國醫條例》，期許替中醫爭得與西醫平等的法律地位，畢竟西醫早已有《西醫條例》保障權益。結果立法院雖於1933年更名為《中醫條例》後准允通過，但力主廢中醫的行政院長汪精衛竟悍然拒絕頒行，遲至1936年才在各方壓力下公佈。揭露當時國民政府打壓中醫，罔顧民意、知法卻不守法的情況。

對於這種長期備受打壓的處境，中醫郭鴻傑在1933年〈改進國醫與醫育法權〉裡描寫得非常透徹：

鼎革以來，一切政事，總以外國為取法，視本國數千年固有之學術文化如蔽屣，於是西醫西藥，亦乘機而東侵，乘假且篡奪其醫政，遂使堂堂中華民國教育部、衛生署之醫事教育衛生行政一切法權，如醫學校也，醫院也，防疫條例也，俱為西醫而設想，撲滅國醫之陰謀起，詆毀國醫之理論與廢除國醫之法令下，國醫之運命，幾頻於危。

這種尊崇西方科學、非難本國傳統的現象，甚至連名人梁啟超（1873─1929年）也難倖免。當梁啟超於1926年在當時醫術與設備最優的北京協和醫院開刀治腎，結果病情未好轉後，一時之間各方頗有質疑西醫的輿論，但梁啟超為了促進西醫被大眾接受，竟特地撰寫〈我的病與協和醫院〉替協和醫院止謗。但梁啟超隨後又轉身找上中醫唐天如診治，不能不說是種諷刺。

抗戰結束後，本以為將隨著社會重建迎來新生的中醫界，居然又開始遭受壓制，教育部開始取締各地中醫學校，又利用《醫師法》限縮中醫權利。直到中共建政後，中醫的處境才略有好轉。

1944年，毛澤東曾指示過：

許多人民還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依靠新醫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新醫當然比舊醫高明，但是新醫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痛苦，不為人民訓練醫生，不聯合邊區現有的一千多個舊醫和舊式獸醫，並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著大批人畜的死亡。

1950年，毛澤東又重申要「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人員」。這不僅僅是出於維護傳統，更因為當時全中國的西醫不過才2萬餘人，根本無力負荷所有人民的醫療衛生問題，因此若一味禁絕中醫或阻止他們接受新式科學訓練，絕對不切實際。

不過中醫仍在之後遇上些波折，比如195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影響下，中國衛生部副部長王斌（1909─1992年）竟認為中醫屬於封建醫，仍應予以禁絕，結果被毛澤東撤職。文革狂潮掀起後，許多老中醫又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遭到紅衛兵批鬥，部分中醫典籍也被視作「四舊」遭摧毀。

待至改革開放後，中醫的地位和教育才漸漸日形穩固。

只是即使到了今天，仍有部分人士對中醫懷有敵意，如2005年中南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學者張功耀發表〈告別中醫中藥〉一文，呼籲「以文化進步的名義，以科學的名義，以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名義，以人道的名義，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告別中醫中藥」，引起非常大風波，也顯露中醫在當代教育和學術裡的尷尬位置。

平心而論，中醫存廢論爭，相當程度上是近代中國國勢與文化自信幾近全失的產物，當時不僅是中醫，但凡一切傳統文化都成了自詡進步的人士急欲打倒的對象，連廢除中文、改寫拉丁字母、口說世界語的主張都不時出現，因此中醫存廢不單單是實用與否的問題，本質是中國文明可否獲得現代性改造進而免於亡國滅種的疑問。

不過，中醫因最貼近民生、又牽涉最多人民利益，因此蒙受的扭曲最猛烈、也最有韌性存活下來。畢竟，中醫雖然立論與現代醫學不同，又摻雜諸多古怪的無效藥方，但終歸是經歷古人幾千年實踐和探索的智慧結晶，客觀上也是保護中國人口增長的助力，因此不能一概抹殺，更不能片面「廢醫存藥」，因兩者實乃一體，醫無藥難立、藥無醫難施，無論就歷史或醫學價值而言，中醫都具有相當重要的貢獻，中國文化亦是如此。

回顧那段激烈交鋒的鬥爭，除了顧及中西醫間的利益與學術衝突之外，更可以從這些言詞歷史中感受當時中國人民內心深刻的亡國滅種焦慮感，而這股焦慮更是改變近代中國走向的根本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