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疾疫當前 為何偽藥與偏方謠言總禁絕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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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後,搶救的速度有多快,有關哪些偏方甚至偽藥可防治的謠言誕生速度就有多快。譬如近期日本就因盛傳花崗岩、玄武岩可殺菌,導致買家們高價搶購;中國則特別建立聯合闢謠平台,澄清諸如沉香可預防新冠病毒、光催化設備能殺死病毒之類的荒誕流言。

其實偽藥與偏方的出現幾乎與正規醫藥一樣古老,畢竟不是人人都有條件或財力享有嚴謹的醫療服務。

對於層出不窮的防疫謠言,中國官方致力澄清。(微博@平安重慶)

中國古代為了統一用藥規格與推廣醫療,自北魏宣武帝(483─515年)在位時,便「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向地方郡縣頒布30餘卷醫書藥方。唐玄宗天寶五年(746年),也將《廣劑方》裏的重要方子榜示於地方:「特念僻逺之家,未能繕冩,閭閻之內,或有不知……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録,當村坊要路榜示」。

即便是在兵荒馬亂、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國,後梁太祖朱温(852─912年)也不忘下詔「凡有疫之處,委長吏檢尋醫方,於要路曉示。如有家無骨肉兼困窮不濟者,即仰長吏差醫給藥救療之」。宋朝對於醫事的詔令更是有增無減,且編纂醫藥類書的規模遠邁前代,比如《神醫普救方》、《太平聖惠方》、《簡要濟眾方》等都是頒行地方傳鈔的醫書。由此可見中國歷代許多執政者視民如傷的使命感,絕非全然「何不食肉麋」的顢頇政權。

可惜立意再好,在交通與信息流通不便,以及利益驅使下,偽藥偏方仍層出不窮,連藥鋪也罔顧人命以假亂真,北宋黃庭堅(1045─1105年)就曾痛詆過這種亂象:「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貴則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因此宋朝特別設立和劑局與惠民局,以價廉質優的醫藥施救百姓,意欲杜絕「假偽售真」的流弊。

不過這仍消弭不了廣大百姓對偏方偽藥的誤信,更斷不了庸醫牟利的念頭,因此南宋高宗(1107─1187年)在位年間,竟還得下旨告誡:「訪聞今歲患時氣,人皆緣謬醫,例用發汗性熱等藥,及有素不習醫、不識脈證,但圖目前之利,妄施湯藥致死者甚眾」。連和劑局與惠民局也因監督不嚴,發生「藥材既苦惡,藥料又減虧,稍貴細藥,則留應權貴之需。四局所賣者,惟泛常麄藥,缺者多而贖者亦罕」的弊端。試問,若連官署都為了省錢與優待權貴而帶頭調製偽藥,百姓的醫療水平又如何改善得了?

宋朝刊行過不少醫書與創立藥局,意欲向民間普及醫療。(搜狐網)

清末民初之際,中國傳統醫藥在西方科學的衝擊下頻遭質疑,偽藥與偏方歪風也乘着政府失能分裂的時機,與資本主義的列車更瘋狂流播。譬如華洋雜處的上海灘便充斥不少劣藥與造假廣告,不是號稱可戒鴉片癮,就是標榜改良人種,或是假託歐美所製以哄賺消費者。比如華益大藥房推銷的「衛生補元汁」,就聳動地宣稱「此汁乃本藥房獨得之秘方,由七國卒業文憑醫學生所授,經東瀛國手暨孟河良醫陳君化合察究,咸稱無上妙品」。更甚者,還有如香港屈臣氏藥房公然於《字林滬報》上,刊登廣告宣傳擁有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等晚清名臣贈送的匾額,藉以自抬身價,與當今利用名人渲染效果的手法如出一轍。

不過比起資本主義發源地的歐美國家,中國的這些亂象還算不上什麼。自稱「響尾蛇之王」(Rattlesnake King)的美國牛仔克拉克.史坦利(Clark Stanley),振振有詞地介紹自己曾向印地安霍皮族(Hopitu-shinumu)學習秘術,獨家調製的「蛇油」(Snake Oil)可治療關節炎與任何疼痛。結果1917年美國政府調查他的產品後赫然發現,當中沒有任何一滴蛇的成分,反而有牛肉脂肪與紅辣椒,故下令予以罰款,也讓「蛇油」從此成了歷久不衰的詐欺代名詞。

還有曾擔任過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的勒布朗(Coozan Dudley LeBlanc),在競選州長失利後改行賣藥,將維生素B、維生素C、蜂蜜、酒精混合後包裝成名為「哈達科爾」(Hadacol)的新藥水,號稱可治療高血壓、關節炎、哮喘、糖尿病、心臟病、肺結核等,簡直無所不包。透過便捷的交通與媒體,向全美國巡迴推廣這藥水,並付錢做了許多誇大廣告,曾有一度是僅次於可口可樂公司的美國第二大廣告用戶。

1949年廣播電台播出了使用者的「親身體驗」:「兩個月前我不會讀寫。但我喝了四瓶哈達科爾後如今正在教學學校」;或是「我以前無法跨過圍籬,也無法在沒有輔助下從椅子起身,但從我服用八瓶哈達科爾後,我可以自己綁鞋帶,也感覺能跳過六呎高的圍籬與不顧一切」。如此荒誕不實的「證言」,卻風靡美國大地,使勒布朗靠着每年數百萬瓶的銷售數字躋身大富豪的行列。

雖然勒布朗後來因財政拮据而迅速將公司脱手,但諷刺的是,並非大眾發現「哈達科爾」療效不實致使銷量下滑,而是因為勒布朗沒繳65萬美元以上的税金與積欠供貨商220萬美元,接手的買主在發現爛攤子後不得不宣告破產。至於勒布朗本人則全身而退,絲毫沒因公然傳謠虛假藥效受過半點法律罪責,十足地呈現資本主義的荒謬。

無論古今中外,偽藥偏方的出現既代表人民對疾疫的無助、對缺乏有效醫藥的另類控訴,也代表對私心私利的追逐,甚至不乏有心人士刻意混淆視聽,故難以消滅。加上現代傳媒發達,真假信息四處流竄,人類的理性實在敵不過陌生病毒散播的恐懼感與資本利益的侵蝕。而要如何制止這類歪風,恐怕仍須政府強而有力的治理體系方能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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